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活在脱口秀金字塔底端的女孩（组图）

1. 跑场

晚上8点出头，脱口秀演员小帕骑着共享单车飞快穿梭在北京的大街上。这是中秋节的前夜，一轮圆月挂在城市的天光里。

这是她在这一天中赶的第四个场子。

小帕对路很熟，从西单穿过宣武门大街，拐过胡同口，停下车，就绕进了繁星戏剧村的后门。

北京白天刚下过一场雨，通往后台的道路坑坑洼洼，“没想到吧，这么烂的路”，小帕说着，跳过积水。

门敞开着，前台的笑声穿透单薄的红色幕布，后台空荡简陋，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化妆造型的工具，只站着一个主持人——前面的演员讲完就走了，下一个是小帕，再下一个还在路上。他刚发信息拜托小帕：帮忙多撑一会儿，前一场耽搁了。

小帕29岁，从去年11月开始表演脱口秀，算是圈子里的“萌新”。她是一个维吾尔族女孩，家乡在新疆阿克苏。过去，她在天津上大学，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上班，做格子间的“互联网打工人”，换过很多份工作，但是“干啥啥不行，干啥啥不喜欢”。

直到成为脱口秀演员后，她浑身上下前所未有得有劲。小长假是线下脱口秀场子最热的时段，小帕的日程也因此被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下午四点半和五点，她分别接了三里屯的两场演出——两个场子仅相距几百米；晚上七点半，她在西单附近两场相隔一公里的场地各有一场演出。经验告诉她，只要把相近的两场演出出场顺序错开，一头一尾，就能赶上。

9月20日，小帕在舞台上表演脱口秀。

演出是“拼盘”的，每场一般四五个演员，顺序时长能灵活调整。不同于只付酒水钱的线下开放麦，这里的几十个观众都花了80-200元购买门票。

站在舞台上，小帕用段子调侃职场性别歧视，谈女性的月经羞耻，还讲了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惑。她说，段子都源自她生活中最真切的愤怒，脱口秀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伤口扒开给大家看，再撒点盐、胡椒粉、辣椒面，说出来，解构它，事儿就算过去了。

包袱响了，观众一阵爆笑。“帕姐，有了！”主持人和随后赶到的演员站在幕后，松了一口气。几分钟前，他们还悄悄抱怨，这场人不多，气氛有点冷。

演出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小帕在欢呼声中下场，拎上包就走。

下一场演出将在一小时后开始，位置在十公里开外。她坐上了地铁，一共九站，中间需要换乘。出站后一路小跑，单肩布包跟着在肩头颠簸，包里装的是她出差的全部行李——半天前，她刚从沈阳演出完坐高铁回来，时间太赶了，没来得及回家。

最近一年，小帕习惯了在候场、登台、赶场中循环的日子。没时间吃饭，就在便利店买个三明治，狼吞虎咽几口。

赶场时她几乎不打车，既是怕费钱也是怕堵，她从小爱出汗，为了避免赶场跑得满头大汗影响发挥，9月20日这天，她特地穿了宽松的衬衫和短裤，即使秋夜已经微凉了。

2. 金字塔底端的生计

在北京的线下脱口秀圈内，小帕是一个新人，也是个“狠人”。最忙时，她曾经一天跑过八场演出。“得养活自己啊”，她平静地说，脸上挂着轻松的笑。

家人并不清楚她在北京具体做什么。她曾和父亲说，自己有时和黄西一起工作，父亲问：是主持《是真的吗》的黄西吗？她说“是”。父亲便以为她在电视台工作，听起来还算体面。

小帕仔细算过，作为专职的新人脱口秀演员，她必须每个月至少讲上30场才够养活自己。

她属于金字塔底端的从业者——“性价比很高”，商演价几百块。但小帕珍惜自己仍处于对脱口秀很兴奋的阶段，“现在还没演疲，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奖励”。

|小帕在跑场路途中。

将讲段子作为生计，频繁赶场，是一个新人脱口秀演员选择全职的必然结果。放在七八年前，这样的情景很难想象，“以前全是兼职的，现在整个市场上全职和兼职一半一半（比例）吧”，见证过整个行业从无到有的北京C+脱口秀俱乐部的创始人田垄告诉液态青年。

