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从阿富汗撤兵乱局看纸上谈兵的拜登政府（组图）

虽然喀布尔闪电沦陷给予世人的震惊已有所消退，但美国灾难性撤军表现所引发的震动才刚刚开始。在华府，一轮卸责大戏开启，拜登内阁暗示是情报部门严重误判，匿名情报官员则指责是拜登一意孤行。同时，美国未有协调好盟友的狼狈撤军，也让多国对拜登外交国安团队的能力、乃至其“价值观外交”的可能成效感到质疑，这为拜登从阿富汗战略收缩、转向印太的布局蒙上阴影。

许多媒体复盘撤兵决策始末时指出，奥巴马时期就力主撤兵的拜登十分坚定，在4月拒绝国防部长保留余下2,500美军的要求。结果，讲究“速度就是安全”的军方开始火速撤离，7月只剩下650名军人保护使馆，还闹出悄悄摸黑撤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Bagram Airfield）的笑话。这助长了塔利班的气势、打击了政府军的信心，且美国使馆人员和盟友也被落在后面。

而在情报机构7月起发出更加急迫警告时，拜登也未有及时警觉起来。直到8月11日，也即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四天前，彼时仍沉浸在基建方案和3.5万亿美元支出方案参院过关的喜悦中的拜登团队，才真正意识到阿富汗局势的危急，但为时已晚。

此次撤军行动的惨败，使被誉为“外交经验最丰富的总统”的拜登，及其履历金光闪闪的精英外交团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怀疑。外界原本认为，比起特朗普不专业、混乱、常常内部意见相左的外交班子，拜登的团队理应因其价值观高度统一和优秀的决策能力，甩脱特朗普时期诸多外交溃败的阴影。

但结果证明，拜登相当固执，《华盛顿邮报》观点文章甚至批评其身旁亲信未有勇气坚持“逆耳忠言”，还不如特朗普政府内总有“负责任的成年人”来直指总统不对，例如在特朗普计划从叙利亚撤军时被三番五次阻拦，最终还是留下900美军驻守；而将“盟友”和“人权”挂在嘴边的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未协调好撤军安排，导致军方先走、外交人员和盟友在后的尴尬局面，国务院也因给曾帮助美国的阿富汗人批发签证速度过慢而被诟病；国安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则被指责缺乏实际外交经验，导致“理想目标与现实情况脱节”，还被部分共和党人要求辞职。

拜登外交国安团队的能力不符预期、情报部门的严重误判以及未能履行“盟友外交”的承诺，都让本来就对拜登“价值观外交”成果三分怀疑七分欢迎的盟国，对其信任程度大打折扣。

美国未有协调盟友的仓促撤军在多个盟国都引发震动，但震感在英国最为强烈，因为英国是出兵第二多、死伤第二多以及在2001年至2018年外国援助占GDP第一多的国家。英军随美军的仓促撤离让该国感到过去付出付之东流。为此英国议会召开临时会议，议员对首相发起时长7个半小时的猛烈攻击。

其中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情报真的这么差吗？我们对阿富汗政府的了解是如此薄弱吗？我们在当地的知识如此不足吗？还是我们认为只要追随美国，就会万事大吉？英国只是美国的哈巴狗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美国后退时，与北约其他国家组成联盟（留守阿富汗）？”

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更是指责美国担当不再，“美国之所以强大、有影响力和富有，是因为从1918到1991年，以及在那之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可以依靠美国来捍卫和支持自由世界”，“在投入二十年和这么多生命与努力后，美国突然从阿富汗撤军，这将使世界各地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开始思考，他们是否必须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也会意识到，一些民主国家已经没有持久力了”。另一位保守党前部长克拉克（Simon Clarke）说得更直接，“这是一个美国时代的结束”。

同时，德、法、欧盟和北约等领导人也表达了对拜登的失望。20年前出军阿富汗的北约行动是该组织历史上第一次引用“第五条规定”，即成员国受袭后的集体出兵，这代表了团结和友谊，但眼下撤兵时却落得美国仓皇撤走、各国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结果。20年今夕对比，宛如美国实力不再、无法团结盟友的隐喻。

当然，拜登可以以“理念上正确、操作上失误”为自己辩护。他从阿富汗的战略收缩的确是美国实力已无法支撑起多面开战的结果，但他同时也在努力集中精力加强本国建设，希望恢复美国荣光。因此，他从阿富汗撤兵以及时止损，收缩战线至印太地区，集中精力与中国竞争；他如今加大国内基建、工业能力、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是拨乱反正，尽力消除自列根政府以来“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过度金融化”和“制造业空心化”的种种遗毒，旨在增强国力、修复社会撕裂与恢复民主体制活力。

不过，这些理念虽好，拜登在执行阿富汗撤军一事上表现出的“眼高手低”、效果远逊预期，以及其仍然明显的本国优先心态，都让盟友不仅怀疑，美国国内建设究竟将成效几何？在美国对“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理念近乎信仰般的大氛围下，国会两党能否把控好国内建设和印太地缘政治博弈之间的平衡？能否抗衡资本力量对舆论、政治的影响，管理好自己的“荷包”，避免像军工游说业促成阿富汗20年战争那样，陷入又一个军费投入与扩张的陷阱？其在印太地缘政治博弈时是否仍会像此次撤军般忽略盟友利益？

这一系列不容乐观的问题，让对于加入拜登“价值观外交”战壕以及所谓“民主与专制之战”本就有所保留的盟友，怎能不更加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