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默克尔，16年难破解的性格密码（图）

当地时间27日，德国联邦选举计票机构公布联邦议院选举最终结果，社民党以25.7%的得票率赢得联邦议院选举，基民盟/基社盟以有史以来的最低得票率24.1%位居第二。

随着选举结果出炉，各党派进入组阁谈判阶段，新总理人选呼之欲出，掌舵了这个国家16年的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即将迎来卸任的日子。

讲述默克尔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像一座沉静的雕塑，很少谈论自己，很少剖析内心。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审慎、冷静、克制、理性至上，这些是她执掌德国16年里所呈现的特质。但塑造和雕琢她的又是那么复杂的过程：东德的生活经验、物理学家的逻辑训练、牧师女儿的共情柔韧、德意志民族的保守血液……最终共冶一炉，自成一格。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世界之间，默克尔划了一条明晰的界线。从她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入政坛起，人们就感到好奇和困惑：真实的默克尔到底是什么样子？如今，30多年过去了，告别的时刻即将来临，关注过默克尔的不少学者、记者、普通人产生了某种相似的感受：政治家总是有多张面孔，但默克尔所展现的这一面，也许是一种忠于做自己的结果，也许比想象中更真实。

“沉默，对我来说是很美的东西”

“merkeln”，是德国人为默克尔发明的一个动词，意思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态度也不发表，以此来概括默克尔的政治风格和为人性情。在中国，有人将此译作“默言默行”。

“默言默行”传递出一种稳定的信号，这是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德国人一直渴望的东西。她的金棕色短发没怎么变过。她的衣着总是彩色正装配黑色西裤。她的双手五指常常相对，在身前摆出一个“默克尔菱形”。她经常独自一人在柏林的超市购物，每个假期也都会去意大利南蒂罗尔同一个地方远足。

她崇尚沉默的美德：“沉默，对我来说是很美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大家太不愿意保持沉默。”默克尔曾在电视节目中这样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太过喧哗了。”

渐渐地，民众与总理形成了一种默契，施政可以少说话。2006年，时任社民党主席普拉策克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告诉默克尔，德国民众并不喜欢听取对于政策的过多论证，从此她很少谈论类似的细节，也不轻易做出承诺。2013年，她和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进行电视辩论时，只用一句话告诉选民为什么选她：“你们了解我。”简洁得不能更简洁。

连生气也是沉默的。总理府的人清楚，当默克尔安静下来，就危险了。若她越来越安静，就意味着她快要爆炸，而表达怒气的方式是冷淡。一次会议中，默克尔对一些数字和事实不甚了解，于是询问一名官员，官员不着边际的回答让默克尔很不满意。“真是一番了不起的评论。”默克尔发出了嘲笑。会议结束后，她冷静地“安抚”一脸死灰的对方：“你回答得没错，只是对我毫无帮助。”

·默克尔经常独自一人在柏林的超市购物。

公开演讲和抒情是默克尔的弱项，她发表讲话时气氛总是沉闷的。她警惕那些滔滔不绝的天才演说家。当还是美国参议员的奥巴马访问柏林并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讲时，她告诉幕僚：“我想看看他能否付诸行动。”

她当然不是机器人。她喜欢瓦格纳，会和丈夫绍尔进入熄灯的歌剧厅悄悄坐下，欣赏悲怆的旋律。她是德国足球队更衣室的常客，在看台上她可以高举双臂激动大吼。她对幽默的要求很高，是冷幽默高手，也曾因为戳到笑点的小事而开怀大笑……但类似的细节不会出现在当时的报道里，她的规矩是不公开、不记录，向大众保持缄默。

在个人世界里，遇到重要转折点，作出重大的决定，默克尔通常也是不声不响。比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那一天。那一年默克尔35岁，是一位生活在东柏林的物理学家。她看到了新闻，但没有立即跟随狂喜的人潮拥向柏林墙，而是平静地去了桑拿房，这是她每周四的惯例。洗完桑拿，她步行前往离自己最近的检查站，决定去西柏林看看。她随着人群随意游荡，在一户人家喝了几杯啤酒，然后就回家了，理由是第二天还要上班。

后来，很多人嘲笑了默克尔在那一晚的表现，批评她缺乏热情。但默克尔式的热情从不会如此表面。一个月后，这位年轻的东德女性直接走进了“民主觉醒”党的办公室，坐在那里开始打字，不久就成为该党的新闻发言人，开启了她的第二人生。

