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天乐小学”实地调查：乡村小学的存废困境（组图）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爱心是否被滥用或错付？公益项目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荒废的明星小学

贵州遵义市虾子镇并不产虾，而是盛产辣椒，是全国最大的辣椒专业批发市场，被誉为“中国辣都”。

红光古天乐小学位于虾子镇兰生村。据村民介绍，校名之所以有“红光”二字，是因为以前这里叫红光村，后来几个村子合并后改名兰生村，面积约35平方公里，登记人口约8000人，是该镇最大的自然村。

《中国慈善家》在现场看到，红光古天乐小学主教学楼有两层，旁边有一座平房，作为学生食堂。这里的设施确实如传言中的那样荒废破败，教室门口杂草丛生，学校的两扇铁门也是锈迹斑斑，用一条链锁松散地绑在一起。

学校门口“碑记”上的信息显示，红光古天乐小学经遵义县教育局、遵义市政府智力支边办与慈恩基金会联系，由香港古天乐先生捐资18万元港币，遵义县人民政府匹配资金63万元人民币建成，工程于2009年12月18日奠基，2010年6月18日竣工。

慈恩基金会官网提供的信息显示，该小学竣工当月，就举行了开学礼。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根据国务院的批复，贵州省撤销遵义县，“红光古天乐小学”所在的虾子镇目前已划归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管辖。

兰生村村委负责人向《中国慈善家》介绍，红光古天乐学校在2010年建成时，该村还是省级贫困村（2017年“摘帽”），所以虽然学校是建好了，但师资条件完全跟不上。

在同一个村里，另外还有一所公立学校——兰生小学。这所小学已经有80年的历史，目前在校学生近300人，校舍建筑面积为2860平方米，分为教学区与宿舍区，其中普通教室7间，办公室2间，男、女生宿舍各4间。相对来说，这里条件更优越，是虾子镇最好的村小。

2010年，红光古天乐小学投入使用后，学生最多时达到131名，和当时的兰生小学生源基本持平。但随后这些年，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孩子就跟着父母到了外地去上学，再加上师资力量跟不上，学校的教学水平受到质疑，生源就越来越少了，师资力量也进一步流失。到了2014年前后，该校只剩下20多名学生。

于是，政府进行了资源整合，将红光古天乐小学剩余的学生和老师全部分流到了兰生小学。

“学校里只有20多个学生，把专业老师全部配齐不太现实。即使花代价配备齐了，也是对资源的浪费。”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

村民也支持这一举措。“当时没几个学生了，都不够一个班了，条件也没有村小好，肯定都愿意去那边（兰生小学）。”一位村民告诉《中国慈善家》。

这位村民进一步解释说，到外面打工的人，有条件的就会把孩子带到身边，就地上学，而条件不允许的就让孩子留在家里。兰生小学有宿舍，学校配有宿管老师，周一到周五住校，只有周末和祖父母一起过，这样能最大程度减少在外打工父母的思想负担。

红光古天乐小学关闭至今已经有6年，一直就荒废着，这一点也受到公众诟病。对此，兰生村村委会负责人对《中国慈善家》表示，两校整合后，红光古天乐小学的校舍一直有专人看管。政府也设想过多种重新利用的办法，包括办村民医疗点，或是将村党支部搬到这里，或者办成老年活动中心等等，但后来因为财政原因始终没有敲定。

“说来心酸，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不想让它闲置，但没钱。”村委负责人说，“怎么样利用才合理，也是在计划中，肯定不会让它闲置，一个国有资产，不去利用好它，我们也觉得可惜。”

“我们很感谢古天乐先生在那个特殊时期帮助我们，支持我们的教育事业。那些娃在那个学校读了4年，变化太大了。”一位曾在虾子镇工作多年的官员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现在如何去利用好它，把明星的慈善资源发挥好，让它服务于乡村振兴是关键，镇里也在做相关工作。”

“我们已经和古天乐先生方面进行了沟通，他通过基金会回复了我们，对我们表示支持。”新蒲新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说。

