想要成为疫后恢复最佳国家？澳洲政府仍须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

近期，美国拜登政府不断提出“加税”计划，不仅提出要提高富裕阶层的资本利得税，并且倡导全球设置“最低企业税”，倒逼其他国家加税。

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指出，为消除企业发展的障碍，大企业实施 30％的企业税率过高，应降至25%，与规模较小公司的企业税率保持一致。

在新冠疫情经济复苏的政策蓝图中，经合组织鼓励增加跨境劳动力流动，实现劳动力和资源重新分配，以推动成长性和创新性公司的发展。

尽管澳大利亚管理疫情和经济复苏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根据经合组织估计，相比表现最好的国家，在疫情前，澳大利亚的生产力落后了15％。

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报告《走向增长的2021年：塑造充满活力的复苏》，虽然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支持；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必须解决增长的结构性障碍，以确保实现长期繁荣。

税务和职业许可改革要并行

经合组织呼吁进行税收改革，实现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向土地和消费税的转移，包括扩大商品和服务税（GST）。

经合组织指出，相比消费税，较高的所得税更不利于经济增长。并认为，大型企业的企业税率应与中小企业保持一致，实施两种税率的系统可能会扭曲企业的结构以及它们围绕税率门槛的行为方式。

根据前自由党领袖特恩布尔（Turnbull）政府于2018年达成的一项妥协，营业额低于5000万澳元的公司适用税率为26％（7月降为25％），而大型企业的税率为30％。

经合组织表示，用经常性土地税代替房地产购买的印花税（新州财长多米尼克·佩罗特（Dominic Perrottet）正在推行的改革）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复苏。

与此同时，其最新报告警告，澳大利亚的商业活力在疫情之前已有所下滑，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年轻”企业的就业损失最为严重。

因此，为了在日益数字化的经济中促进业务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各国政府应立法并扩大各辖区职业许可证的互认，这将“促进劳动力流动、增加就业的机会和竞争”。

联邦和州政府已同意更好地协调工作注册，以方便人员流动，并加快实现就业，包括房地产经纪人、美发师、教师和数百种其他职业。

经合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高级官员丹·安德鲁斯（Dan Andrews）表示，为了实现疫情后更为持久和包容性的复苏，支持人员流动和公司重组的政策至关重要。

“如果新冠疫情导致发生永久性的人类社会行为改变，例如远程办公和更少的商务差旅，那么经济的某些部分将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压力，例如为CBD工作场所提供服务的工作。”

“在那种环境下，限制流动性的政策扭曲（例如严格的职业许可制度和印花税）成本将变得更为昂贵。”

经合组织的报告还显示，不少创新性公司发现，在诸如丹麦等职业许可证覆盖率较低的国家，吸引工人要容易得多。

“鉴于联邦财政部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生产力下降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从低生产率企业到高生产率企业的工人流动性下降，因此，职业许可改革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将增加劳动力流动性

重要的是，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增长一直与经合组织中表现最佳的国家仍有距离。

尽管本地就业率在疫情之前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但是，就收入不平等而言，相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的状况稍差一些。

针对报告提出的问题，联邦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表示，政府正在努力通过一项自动统一互认计划来实现24亿澳元的经济增长，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为想要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工作的人员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项改革将直接惠及超过12.4万名当前跨境工作者。同时，在改革实施后，将有另外4.4万名跨境工作者有望从中获益。

经合组织其他经济建议

除了税务和劳动力，经合组织此次的报告也针对其他经济发展方向给出了建议。

关于气候变化，虽然经合组织承认碳价政策将是最佳政策，但该组织也提出，澳大利亚应实施其他在这一领域更具实施性的政策。如在2050年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通过和实施2030年国家能源政策框架等。

“通过改善充电基础设施、配合市场定价机制来进一步增加发电系统中可再生资源的份额，在推动运输电气化领域大有可为。”

“改善对水资源，取水和水质的监测，并解决农业造成的水污染问题，将有助于在环境用水和消费用水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在更广泛的企业改革方面，经合组织敦促各国政府促进竞争并改善监管条件，鼓励继续采用国际产品标准可减少官僚主义造成的繁文缛节，继而让更多有前景的企业扩大和重新配置业务，抓住新的机遇。

从研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以及企业的直接政府融资方面，澳大利亚在经合组织中有些落后。因此，经合组织还建议，为了缩小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澳大利亚可以采取企业和激励措施，以增加研发支出。

推进直接企业研发融资、制定政策引入更多的私人研发投资，均可实现长期的增长潜力。也可以通过加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

总之，对于澳大利亚政府而言，现在可能是改变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好时机，但问题是政府有否意愿进行彻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