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正如何改变全球媒体格局？（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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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天，在全球边境关闭之前，一家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向其成员就一个在非正式谈话中不断出现的话题征求讨论：中国在做什么？

它惊讶地发现这一话题涉及的范围之广。来自几内亚比绍这样的小国的新闻工作者应邀与中国同行签署协议。中国政府的宣传报纸《中国日报》不但以英文发行，还有了塞尔维亚语版本。一位菲律宾记者估计，菲律宾新闻专线中超过一半的报道来自中国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一家肯尼亚媒体集团从中国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后来解雇了一位专栏作家，他写了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文章。秘鲁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好斗的中国政府官员的强烈批评。

在每个国家，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局部现象，但综合起来看，像是一个庞大的拼凑而成的战略，以创造一个像BBC和CNN等媒体主导的全球新闻媒体的替代选择，并将中国资金、权力和视角输入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媒体中。

但是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中国计划如何利用这个新权力？

定于周三由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发布的另一份报告给出了答案。该组织是新闻业的工会联合会，总部位于布鲁塞尔，其使命使其对全球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具有全局视角。该组织与我分享了一份副本。它雇用了第一份报告的作者林慕莲(Louisa Lim)对54个国家/地区的记者进行采访。林慕莲曾任NPR北京分社社长，现在是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高级讲师。采访“揭示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已部署的现有媒体基础设施的启动，”她在报告中写道。“随着大流行开始蔓延，北京利用其全球媒体基础设施，在国家媒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正面叙述，并鼓动了更加新颖的策略，例如散播虚假信息。”

在美国读者看来，这份报告像是在警告我们，当注意力逐渐转向国内时我们所错过的事情。但这并不只是曝光了一个密谋计划，它更多得是记录了一个全球力量的持续转移。中国的媒体战略并非秘密，并且中国政府表示，其宣传活动和其他全球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

当我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描述了这份国际记者撰写的报告时，他通过微信告诉我：“美国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指责中国。”

报告发现，中国在大流行中进行的激烈外交伴随着新一轮的媒体大肆宣传，首先是向世界各国提供了防护装备，然后又提供了疫苗，同时，在大流行的起源和中国外交这样说法各异的事情上竭力确保中国的最佳形象。意大利记者表示，他们迫于压力报道了习近平主席的圣诞节演讲，并收到了意大利语译文。在突尼斯，中国大使馆向记者工会提供消毒洗手液和口罩，并向国家广播公司提供昂贵的电视设备和免费的亲中国内容。

塞尔维亚的一个亲政府的小报出资做了一块有中国领导人形象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感谢您，习大哥”。

媒体宣传和疫苗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全球投资运动息息相关。在该运动中，中国的支持带有附加的条件，其中包括债务以及在联合国关键投票中获得支持。

在某种方式上，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根据其他调查，即使在大流行在武汉开始之前，中国不断加强的专制、对维吾尔人的待遇以及对香港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已经损害了全球对中国的看法。随着英国媒体监管机构撤销了中国主要国有广播公司的牌照，一些政府已经开始使中国官方媒体在其国家中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中国的大部分外交工作都集中在这样的地方：尽管它们可能没有欧洲国家的文化或金融力量，但在联合国有投票权。而且虽然中国外交有时候似乎靠随机应变，大使馆也不够用，但中国的努力正在对全球产生影响。

林慕莲发现：“北京正在通过对各个国家产生影响来逐步改变全球媒体格局。”

我与另外两位《纽约时报》记者——利马的米特拉·泰姬(Mitra Taj)和罗马的艾玛·布博拉(Emma Bubola)——一起向参与该报告的五大洲的记者进行了采访。他们的态度不一，有的警惕中国政府的公开压力，有的则对在纷繁复杂的媒体环境下应对又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充满信心。