古天乐不参与学校管理

演艺界明星是慈善公益的一个重要力量，不过，像古天乐这样冠名上百所公益学校的并不多见。

古天乐基金成立于2008年8月4日，当时主要是受汶川地震的激发，因此基金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建立学校，让他们有学可上。

古天乐一贯以低调著称，很少就此事发表言论。2012年，他的经纪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不是要宣传，也不想让人觉得我们想（借机）宣传，我们不想这样去做善事，我们希望一直低调，所以不会透露太多……”

彼时，贵州、广西、甘肃、云南等地已经有多所以“古天乐”命名的小学、教学楼和宿舍楼。

根据慈恩基金会官网所提供的建校名录显示，从2009年至2020年，以古天乐名义筹建的学校或教学楼、宿舍等已有至少137处。第137个项目是河南省获嘉县太山乡第一初级中学古天乐137宿舍楼，古天乐基金会为这个项目捐款50万元。

为什么这些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古天乐在一次采访中曾回应称，如果学校出问题，有了他的名字，方便直接找他负责。

《中国慈善家》梳理发现，从2009年到2010年间，古天乐基金援建的以“古天乐”命名的学校有17所，除此之外，还有以“古天乐”命名的教学楼和宿舍楼。而从2012年开始，没有再新建以“古天乐”命名的学校，基金捐赠建设的项目均为教学楼和宿命楼。

2009年到2010年，仅在遵义市，以“古天乐”命名的小学就有7所，还有两栋教学楼。2010年1月奠基动工的遵义市播州区乐山镇古天乐中心学校是其中的一所，但《中国慈善家》记者在2021年7月中旬实地走访时发现，这个学校在当地并不存在。

乐山镇镇政府公办室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没听说过这个学校，这里只有乐山小学，里面有一座以古天乐命名的教学楼。”

记者在走访乐山小学时，看到了“乐山小学古天乐慈善基金教学楼”。经多方核实，“乐山镇古天乐中心学校”实为“乐山小学”。

另外，根据慈恩基金会官消息，2010年，古天乐基金会在遵义县芝麻镇修建了“竹元古天乐小学”，经记者核实，该校已改名为“芝麻镇竹元小学”。“当时是古天乐捐钱修的教室，以前可能叫这个名字，但现在改名了。”芝麻小学一位工作人员说。

以“古天乐”命名的小学、教学楼、宿舍楼，并非由古天乐基金全资建成，而是部分出资，政府再匹配剩余所需建校资金，大部分资金由政府匹配。例如红光古天乐学校，共需80万元，政府匹配62万元。

当地政府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慈善家》，古天乐基金和当地政府共同出资建校后，古天乐基金不再参与管理。“古先生和政府共同修建的学校，属于国有资产，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师资由地方政府安排，古天乐方面不参与管理。”

存废难题

《中国慈善家》调查发现，类似红光古天乐小学这样被荒废的学校在全国并不鲜见，这和当年的“撤点并校”政策有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一盘棋”的“普九”大潮中，为通过验收，确保入学率，很多农村都建了至少一所小学，建校资金来自捐款、农民摊派和政府投入，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修建了大量的小学。

不到10年后，国务院2001年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启了俗称“撤点并校”的十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工程。文件就“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对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做出要求。

公开数据显示，“撤点并校”政策出台后，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

由于“撤点并校”带来种种新问题，在2010年被教育部转入“暂缓”状态，2012年被正式叫停。而不少废弃的校舍，或转做他用，或任凭风吹雨打。

贵州凯里一所希望小学也经历了红光古天乐小学同样的命运。这所希望小学斥资35万元建成，但仅仅使用4年时间就被弃用。

公开资料显示，这所学校由香港灵泉慈善基金会捐款20万元、凯里市政府匹配15万元修建，于2008年11月建成投入使用，起名为香港灵泉老山希望小学，旨在解决老山村、渔洞村等5个村寨200余名适龄儿童上学问题。

“学校的教学质量一般，学生都去了更好的学校，没有生源了，自然就关闭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这也和“撤校并点”的政策有关，好的师资都向着更大的教学点去了，学校因此也不得不停用。