是田垄把小帕带进脱口秀圈的，圈子里的人尊称他为“田老师”。八年前，原本活跃在话剧舞台的他偶然接触到脱口秀，加入了北京最早的脱口秀俱乐部“北脱”，成为演艺总监，并带出了后来很火的杨笠、杨蒙恩等脱口秀演员。

田垄刚入行那阵，北京线下脱口秀的疆野还未开拓。他记得，当时全北京都没有全职演员，上台的演员就十来个，演出都是玩票，不要钱，就图个喜欢和开心，观众进场买杯酒水就行。他们也接过零星商演，观众不多，票价顶多卖到50元、80元，演完的门票收入只够大家去吃顿烧烤。

但今天的线下脱口秀样貌已全然不同。田垄记得，在北京，行业变化的关键节点在2017-2018年。那会儿，随着《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热播，脱口秀这门行当进入大众视野。

想看脱口秀的观众越来越多，投资人们带着沉甸甸的金钱入场，演出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专业的和不专业的演员都跃跃欲试。

2019年，新的脱口秀厂牌更是遍地开花，“一夜之间，北京谁谁都说自己是脱口秀（厂牌），那个阶段市场比较混乱，许多4月份开的厂牌6月份就不干了。但演出中确实出现了很多很好的喜剧苗子，各个厂牌都邀请TA参加一些商演——这些人成了最早跑场的那批人。”

田垄。图源：受访者

“现在做全职，只要（每场）有十五分钟内容，线下演半年，月入万八千的不成问题。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还能接商务。”在田垄看来，全职脱口秀演员跑场虽然辛苦，但时间自由，且大多过得很有盼头，“总归比常规上班有意思。”

但也有人讲脱口秀纯粹因为“想做明星”，田垄认为，目前国内脱口秀市场规则仍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晋升或淘汰机制，一些单兵作战的演员们“不用在乎同行，不用在乎行业，更不用在乎这门艺术本身。所以，全职不全职的只是看自己心情，反正挣得还行，还有可能去笑果成明星，那就干咯。”

小帕全职做脱口秀的原因简单直接：“因为开心”。在她一旁候场演出的男演员郎祺点头大笑：“对对对，太开心了，而且你看，不会饿死，我还圆润了”。郎祺原本是一家创业公司老板，2019年开始业余讲脱口秀，后因一场大病中止。病好后，他“重获新生”，想要真正为自己活一次，于是关掉了公司，成了全职脱口秀演员。

3. 舞台

小帕第一次登台是去年8月，在西直门一家名叫蘑菇商店的酒吧，是一场开放麦——一种具有练习、打磨性质的线下脱口秀表演活动，区别于商演，不设门票，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上台讲。

那一场，小帕讲了自己最想说的，一段关于乳腺增生的段子，讽刺男女不平等。她记得，当时自己紧张得不行，手抖，说话也控制不住节奏和力量，似乎有些“太使劲了”。不过，现场效果还不错，有前辈鼓励她，说她是个好苗子。

初舞台让小帕收获了前所未有的信心，这和她过去二十八年的人生截然不同。

舞台上的小帕。图源：受访者

十八岁以前，她一直生活在一道坚实的墙里，失控感持续困扰着她。父母婚姻破碎，她由爷爷奶奶带大。她自认有幽默的天赋，并猜想这大概是随了爸爸，不过爸爸虽然对外人幽默，却很少对她流露这一面。“我爱我爸，但他不爱我。他喜欢男孩。我花了很多年才接受这件事。”小帕说。

成长过程中，小帕一直被教导要做一个顺从的人，“身为女性，注定是男人的附属品”。小时候念书时得不到夸奖，她总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对。强烈的自卑、敏感始终伴随着她，就连在外面走路也只敢沿着墙根，还习惯双手交叉，生怕别人看到她汗毛重的手臂。

直到上大学，离开老家，她才有机会看外面的世界。大二那年，小帕上网刷到过国外的一些单口喜剧视频，一下子就迷上了，“每天窝在宿舍，不上课也要看，加起来大概看了几千个小时”。