从科学家到政治人，默克尔的表现如同换了一份普通的工作。至今没有人知道她是如何反复考量、如何做出决定的。而这样安静、谨慎的思考和决策方式，是默克尔从小在东德学到的东西。《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卡尔·费尔德迈耶曾说：“民主德国（东德）以一种强大的方式塑造了默克尔，这是在联邦德国（西德）长大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基民盟竞选海报上的“默克尔菱形”。

穿牛仔裤的东德女孩

默克尔的父亲霍斯特·卡斯讷是一名基督教牧师，1954年，在默克尔出生的几周后，他遵从汉堡大主教的安排，带着家人搬到了缺少牧师的柏林北部勃兰登堡州的滕普林小城。默克尔就在那里长大。

“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默克尔曾经解释过一点，“西方常常忽视的是，民主德国的生活也不全是政治。”

这个结论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得出了，她的头脑里装着一把标尺，用来观察和比较。“每年表姊妹和姨妈来到东德时，我总是利用这种机会比较西部的孩子是否比东部的孩子更幸福。他们有的东西可能我没有，但我们有大片的森林和湖泊。我经常对自己说：你不是也挺好的吗。”默克尔曾在采访中说。

十年级的时候，默克尔开始了“背包客”体验。她和朋友搭乘中欧路线的火车，去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非亚等地旅行。成年后，她搭车去过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旅行中她仍在用那把标尺与她所见的人进行比较，从而完成一种确认。她说：“我不断测试，看看能不能在智识上与他们一致。如果我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那么就算无法去地中海，也不会那么难受了。”

先天的谨慎性格和后天的环境因素让她养成了小心决策的习惯，在想明白一件事之前，她不会透露具体怎么做。这就像中学上游泳课，她在跳水板前站了一节课，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直到下课前最后一刻，她才果断沉稳地跳了下去。也正像柏林墙开放那一天，按照她的思考习惯，也许她意识到了政治将是新德国最具活力的领域。她可能犹豫了一下，直接用行动抓住了历史性的那一天。

在东德，默克尔从小到大的成绩都是优异的。中学时她是学校青年数学俱乐部成员，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和俄语奥林匹克竞赛都拿过奖。她是以满分成绩考入莱比锡大学物理系的。

·学生时期的默克尔（左）。

但默克尔不是书呆子。她是活泼的、合群的，经常穿着牛仔裤参加聚会，在组织迪斯科舞会时负责在吧台调酒。大学期间，她认识了第一任丈夫乌尔里希·默克尔，后经历了一段4年的婚姻。

毕业时，她进入了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成为一名研究量子化学的“小小的学者”。在那里，她认识了阿希姆·绍尔博士，也是她的第二任丈夫。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波兰危机也已爆发，未知的剧变正在酝酿。在科学院，默克尔对东德的批评观点已经渐渐明晰起来，但在生活中她从未给人留下斗士的印象。她后来说：“我采取了较为聪明的行动，决定不过分越轨，包括在某些人看来完全可以反抗或必须反抗的场合我保持了沉默。”

科学院的岁月对默克尔的政治生活有另一层深远影响，科学家典型的工具理性在日后总是有迹可循。“她是最好的分析师。”一名德国高级官员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说。在欧债危机时，她深入研究希腊复杂而低效的养老金制度，然后一条一条拿出来和当时的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讨论。一位曾目睹她与奥巴马电话会议的幕僚形容说：“他们像是在进行一场硕士生研讨课。”默克尔内阁的部长们则对她强大的公文细节记忆能力感到畏惧。

按照当时默克尔的设想，她会在科学院工作到60岁，也就是2014年，领到退休金时她会申请去美国加州度假。那时的她绝不会想到，60岁的自己不仅没有退休，而是处在总理的第三任期，继续站在了德意志的权力顶峰上。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启边境 。将东西柏林分隔28年的柏林墙第一次被凿开一条缝。