而另一所停用的学校因为政府征地问题曾经引发争议：1998年，香港文汇报在河北省尚义县套里庄乡捐赠建起了一所学校，由于生源断崖式下滑，学校在使用13年后被撤掉，教学楼改头换面后变成了套里庄乡政府的办公楼。在引发争议后，当地政府被迫回应称“系临时借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大附中原校长、云南兴隆美丽小学首任校长康健在接受《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对教育建筑有严格的规定，不管有没有生源，也不能转做他用。而在中国，教育用地和学校属性的建筑，一直缺少相关法律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在所有权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农村荒废学校土地无疑归农民集体所有，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教育用途的建筑做出明确规定。

“农村校舍的处置在法律上目前是空白，《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时，这个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不像农业用地，有比较严格的红线。农村其他用途的土地，不论是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改变都比较容易，关键环节由村集体或村委就可以决定了。”康健建议，教育作为一个长线发展的大事，为保证其长远发展，法律应明确规定，一旦确认教育用地、教育建筑的属性，不能随意撤掉或更改，建筑人、承办人、政府都不可以随便撤并。

他认为，国家刚放开三胎政策，过几年上学的孩子会越来越多，因此建议留着这些学校，等未来生源数增加时还可能用上，而不应该转为他用。生源多了再去重建，成本会更高。

需要更专业化的办学

在云南乡村教育一线工作的康健经常会看到，一些基金会和个人捐款建校，后来或是因为生源问题，或是因为办学质量问题，不少学校被迫关停。

他告诉《中国慈善家》，2000年前后，地方政府引资修建了不少公益性质小学，但这些学校没有被纳入政府长期规划或政府的教育用地范围之内，缺乏法律保护，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就改变属性。

“前些年，一些基金会、明星和地方政府合作在乡村建校，政府都是持开放态度。但接下来，这些学校生源多少、办法方向问题、质量问题，造成新的矛盾和冲突。”康健说，彼时建校的标准和门槛都很低，很多人或是没有资质，或是盲目跟风，就来建一所学校。“不懂教育的人来办学校，学校的教学质量太低，政府又疏于管理，这就造成问题。”

显然，建立一所学校后怎么纳入当地教育体制、如何能够保证乡村教育的办学质量和长远发展的稳定性，这些问题都不是光靠钱就能够解决的。维持一所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更多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专业问题。

在康健看来，农村生源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前几年因为城市化进程，大量的流动人员到了城市，乡村的土地荒芜了，现在这些人‘不工不农’，随着乡村振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还会回到农村。”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对乡村义务教育的定位比较短视，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到了发展经济上，而忽视了社会，教育，孩子的成长，从而造成了乡村教育的不稳定性。

过去，中国基础教育因为经济问题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需要社会资本或公益慈善力量的参与作为支撑。但到了今天，此类资源参与到乡村教育事业中来，需要有更专业的方式。

“公益办学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时候了。一是不能和政府抢生源；二是要提高专家水平，不能说有钱就办校，要走专业化道路；第三是要看到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去尝试试验型学校。”康健说，公益办学应该做一些政府顾及不到的领域，而不是和政府对标。比如，可以做教育的创新探索，开展多种办学形式的尝试，可以建造新型的、试验性学校，虽然存在风险，但有可能闯出一条办学的新路，办好了可以为政府提供创新型经验。

康健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立法层面，对农村的小学、包括一些名人基金会修建的学校去留增加明确规定；二是政府要有长远规划，对地方人口变化、入学情况、包括城市化进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

“当初兴建学校时，包括名人捐助修建的学校，是否考虑过它的必要性？当地教育部门应对此进行了反思。”康健说，“另一方面，学校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尽管有的村里孩子很少，甚至只有7、8个孩子，但也要考虑是否应该给他们办一所学校。对地方政府来说，规模小的学校存在成本问题，因为规模再小也需要一些配套的师资、设施，但是以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水平来看，这些小的学校对国家并不会构成经济上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