她喜欢那些言辞犀利的女性脱口秀演员——比如亚裔喜剧人黄阿丽、《破产姐妹》编剧Whitney Cummings（同时也是知名脱口秀演员）。她们的勇敢让她感动。

偶尔，小帕也会随手记下身边一些趣事作“段子”，藏在备忘录，写在微博、朋友圈里，或者讲给朋友听。但一直以来，讲脱口秀只被她当作一种遥不可及的兴趣，仅此而已。

近几年，国内的脱口秀综艺节目火了，小帕早先压根没关注。直到2019年圣诞节，她被朋友带着第一次在北京看了线下演出，才了解到原来国内也有登台讲脱口秀的机会。演出后，她鼓起勇气找到田垄，说自己很喜欢脱口秀，想要尝试一下。田垄一口答应：没问题，年后欢迎来玩！

然而年后疫情爆发，线下演出停滞，这个约定被延迟了大半年才兑现。

彼时的小帕，干着一份互联网商务工作，但她一点也不喜欢，因为“没有任何成就和价值感，只是为了交房租、吃饭”。她在职场一直不顺，曾经两年换过8份工作，期间还遇到过职场性骚扰。

讲脱口秀之前的小帕。图源：受访者

2020年11月，小帕突然遭遇了失业，脱口秀意外成了她的救命稻草——为她带来了一些可贴补家用的收入。她索性开始全职讲脱口秀。

没干多久，春节期间的疫情又杀了她一个措手不及：线下脱口秀全停，只有北边偏远地带的一家脱口秀俱乐部还开着。老板给了小帕演出的机会，一天讲五场，连讲一礼拜，把她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

从那时起，小帕开始登上各式各样的舞台——剧场、剧院、酒吧、电影院，以及一些远远出乎她意料的，比如会议室、商场会员中心、烧烤店，甚至有一次还被请去了左家庄的街道服务中心。

脱口秀给了小帕各种新体验和认知，她惊喜于原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听她说话，也惊讶于讲个段子也会面临层层管理，还需要交稿审查。

更大的世界被一点一点打开。连续的登台让小帕进步很快，她在舞台的表现越来越自然，得到了越来越多厂牌的邀约。今年6月开始，她还接了一些喜剧编剧的活。后来演出时，她把这个经历也编进了段子里：“最近我在给秦霄贤写段子，你们在《德云逗笑社》第二季末尾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有观众使劲拍手：“哈哈，牛啤！”

观众的笑声和掌声让小帕有了一种安全感，她感到“自由且强大”——“我站在台上，台下坐几十几百人，比我厉害、收入多的人海了去了，但他们听我说话，花钱来听我说话。我知道下一句说到什么他们该笑了。他们的思维被我带着走，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好，极其强大。”

这让她感到满足，自我否定和自卑也被一点点治愈。她在微博里写了一段话《致我的观众》：

“你们可能根本想象不到，演出结束以后找我合影或者一句简单的夸奖，对我意味着多大的肯定，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很多。”

4. 她者

9月20日，小帕总共跑了五场演出，分别在剧场、酒吧、会议室。跟随她赶场的过程中，液态青年发现，除她之外，并没其他女演员。混在男演员堆里的小帕也算不上扎眼——那天，她的脸上冒着几颗痘，没有化妆，头顶的短发有些发油。装扮整体很素，乍看像个男孩。

如果没有演出，她本会精致很多。几天前她出门上架子鼓课和看电影，画着粗眼线，涂着大红色的口红，穿热裤，戴发箍，手指上套了四个戒指。走在拥挤的西单大街，时不时会有眼神黏着她，还有人上来搭讪，问“可不可以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小帕兼职做过模特，喜欢化妆，但上台讲脱口秀时会特地“收敛”。“试过不止一次，但凡打扮得漂亮一点，娘一点，观众就不笑。奇怪。不化妆，脏兮兮的，脸都不洗，穿帽衫、宽大衣服，就特别炸。”她撇撇嘴，猜测，“可能模糊掉性征，观众注意力就会更多放在我的段子上。”

讲脱口秀以来，伴随小帕二十多年的外貌焦虑被治好了。她说她开始喜欢自己，接受真实的自己，变得越来越自信，“现在我不刮腿毛就敢出门了，放在以前不可能的”。

小帕在脱口秀舞台。图源：受访者

演出还颠覆了小帕过去规律的生活习惯，熬夜、不正常饮食让她的身体发生变化——发胖、嗓子疼、腰背酸痛，甚至开始脱发。有一次，一位俱乐部老板发信息问她是不是胖了，还提醒她要注意着装打扮。小帕怼回去：你们对男演员也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我可能是全北京赶场频次最高的女脱口秀演员”，提到自己的赶场经历，小帕随口总结。后来想了想，又补充说，去掉“女”字，其实也是。