在秘鲁，政府对中国很友好，有权势的政治人士很早就获得了中国制造的疫苗。“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国家媒体中如此频繁的出现，”秘鲁全国记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 of Peru)秘书长苏利安娜·莱内斯(Zuliana Lainez)说，她说，秘鲁国家通讯社和国有报纸《秘鲁人报》(El Peruano)“就像中国大使馆的速记员”。

她说，与此同时，中国大使馆还出钱帮助一些新闻编辑部实现技术现代化。

“我们需要以忧虑的眼光看待这些事情，”她说。“它们不是免费的。”

中国对全球媒体的兴趣日益增长，但并非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记者都觉得这是非常险恶的。意大利安莎通讯社(ANSA)副主任斯特凡诺·波利(Stefano Polli)说，他看到中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媒体”“在新的地缘政治平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他为自己的机构翻译和发布新华社的消息辩护——这种行为在国际记者报告中受到了批评——称这是一项普通的商业安排。

中国还对其境内的外国记者进行打击，使得国际媒体越来越依赖其官方描述，并拒绝向美国记者发放签证，包括《纽约时报》的大部分分社记者。意大利Mediaset公司旗下电视台的知名主播卢卡·里戈尼(Luca Rigoni)表示，他的新闻机构在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员，而是同中国官方媒体签订了一份从中国进行报道的正式合同。然而，在他报道了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说法后，合作戛然终止。

但里戈尼说，把媒体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的做法并非中国独有，他的公司为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所有。“它并不是唯一一个电视和广播节目由政府或议会控制的国家，”他说。

国际记者联合会秘书长安东尼·贝朗格(Anthony Bellanger)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对这份报告的看法是，虽然“中国是信息战中一支日益壮大的力量，但抵制美国、俄罗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施加的这种压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现在哪个政府更加努力地投身这场运动，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去年，萨拉·库克(Sarah Cook)为倡导政治自由的美国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撰写的报告发现，北京“每年花费数亿美元向世界各地的受众传播他们的信息”。

美国可能在冷战期间率先使用了隐蔽和公开的影响力工具，但政府的官方渠道如今已经萎缩。冷战初期，CIA曾大举发动影响力行动，秘密资助《邂逅》(Encounter)等有影响力的杂志，后来这样的行动让位于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等美国媒体，它们试图向威权国家传播未经审查的当地新闻，从而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这些都变成了美国实力的软性手段。

但最近几年，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试图把这些媒体变成更直白的宣传工具，民主党人和他们自己的记者对此表示抵制。美国国内对于如何使用自己的媒体渠道缺乏共识，这使得美国政府无法进行任何宣传。相反，Netflix和迪士尼(Disney)等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它们比任何政府努力都强大得多，资金也更充足。

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对中国政府往往非常笨拙的宣传效果表示怀疑，上个星期，当我把送到我家、根本没有读过的一周份《中国日报》当废品处理时，我当然也持同样的怀疑态度。这种在中国国内管用的宣传不符合任何真正的新闻要求，基本上无法在激烈开放的市场上争夺人们的注意力。

“中国正试图在肯尼亚媒体上推广自己的内容，但它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肯尼亚记者联盟(Kenya Union of Journalists)秘书长埃里克·奥杜尔(Eric Oduor)说，

其他人则认为，那些被记者们视为业余或明显是宣传手段的东西仍然具有影响力。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政治学助理教授艾琳·巴戈特·卡特(Erin Baggott Carter)说，她的研究发现，那些有记者受邀正式访问中国的美国新闻机构，后来“从报道军事竞争转向了报道经济合作”。

上周，在与世界各地的记者谈论中国的影响时，他们没有谈到的东西也令我震惊：美国。在美国，当我们书写和谈论中国的影响时，往往把它放在想象中两个大国和两种政体之间巨大的全球斗争的背景下。但从印度尼西亚到秘鲁，再到肯尼亚，记者们描述的都是更加片面的东西：中国决心建立影响力，讲述中国故事。

“美国人非常狭隘，总觉得一切都和美国有关，”林慕莲说。“美国人和西方世界往往不会关注英语国家之外地区的变化，他们往往认为这些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适用于所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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