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居里夫人门生，为中国造原子弹瞎了只眼，为何落选两弹元勋？

当“两弹一星元勋”名单公布之后，有位“落选者”的名字不断被学界提起，备受尊崇又倍感遗憾。

有人说，他是没有功勋的元勋。

面对周遭的惋惜，他只淡然一笑：

“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叫杨承宗，一位开路引航的学界传奇，一位满腔赤诚的大国脊梁。

1951年6月，在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答辩现场，一篇名为《离子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的论文获得“优秀”等级，瞩目全场。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不仅来自居里实验室，也来自中国。

当伊雷娜·居里（居里夫人的大女儿）给出55万法郎的高薪试图聘请他时，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留意他的名字——杨承宗。

时隔多年，谈起这段往事，杨承宗依旧十分感念在居里夫人门下做学生的日子。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夏天，35岁的杨承宗突然接到了一封写着法文的信，发信人竟是伊雷娜·居里夫人。

信上说：

“杨先生，因着严济慈先生的推荐，我很高兴地欢迎你到居里实验室工作。”

捧着信，杨承宗一读再读，直到时任镭学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亲口确认：

“去吧，你想要学的那里都有。”

怀着对科学的无限向往与前辈的期望，杨承宗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开始了4年的逐梦之旅。

彼时的居里实验室，聚集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原子能专家，为杨承宗的科研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作为居里夫人门下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勤奋努力，且幽默风趣，很快便赢得了身边同事们的认可。

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整个实验室都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共事。

然而，一封从大洋彼岸发来的电报瞬间让杨承宗拿定主意：放弃高薪，速速回国。

电报是钱三强从国内发来的，殷切转达了周总理的期望：欢迎留学生们早日回国效力，并辗转托人带给他5000美金的科研采购经费。

“当时的5000美金，就是在法国也是一个很值钱的数字，你想，我们国家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组织）给了我5000美金，我的心能不懂吗？”

面对国家的重托，杨承宗没有半分迟疑。他当即用这笔钱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研究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

无奈经费用完了，仪器却依然没凑够。见此，杨承宗果断拿出自己在法国积攒的存款，一口气买满了13个大木箱。

得知杨承宗要回国，伊雷娜·居里在庆祝杨承宗博士论文通过的酒会上，微笑着高高举杯：

“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

临行前，伊雷娜·居里的丈夫约里奥·居里特别叮嘱他：

“你回去转告毛主席，你们要保卫和平，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一番谈话深深鼓舞了杨承宗，也对后来的“两弹一星”计划提前埋下了伏笔。

1951年8月，杨承宗几经辗转，带着十几箱珍贵的科研器材、制剂和从伊雷娜·居里那里获得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回到了中国。

从此，在祖国的土地上，开启了另一段热血征程。

回国后，杨承宗首先进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担任第二研究大组主任。

当时，中国已有意发展原子能事业，且在核物理研究方向聚集了不少知名专家，可在同为基础学科的放射化学领域却人才寥寥。

杨承宗的回归，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为了更多地培养放射化学人才，杨承宗亲自编写教材，筹建实验室，首开“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还同时挤时间去北京和清华授课。

到1956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主攻放射化学的研究员已接近40人。从杨承宗掌舵的放射化学研究室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

1953年，杨承宗接到一个特殊任务。

中科院近代研究所需要中子源，而北京协和医院里恰好有一套废弃的提氡装置，修复好便能用于科研。杨承宗带着两个年轻学生赶到医院地下室时，发现储藏镭的玻璃装置早在解放前便被损坏，小小房间里弥散着放射性气体，污染严重。

楼上是毫不知情的病患，倘若不尽早处理，后果难以设想。

杨承宗见此情景，当即选择修复受损容器，封闭镭源。无奈当时物资紧缺，找不到防护设备，杨承宗只好冒险“肉搏”，独自靠近贮藏镭的保险柜。

他判断准确，修补得当，经过一系列紧张又迅捷的操作，终于成功封锁辐射源，化险为夷。

这次修复工作完成后，不仅消除了医院的安全隐患，还为研发原子弹的中子物理实验提供了珍贵的放射性样品，皆大欢喜。

可杨承宗的右眼却因过近接触放射源，视力一点点坏下去，直到10年后右眼视网膜剥离，完全失明。

对此，他并无半句怨言：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取许多人的安全，值得，值得。

为国育人，为国分忧，但凡有益于新中国发展的事情，杨承宗从未有过半分退缩与犹疑。

1961年4月4日，一辆小车突然把杨承宗接到了专门研发原子弹的二机部。

办公室里，等待他的是二机部部长刘杰。

“杨教授，你看什么道理，我们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不能大踏步地前进？”

面对突来的提问，杨承宗一时难以回答，但他理解刘杰的难处。

彼时的中国，苏联专家全部撤回，科研所人心涣散，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都吃不饱了，何谈原子能事业的快速发展。