小帕厌恶被作为他者区别对待。她会在舞台上自我介绍是新疆人，更不希望自己因为女脱口秀演员的身份而被视作“她者”。但遗憾的是，“女性常常是她者。就像我有个段子说，我睡不着，老板从我身边坐了起来。一听到老板，大家就笑，觉得这（老板）一定是个男的。”

和线上脱口秀节目相比，线下脱口秀表演最大特点就是互动性强。小帕擅长互动，且冒犯性很强。表演时，她的表情有时会很夸张，大开大合。在演出后台，听到其他演员讲到好笑的段子，她也毫不掩饰，拍着腿放声大笑。但在台上讲到女性月经羞耻的段子时，她又会突然认真起来，“想跟所有女性朋友说，正视自己的身体和需求，没有什么好羞耻的。”

第五场演出结束后，一位年轻的女观众找到小帕，告诉她“特别喜欢你的表达，你加油，下次我还来看你演”。这样的反馈最让小帕感动，她说，自从讲脱口秀之后，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女观众会在现场找她说话、合影。有一次，一个女观众对她说：小帕，我听懂了你段子里的深意啦。小帕一时语塞，“真开心啊”。

她把微信上的一些粉丝拉了个小小的群，命名为“小帕的爸爸妈妈们”。群里大多是女孩，大家聊天侃地，分享日常。后来，女孩们还会把这个群当成树洞，分享情感经历，甚至“聊自己被性侵、性骚扰的经历”。小帕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友好的、最安全的发泄出口。”

5. “等梗来”

“你是怎么写段子的啊？”剧场外，郎祺向小帕抛出一个疑问。

“没有办法坐下来写。要么是上厕所，要么是洗澡的时候，突然脑海里闪过灵感就赶紧记下来。然后拿到开放麦试试，效果好就留下来。”小帕吃着三明治，头也不抬地说。

写段子对小帕来说原本算不得难事。她是一个对生活有极强表达欲的人，认为段子来源于生活中的愤怒，而生活永远会有不断的愤怒和痛苦。大部分时候，她只需要放轻松，等梗来就好。

一开始，小帕觉得，看脱口秀的观众永远都是新的，一波又一波，演员几乎碰不到老观众，一套二十几分钟的段子就足够用了。但后来，事情发生的变化让她喜忧参半——随着演出越来越多，她的粉丝变多了，有人听完这场，会追着去其他剧院再听一遍。这让她有些慌张，“有人已经把我的段子都听完了，但我还没有新的出来，还是同一套段子。怎么办？”

几个相熟的粉丝鼓励她：你的意思是你喜欢的歌只听一遍吗？创作很难，我们知道，愿意给你时间。

小帕的日程表。图源：受访者

小帕大为感动，但陷入了自我反思——一方面，自己确实越来越忙了，忙到没有时间真的放松，自然也就等不来梗；另一方面，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太快乐了，痛苦的感受变少，又或者，是忙到没时间去认真感知痛苦了。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是靠子弹一颗一颗练出来的，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是靠戏一步一步堆出来的。”田垄认可年轻脱口秀演员表演的局限，“脱口秀也一样，是靠你一次一次见观众的经验沉淀出来的，你观察的、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所讲的东西才能越来越多”。

很多演员把《脱口秀大会》当作要攀登的高峰。小帕却说自己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从没这么想过。

她只是想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并持续地用这件事养活自己。眼下，她的短期目标是年底开一个专场，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谈小帕事》”。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需要将段子的长度积累到1小时以上。

“可能会火，可能不会火，可能有人喜欢我，也可能有人喷我，可能有机会上《脱口秀大会》，也可能一辈子就在小剧院里讲着一场几百块钱的演出。但是又怎样呢？”

半夜十二点的钟声刚过，她从三里屯的一家剧场里冲了出来——这天的第五场演出结束了。站在剧场门口，她长舒一口气，点了一支烟。兴奋从眼神中褪去，疲惫渐渐浮了上来。剧场在下沉广场，只看得到窄窄的天，没有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