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美国富豪为什么喜欢做慈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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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基金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但它构成了美国一个世纪以来防止矛盾尖锐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接上文《美国富豪为什么喜欢做慈善？（一）》

动荡的社会环境迫使美国政府做出了改革。富豪和企业家的角色问题也引发了更多争议。没有人质疑企业家在经济生活时代的重要性，但在美国人思想深处的观念里，成功伴随的是基于好品格的道德秩序，然而大企业达尔文主义主导下的弱肉强食的做法，与这一观念背道而驰，人们心里充满了矛盾，对企业家既敬畏又不信任。

对于大企业的态度，支持者认为，大企业的崛起反映了工业的进步，是好事，而且其提供的商品更便宜，能够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改革者认为，大公司用其经济实力拉拢政府造成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了政府的爪牙。他们谴责企业家对公众利益的谋取，以及他们的冷酷无情和腐败；批评者甚至还将参议院描绘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只为财阀的利益而服务。

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期，抱怨的声音不绝于耳。美国出现如此之多的社会冲突迹象，卡内基等人都在怀疑民主制度能否幸存下来。美国社会的改革意识日益强烈，旧的价值观与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对自由放任的原则提出了挑战。

一、富豪的行动与现代慈善思想的诞生

面对底层的愤怒和反抗、批判与政府的改革，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入，给大财团巨头们带来了压力，他们需要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改变他们“强盗爵爷”的恶劣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富豪和社会精英开始反思。从内因来看，一方面，巨大的财富讯速集中到自己手中，如何处理财富？如何保护私有财产？这是当时巨富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再投资？投资回报率在递减；消费？财富远远超过了消费能力，以至于奢靡已经不快乐了；留给后代？担心会祸及子孙，富豪家族既希望后代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又不希望他们丧失拼搏进取的精神，更不希望巨额财富成为他们互相算计和伤害的伏笔。

另一方面，从财富拥有者自身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多数是贫苦出身，白手起家。作为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希望通过温和的、有效的行动来修补缓和社会矛盾。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不是消极地缓解社会矛盾，而是积极地试图根据自己的信念促进社会进步。而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捐赠成立基金会，将公益当做解决方案，这样既能造福社会，也能为后代留下一份事业。

卡内基在其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中，把慈善当作解决财富创造过程中急剧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书中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对财富进行合理的管理，富人和穷人之间应该是兄弟般的和谐关系”。他认为，财富集中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是文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富人对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稳定了，对自己也有利；聚财和散财一样需要高超的经营能力，主张富豪应该在生前通过适当的运作用于造福公众的事业。

至于如何造福公众？卡内基又写了续篇《公益捐赠的最佳领域》，他认为捐赠财富的关键要求是，不应该给受助者造成不利于其自救的倾向——例如懒惰、不思进取、依赖救济，而应该能够激励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付出行动改善现状。基于这一要点，卡内基提出了捐赠财富的六个“最佳领域”： 建大学、免费公共图书馆、公园、公共游泳池和教堂，并建立或扩大医院等医疗机构。

卡内基的这两篇文章被称为是美国公益事业的经典之作，奠定了20世纪美国现代基金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代的洛克菲勒的基本思路和行动与卡内基不谋而合。

二、捐赠成立基金会是选择的组织方式

基金会是公益事业的重要载体，富豪们通过基金会这一组织形式达到改善社会环境的目标。

从发展历史来看，基金会通常在社会中扮演推动者、合作者、催化剂的三种角色。我们从20世纪初的三家基金会就能看到这些角色的影子。20世纪初成立最早的有着引领作用的基金会有三家，分别是1907年成立的塞奇基金会、1911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在理念、经营方式、捐赠模式、选择捐赠领域方面都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奠定了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础。

三大基金会均借鉴了企业的运作方式，包括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其中董事会有决策权，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自此，基金会的管理开始向专业化发展，专职工作人员大大增加，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且得益于发达的铁路和通信手段，基金会的眼界也不再局限于出资人所在的社区、宗教，而是看向全美国，甚至是美国以外。在捐赠领域方面，绝大部分基金会都投向教育、医疗卫生、农业以及对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科学研究领域。而在教育领域，有很多大学，如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康奈尔、范德比尔特、芝加哥等大学，都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后靠捐赠建立起来的。同时，基金会还喜欢捐赠艺术领域，如纽约MOMA、伦敦V&A等。