“科尔的小姑娘”在静候时机

当年轻的东德女科学家进入政界，展开的是一个耐心等待时机和不断寻找领地的故事。

初入政坛时，东德、女性、年轻、基督徒、科学家等鲜明的政治标签，曾让默克尔在短期内迅速突围，但也让她在往后更长期的跃升中遭受阻力。

真正崭露头角是在1990年。这一年，默克尔所在的“民主觉醒”党与基民盟在东德地区的组织合并，默克尔随之成为基民盟党员。1990年底，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一次大选中，默克尔成为联邦议员。不久，她又被“两德统一之父”赫尔穆特·科尔纳入内阁。1991年，默克尔任基民盟副主席，同时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成为最年轻的联邦部长。

·1992年，时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的默克尔出席内阁会议。

在飞速跃升的同时，默克尔被称作“科尔的小姑娘”，被视作全靠科尔提携的“政治花瓶”。媒体也把矛头对准了她。《法兰克福汇报》评论她“一点没有部长的举止”。《斯图加特日报》形容默克尔“有时候目光显得疲倦，偏爱下摆宽大的裙子和土里土气的衬衫，不喜欢擦脂抹粉，这让善于观察人的男士很快得出‘灰耗子’的结论。”

就连科尔也有类似的言行。访问美国时，他常把默克尔当做两德统一的“吉祥物”。这一切使默克尔既恼火又尴尬。

这个阶段的默克尔甚至脆弱得哭了好几次。1991年访问以色列时，在机场候机室，她因被忽视而差点流泪。还有一次是在内阁会议上，她因同僚的挤对而难堪落泪。放在今天的默克尔身上，这是难以想象的。

·1991年政坛新人默克尔和德国前总理科尔（右）。

很长一段时间，默克尔都在等待时机，同时在学习政治，学习掌握权力。

在部门内部，默克尔因其高效吸收信息而受到尊重，并因直率的性格获得了“蛇安吉”(Angie the Snake) 的绰号。她关注堕胎、平等法、幼儿园教育、失业率等问题。她是精力旺盛的工作狂，搞清一个问题，立马转入下个议题。

1994年，当默克尔调任环境部部长时，她迅速解雇了一位自命不凡的高级公务员，以示雷厉风行。1996年，在一项核废料法谈判期间，距离成为总理还有两年时间的格哈德·施罗德称她的表现“令人遗憾”。而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罕见地尖锐回应：“我会把他逼到死角，就像他对待我一样。我还需要时间，但总有一天会到来的，我已经很期待了。”

·1994年，已经担任环境部部长的默克尔。

什么时候该迎浪而上，什么时候该调转方向，在西德制定的民主游戏里，曾经的东德女孩慢慢成为冲浪者。她告诉自己：“我必须强硬起来，否则一事无成。”

1999年，基民盟党主席科尔和他的继任者沃尔夫冈·朔伊布勒陷入“黑金案”。时任基民盟秘书长的默克尔看到了机会。她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评论，果断呼吁基民盟与科尔决裂。

次年，默克尔踩着科尔的政治遗产迈向党主席的位置。后来科尔告诉朋友，支持年轻的默克尔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我带来了我的杀手”。

2005年，默克尔成为基民盟的总理候选人，挡在她前面的是时任总理施罗德。选举之夜，施罗德提前宣布自己是赢家：“当默克尔说她想成为总理时，你真的相信我的政党会接受她吗？别再做梦了。”默克尔似乎被逗笑了，她只冷淡地说了一句：“简单来讲，你今天没有赢。”

·2005年11月22日，德国柏林，即将就任总理的默克尔在总理府的交接仪式上。

如她所预告的，她把施罗德逼到了死角，而自己转身一跃，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性联邦总理。

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全球范围内与她同过台的女性政治家不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全球化智库特邀研究员王一鸣对这些女性政治人物做过比较。

“默克尔最大的特点是拒绝利用自己的女性标签。”王一鸣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些女性政治人物会突出自己的女性特质，演讲中总在说如何打破女性天花板，将女性标签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但默克尔自始至终没有兴趣。”

除此之外，默克尔拒绝对照，尤其不愿人们拿她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相比。她评价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很棒”，但当有人提出，撒切尔夫人是否是默克尔的榜样时，默克尔回答∶“不，我在狭义上说不需要政治榜样。我走我自己的路，我就是我自己。”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绝大部分女性政治人物习惯有一个比照的对象，可能来自父亲、丈夫或者女性前辈。特蕾莎·梅要不断回望撒切尔夫人挽救帝国经济的往事，朴槿惠永远不会忘记射向父亲的子弹……这种或明或暗、或有或无的模仿与比照给她们带来很大束缚。而在默克尔看来，不需要站在另一个人的阴影下，也能显出自己的样貌。”王一鸣说。