当杨承宗从二机部走出来时，深感肩负使命的重大：刘杰把他安排到了二机部第五研究所主持大局。

彼时的五所，正秘密从事着铀矿石的冶炼与提纯工作，杨承宗心里清楚，接下来奋斗的一切，都将和原子弹紧密相连。

面对五所简陋的厂房、胡乱丢弃的冶炼矿渣以及混乱的科研秩序，杨承宗没有时间叹气和抱怨，他怀着十二分的热情，开始了对这个“废弃工地”大刀阔斧地改革。

从保障科研人员的物质生活到增购书籍、设备，从动员职工摆正态度到亲手改良实验装置，杨承宗用诚挚、有效的行动，一点点扭转了五所的“沉沉暮气”，逐步将五所推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的龙头位置。

1963年，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符合原子弹制作要求的2.5万吨纯化合物被安全运出五所，比组织预定的时间还要提前3个月。

杨承宗在主持五所工作期间，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解决了天然铀矿石在水冶、转化等过程中的众多工艺问题，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十项科研成果，为后来“两弹”的成功研发做足了关键原料供应。

二机部部长刘杰在评价杨承宗时曾这样写道：杨承宗先生传约里奥·居里忠言，为培养放射化学奠基，为发展核弹原料胜利攻关，并为核事业培养了众多英才骨干，功德无量！

1965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当身边同事都沉浸在欢欣鼓舞中时，杨承宗却陷入了另一种担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五所这样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候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注意改变单一方向，注意应用！”

在成功的关口都未曾忘记忧虑职工的未来，这份远见，这份用心，何其难得。

早在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之初，学校便邀请杨承宗担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

尽管工作繁忙，杨承宗依旧欣然应允，为中科大化学专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当原子弹研发工作告一段落后，杨承宗一边忙着五所的日常运营，一边按时回中科大上课。

在学生的印象里，他总是微笑着给大家答疑解惑，平易近人。

一旦发现有潜力的学生，杨承宗更是尽全力举荐，极尽爱才。

可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少知识分子的处境渐渐变得窘迫起来。

杨承宗随后也被划入了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群体。

1969年，年近六旬的他跟着学生一起去到北京的铁道兵工地，风吹日晒，挖地开山，用白班翻夜班的高强度劳动来“改造自我”。

同年冬天，中科大为响应国家“落实高等学校下放”的号召，迁离北京。

杨承宗便默默携妻带小随学校一道远赴合肥，参与新校区建设。

这期间，他甚至随班下放到马鞍山南山铁矿，拉砖、开会、睡地铺。

相较于他人的焦躁、失落与无助，杨承宗脸上时常挂着豁达的笑容。他写信安慰同处逆境的学生：

世界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但“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八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莫要烦恼，以后生活上的挫折还多。

学生曾不解地问他：

“中科大的学生反正要毕业，跟学校走到哪里都一样，您为什么要跟着一起走？”

听罢，向来达观、开朗的杨承宗收起了脸上的笑容，只淡淡地回答：

“如今学校有困难，我应该和学校在一起。”

如此广博、敞亮之心胸，问之当世，能有几人？

“文革”结束后，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尽管身体已渐渐步入晚年，但心怀家国的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奋进的脚步。

1979年8月，在一次会议休息间隙，杨承宗偶然听到了两位同事的聊天：

“你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

“嗨，别提了，就差0.2分！”

这段对话在杨承宗心里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虽然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公平方式，但对人才的评定能精确到0.2分吗？多少考生可能会因为阅卷老师的误差，或者自身发挥的失误而痛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想到此处，他不禁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何不为那些同录取分数线接近的考生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呢？

1980年6月，杨承宗想开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舆论支持。

10月，中国第一所非公立自费大学——合肥联合大——正式成立，校长正是杨承宗。

这所大学建校之初，全部的家当只有从中国科技大学借来的一间20几平米的办公室和几张办公桌。

如此“寒碜”的大学，要如何提供学习资源？

早有考量的杨承宗提出了“联办公助”的办学思路。

学校在初创的前三年里并没有固定的校舍，所有学生都去到中科大插空使用教室，排课表有意与中科大上课时间错开，保证两边的学生都有硬件资源可用。

与此同时，杨承宗格外看重师资，所有任职教师都是从合肥12所高校里精挑细选的佼佼者，他还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等到校开讲座，拓展学生的视野。

如今，合肥联合大学已经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合并重组为合肥学院，继续在教育领域探索新的发展，默默为社会培养着有用之人。

正所谓，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

杨承宗凭着前瞻的思想与持续的努力，不仅为更多学子圆了大学梦，更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贡献出了重要的力量。

从居里夫人的学生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从原子弹研发参与者再到合肥联合大学的校长，杨承宗者身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闪光点。

然而造化弄人，因着种种缘由，杨承宗既没有评上院士，也没有获得共和国勋章。一次又一次的“错过”，让他只能目送自己的同事、学生登上荣誉奖台。

面对旁人的“不平”，他显得格外谦逊：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中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淡泊明志，低调做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先生都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

只要国家需要，尽管全力赶赴，不问得失。

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带着一生的传奇驾鹤西去，留给后人无尽的敬仰与怀念。

鲁迅曾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

相信历史不会忘记，这位没有功勋的元勋。

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无限璀璨的星光，看到了家国脊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