对于企业家捐赠公益事业的动机，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慈善捐赠免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富豪成立基金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我们并不否定，在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过程中，税收政策的调整确实对慈善捐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本文论述的时间节点，特别是前面讲到的三大基金会成立时，美国还没有明确的慈善税收优惠政策。美国从1913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直到1917年才有了慈善捐赠免税的税法。因此，“美国基金会的发达源于政府税收制度的鼓励，避税是创立人的主要动机”的认知，并不准确。

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企业家虽然在慈善捐赠上显得很慷慨，但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如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减缓劳资矛盾方面却反差很大。富人与穷困的工人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以卡内基为例，他同其他行业领袖一样，让工人承受艰苦、危险的工作条件，镇压工人罢工运动，坚决反对在他的工厂成立工会。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不幸者的关心却又是真实的，在1919年去世前，累计捐赠3.3亿美元，把自己的巨大财富投入了社会福利领域。洛克菲勒的箴言“尽其所能获得，尽其所有给予”也可以说是这种反差的体现。

据统计，1913-1919年，美国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了，尽管制定了8小时工作制，但在企业中远未得到普遍执行。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因“洛克纳诉讼案”而搁置。洛克纳是一家面包房的经营者，他因为要求自己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而被控违反了纽约州的《面包坊法案》。这一法案是纽约的面包师工会和新闻媒体经过不断斗争，终于在1895年通过的。法院要求他立刻缴纳50美元的罚款，在监狱里服刑50天。洛克纳不服判决，他认为《面包坊法案》是一项带有阶级偏向的立法，偏袒工人阶级，因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因此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家本以为，洛克纳此案毫无胜算。但最终高法院最终判定洛克纳胜诉。判决原文表示：“这个法律必然干涉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订立合同的权利，这项权利涉及到了雇员在雇主的面包店里的工作时间。对于自己的事务签订合同的普遍权利是由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权的一部分”。从此，“洛克纳主义”盛行，引发了数十年的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直到1937年罗斯福新政后才宣告终结。

当然，也有执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1914年，亨利•福特采取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措施，决定将工人的工资提到5美元，工作时长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即“5美元工作日”。而当时汽车行业普遍日薪都在2-3美元。这样做之后效果非常明显，福特公司的工人缺勤率下降，离职率也降到了0.5%以下，同时招聘办公室门口排起了长队。另外随着汽车生产规模的扩大，汽车的产量迅速提高，成本下降明显，著名的T型车出厂价格从1950美元降到了290美元。福特自豪地说：“将工资定为每天8小时5美元是我此前从未做过得最漂亮的管理决策，而把它提高到6美元，则是我在此之上又做的一个更加漂亮的管理决策。”这个决策不仅确保福特得到了技术上熟练并忠诚的劳动力，还通过提高一部分工人薪水培养了一批买得起汽车的大众消费者。但流水线的工人仍然疲惫不堪，福特的创新手段效应随后在不断递减。福特的尝试最终还是不能解决一些企业活动所暴露出的道德问题，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环境污染和社会动荡等问题。

当然，美国的社会舆论对于富豪的公益事业及其基金会的看法其实并不都是正面的，批评声不断。一方面是批评基金会有利用其财富控制教育、医疗体系，乃至左右整个美国社会的野心，最终会迷惑麻痹公众，对社会构成严重的威胁；也有人诟病，富豪的“给予”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愉悦，居高临下充满优越感，或者是出于赎罪感，不算善行；还有人指责这些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大财团逃避纳税、保护财产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不义之财之后通过捐赠来“洗清”罪名的举动。

那么，富豪捐赠基金会的效果如何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很难评估，又不得不做出回答的问题。资中筠曾经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延续和发达在于它如何取得发展与平等二者之间的平衡。”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基金会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大资本家通过建立基金会也享受到了税收减免与财富转移及传承带来的好处，而且通过基金会的资金运作还获得了巨大的资本收益。

三、基金会作为社会力量促成新型的政商关系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基金会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初，当美国社会矛盾尖锐，需要做出大规模调整和改良的时候，基金会先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了救助，起到了先驱作用。

1929年的大萧条引起了美国社会恐慌和空前的动荡，问题的严重程度远非私人救济所能解决，况且企业家也在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随着美国罗斯福当选和“新政”的出台，美国社会福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政”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劳动者的自由组织的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新政”同时也大力鼓励私人捐赠，允许对大企业捐赠公益事业进行部分免税，并把鼓励私人捐赠作为鼓舞士气、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基金会协助政府尽其所能地对社会进行了救助，罗斯福新政避免了政府干预政策与私人捐赠行为的相互对立，没有让政府行为完全取代私人慈善事业。