执政生涯的一个拐点

作为总理，默克尔的职业生涯是由一连串危机构成的。其中在难民危机中的决策最能窥见默克尔内心理智与情感杂糅的一面。

2015年7月，在第三次希腊债务纾困谈判刚刚结束的几天后，默克尔在罗斯托克会晤当地中学生。14岁的巴勒斯坦女孩里姆·萨维尔表示，她很害怕，如果家人的庇护申请被驳回，她就会被遣返黎巴嫩难民营，她用德语对默克尔说:“我就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我想上大学，我真的想实现这个目标。”

默克尔的回答是一贯的冷静：“我们不能干脆地说，你们都可以来，非洲的所有人也可以来，我们应付不了这么多人。”人们一度以为这是一个正面拒绝。

但是到了9月，默克尔突然宣布基于人道考量与联邦基本法的精神，德国愿意收容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且人数无上限。这是一项注定引发无尽争议的政策，但默克尔非常坚决地向国民提出要求：“我们可以做到。”

2021年9月，在接受采访时，默克尔再次提到了难民政策。她说，并不是要全盘接受难民，但是在2015年，难民已经在门口了，如果那时说，你们回到地中海对面去，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与她从小在牧师家庭接受的教育有关。父亲曾教导她说，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门前，你让他进来并给予帮助，而当他进来后就不要冲他扮鬼脸。

除此之外，默克尔一直勇于承认德国在面对异族的生存请求时所犯下的不可推卸的罪行，她多次强调永不排外，甚至将捍卫以色列的本土安全视为德国的国家义务。基于历史原因，默克尔也无法拒绝。

然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最终让德国执政联盟分歧重重，直接导致了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的崛起，对政坛造成了结构性冲击。

这也是默克尔执政生涯的一个重要拐点，极大地消耗了她的政治资本，导致她在2018年10月发表“双退”宣言。

“我会带着尊严离开”

2018年12月7日，默克尔在基民盟党代会上发表告别演讲，为落幕开启了倒计时。她说：“我会带着尊严离开，是时候翻开新一页了。”

2019年，人们发现默克尔已经显露出了老迈和疲态。在面对公众和媒体时，她接连3次浑身发抖，无法控制。第一次是在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欢迎仪式时。总理府公布的原因是默克尔喝水不够。第二次是参加德国司法部长卡特琳娜·巴利的辞职仪式时，总理府解释说这是心理反应。第三次是在迎接芬兰总理林内时，默克尔不断重复“我能挺住”这句话，以鼓励自己停止颤抖。尽管她本人称身体很好，不用大家担心，但这仍引起舆论的担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当年12月的演讲视频中，默克尔提到死亡数字时含泪停顿，是少有的情绪外露：“我很抱歉，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抱歉，但如果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每天590人死亡，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现在在圣诞节前夕有太多接触，而最后却成了我们和祖父母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那么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

疫情期间，默克尔的支持率曾一度飙升到82%。凭着科学家的理性，她判断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在德国，抗疫的很多政令在宪法上不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比如关闭学校、居家隔离。但默克尔态度坚决：“我们需要联邦各州采取行动。”

在今年1月的公开演讲里，她反思了疫情暴露的应对迟缓、数字化滞后等问题。4月，内阁通过修法草案，意味着德国将增加更为严厉的防疫限制措施，消除各地防疫规定中存在的模糊性。随着疫苗接种人数的不断增加，默克尔表示德国已经越来越接近“隧道尽头的曙光”。

·2021年7月22日，默克尔参加总理生涯最后一次例行夏季记者会。

现在，许多人都在关心默克尔的退休计划。她表示，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在重新赢得的空闲时间里，她会思考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

过去16年里，她几乎没时间做这一思考。默克尔说：“那时，我会尝试阅读一些东西，慢慢地眼睛会合上，因为累啦，那我就睡会儿，然后，再看看，我会在哪儿出现。”

2019年，默克尔在德国东北部滨海小城施特拉尔松德，与200多名民众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对话。当问到50年后关于她的历史书里会写些什么时，默克尔的回答化用了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墓志铭：“我已尽其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