“新政”后，富豪与公众的妥协成功奏效，经济大幅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前1%的富人收入份额从1940年的近16%降至了1970年的7%。慈善事业也成为一股强大力量，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影响社会的议程。盖茨就曾在2014年采访中说基金会的工作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增加可选项，而不是直接告诉政策制定者怎么做。

此后，美国政府福利政策与企业、私人公益捐赠形成了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政府来说，基金会可以为政府拾遗补缺，做政府“没有做、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基金会一方面可以弥补政府公益事业资金的不足，帮助政府缓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福利、发展文化教育等，还可以成为输出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基金会来说，与政府之间关系也可以增加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正如洛克菲勒所指出的：“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的帮手，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

作为社会组织的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很常见。美国很多政府高级官员都与基金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仅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家就有三位高级官员曾在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一职。一是腊斯克（Dean Rusk)，曾任杜鲁门政府的副国务卿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在两次政府职务之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二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退位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之后又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董事长；三是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同样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岗位上卸任后，上任了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因而，基金会也有“影子内阁”之称。

四、基金会逐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20世纪以来的基金会，被视作推动美国社会改良的三大力量之一，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减少贫困、促进健康、消弭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他们引领了全球基金会的发展，直到今天还在推动全球文明进程和消除贫困、预防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金会对教育、科研的大力支持，以及对知识传播和文化学术交流的热心倡导，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基金会也非常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美国特定条件下，种族矛盾和贫富差距始终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慈善基金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但它构成了美国一个世纪以来防止矛盾尖锐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新的发明和研究在初创的关键时刻常得力于基金会的资助，因为在成功没有把握或实际效益不显著时，一般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冒险。然而，这种资助在整个领域发展中虽然占比例很小，但起到了 “从无到有”的推动作用。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资助了英国人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过程；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后，几年内在钩虫病、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单钩虫病一项就投入6500万美元；193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创了现代职业病和精神病研究；在洛克菲勒病毒实验室工作的泰勒，因培养出黄热病疫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和病理学奖；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绿色革命”项目，帮助稻谷等农作物实现了产量翻倍。此外，当时最前沿的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X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

同时，也有不少新项目先是由基金会发起，而后被政府接管成为一项新政策。例如：福特基金会治理贫民窟的“灰色地区”项目，后来成为了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开战”计划的先声；卡耐基基金会发起的公共图书馆、大学教师养老金计划已经成为被列为公共福利；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二战后，第一个进行美国人口变迁分析，后成为美国政府五年一次的经常项目等。

如今，头部的基金会甚至在为维系全球的经济发展与平等之间的平衡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例如，盖茨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以号召各国政府与相关机构共同筹措资金购买疫苗，并将这些疫苗提供给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到2019年，Gavi已为超过7.6 亿名儿童接种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该机构也成功地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廉的价格引入市场，例如，一剂能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苗在过去的价格是3.65美元，现在降至不到1美元。

五、基金会成为财富分配和传承的组成方式

目前，美国没有专门和独立的慈善法，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和非营利组织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之中。美国法律对基金会税款的规定使得基金会逐渐成为富豪们避税的有效工具，也成为其长期保存财产的重要手段之一。

按照《美国联邦国内税收法典》第501条（C）款（3）项规定而注册登记的基金会都可以享受免缴所得税的优惠政策。除了对私立基金会的净收益征收消费税和对无关宗旨的商业收入征税外，慈善组织的收入是免税的。另外，对向慈善机构捐赠的组织和个人给与税收抵扣（个人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最高可达当年税前收入的60%，公司则为税前收入的25%），这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慈善捐款。

美国国税局要求基金会每年必须支出相当于该基金会投资资产净市值的5%的资金用于慈善目的，而超出的部分可用于积累，抵冲下一年度应支付的最低支出，最长可以后延5年。因此，大部分基金会每年只支付一小部分用于公益事业，而留存了大量资金在基金会里。通过各种投资，基金会很容易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以确保基金会财源不断，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伦德伯格所言：“通过基金会，创立人用他们的美元换取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手里还剩下了更多的美元”。

美国没有法律对慈善机构的开支比例做出硬性规定，也造成了一些慈善机构打着慈善的幌子牟取私利的情况。据统计，美国有数十家慈善机构管理开支超过了70%，部分甚至超过了90%。例如在2015年曝出的癌症基金会丑闻中，名为“美国癌症基金”的慈善机构每收到的1美元善款中，仅有3美分真正捐给了癌症病人。也有人指控，慈善基金会已经成为美国当下的“行贿”方式之一，像克林顿、特朗普等都有以自己命名的慈善基金会。而当利益集团想向某个官员行贿时，就可以给慈善基金会捐款，基金会就会成为“私人小金库”。他们只需要拿出一小部分做慈善，而剩下的钱则可以用于日常花销，并美其名曰“行政费用”。如此，基金会在发展中常常出现诸如富豪家族利用基金会谋利、基金会与企业互融谋利，以及基金会不正当投资等问题。

美国政府也在提供免税待遇的同时，为慈善机构制定了准入标准和运营要求。税法要求基金会每年要向税务部门提供记录其财务和业务活动状况的详细的年度报表，即 990 表（适用于公共慈善机构）或 990-PF 表（适用于私立基金会），详细说明慈善活动内容，对某些问题的回答还必须附加文件和说明材料。该表的部分必填项目也对组织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相互关系、薪金等进行了规定，以避免利益冲突，防止善款被滥用。只有该申请得到国内税收署审查批准后，慈善组织才能享受免税的待遇。

美国政府还通过法律硬性规定基金会必须满足社会公众的查询要求，接受社会监督，否则国税局将给予严厉处罚。税法规定，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其免税资格申请表及全部附加材料、年度财务报表均属于公共文件，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供公众查阅。有些组织还必须接受严苛的审计。信息的透明也催生了众多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督的机构。这些机构将慈善组织提交的公开信息提炼精简，使用财政状况、问责能力、透明程度等指标为慈善机构进行评价打分，为捐献人提供参考，已达到社会监督的目的。为了鼓励大家将慈善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2021年1月《福布斯》改变了过去福布斯400慈善榜单的评分方法。该排行榜不再计算榜单成员一生中投入基金会的资金，而是统计了这些基金会的赠款，再加上能追踪到的直接赠款，从而估算出福布斯400榜单上的成员实际捐赠了多少钱。

慈善捐赠对于家族的传承作用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财富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承。从财富传承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国家巨额遗产税的存在，将家族财富转移到基金会当中能实现财富最大幅度的存留，也防止了因“败家子”出现而导致巨额财产被迅速挥霍一空的情况；另一方面，慈善事业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分散投资的机会，让其避免将所有财产投入于家庭的主要经营业务当中的潜在风险。而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慈善活动是“富一代”们对个人和家族价值观的基本表达。正是慈善活动将家族领袖存在的价值观推向实践。在美国，慈善被富人看作是鼓励子女与外界接触的重要渠道。家族成员通过慈善活动领悟财富的真正意义，并对父辈、祖辈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感到无比骄傲，进而形成对家族的进一步认同。许多后辈由此延续了前人的慈善事业，甚至将其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中。传承后代的不仅仅是财富管理，还有家族慈善精神。

通过慈善，家族的社会价值同样显而易见。经由慈善事业上投入，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人不仅完成了自身形象的重塑，还提升了家族在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力。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常年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顶级智库，直接影响着联邦政府决策；其通过捐赠曼哈顿东区土地而将联合国总部搬到纽约的故事更是传为美谈。在国际交往中，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家族基金会成为美国外交的开路先锋，在海外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美国利益。

如今，洛克菲勒家族已发展至第六代。历经百年，洛克菲勒的后代们积极地参与文化、卫生与慈善事业，将大量资金用来投资大学、办医院，让整个社会分享他们的财富。在家庭财富的内部传承之外，洛克菲勒家族运用他们的财富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使家族的影响力渗透到世界各地。

综上，通过分析美国慈善捐赠现代发展历史，慈善捐赠是一项社会各界可以达成共识的事业，它不分国家、种族、宗教、文化，甚至不同的组织都可以达成共识，参与方也是主动行为。未来发展，更需要财富拥有者与政府、司法机构、学界和新出现的行业协会等各种进步精英之间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和寻求解决更为长期的社会问题，促进人类的进步。

从美国富豪最早成立基金会的捐赠动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起步捐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缓解社会矛盾，进而开始改变社会的整体环境、推动社会进步，在教育、医疗、艺术领域的捐赠展现了更高的社会格局。他们的慈善行为是，努力让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解决社会矛盾。总体上看，“不论出于何种慈善动机，慈善事业本身目的就是为推动人类文明的福利、幸福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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