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提收紧新闻采编 海量自媒体恐面临严格监管（组图）

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该意见不仅提及此前已有的“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还涵盖了更多新闻业相关的新型事业，尤其针对互联网媒体领域的管控。

这份2021年新提出的负面清单，在原本的“不得从事采编”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限制，如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栏目、公众账号”、不得从事和各类新闻以及“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相关的活动和“直播业务”、“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甚至不能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等等新意见。

一周后，中国网信办再发布了一条与其境内网络媒体生存息息相关的文件——《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这份文件被视为中国媒体“白名单”，对2016年的一份同名文件中的内容予以更新。

中国大部分市场化运作的媒体，即便它们隶属于官方新闻出版单位旗下，也未能进入2016年的“白名单”。

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财新网》，它被外界视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敢于对政府进行批评报道的媒体。虽然该媒体在2016年曾经进入“白名单”，但这次也未能逃脱噩运。

半个月内，中国连发两条媒体相关政策文件，不禁引发各界对其背后原因的诸多猜测。

失控的自媒体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至洁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表示，这两份文件的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中国国内“数量呈爆炸式增长”的网络自媒体。

陈教授认为，政府要求非官方、有民间资本的媒体要更小心，不要触碰这些规定。不过实际上，政府无法完全控制数量难以具体统计的海量自媒体。

近年来，中国国内爆发了多个热点话题，例如“我也是（Me Too）”运动和其他女权运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后的突发消息等。这些话题的传播都依托于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所起的关键作用。

因为武汉疫情报道而遭到政府逮捕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于近日获释，但同样前往武汉拍摄和报道的张展、方斌等公民记者仍未获得自由。

上月，中国最早开始本土“我也是”运动报道的自媒体记者黄雪琴在香港遭到拘捕，至今没有进一步消息。

在陈教授看来，近期出台的规定对于微博、微信上数以千万计的自媒体而言，起到了震慑作用，而且可以事后“算账用”。

“政府也没有那么多人处理几千几百万的公众号，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号，就要非常小心了，这就会是通常监控的对象。”

“如果网信办或者公安局关注哪些自媒体，就可以用这些法律对他们进行攻击、起诉或是拘捕它，”陈教授说。

在另一方面，陈教授认为，由于很多自媒体本身带有爱国属性，中国对网络自媒体实施了白名单而不是绝对禁令。

“实际上一些爱国的自媒体也都不是官方的，不是公有资本，”陈教授说。

“他们不能代表政府但是他们还是整天发新闻、或者评论，这都是这些法规命令禁止的行为，但他们还没有被取缔。”

公有资本渗入网络媒体

多位中国国内媒体人向ABC证实，在本月两份文件出台之前，他们观察到国内一些从事“原创新闻写作”的自媒体已经在试图寻找可以“挂靠”的东家，避免受到冲击。

较为知名的中国互联网媒体平台早在几年前已开始私下引进国有资本。例如，虎嗅网在2015年获得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注资，36氪则在2016年引入国有资本招商局创投的资金。

美国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系助理教授韩荣斌认为“白名单”实际上并非新生事物，早在中国网信办还未成立的2005年，信息产业部就发布了类似白名单的文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中国的网络媒体在这份文件中按是否由官方媒体主办以及发布内容类型的不同分为三类，只有“一类”网络媒体有采编权，但“一类”媒体必须由官方媒体主办。

此外，不论属于三类中的哪一种，作为网络媒体都需要获得政府批准。

2017年，该规定进行了更新，要求所有网络媒体必须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

一位供职于非白名单著名财经类媒体的记者表示，同行之间对于白名单多有讨论，也有同事认为作为没有进入名单的媒体的记者，近期在报道中要更加谨慎小心不要违规，但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担心对这两份文件对工作产生太多影响。 

“确实有看到经营财经公众号的同行在找挂靠，但之前腾讯、新浪、36氪等一直都没有采编资格，也一直都在采写自己的内容。”

体育直播也需“公有”

如果这两份文件得到落实，包括腾讯在内的网络“大厂”是否能继续此前在新闻报道上的操作也将成为一个疑问。

韩荣斌教授认为，这轮新政策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性。

“另一方面，由于参与者会更清楚红线在哪里，新政策也可能会鼓励[人们]在界限内进行更多尝试。”

在一份中国“媒体监管专家”会议对《负面清单》进行答疑的文件中，针对非公有资本主导的网络媒体，最新意见不仅仅规定他们没有政经新闻的采编资格，甚至体育赛事的直播都被纳入了“不合规”的范围。

这份文件明确提到由腾讯直播的NBA等体育赛事可能会“对整个新闻传播秩序产生负面的影响”，之后可能需要有“公有资本参与进去”。

“原来我们把体育没有纳入到所谓的新闻传媒的范畴。现在看来......境外体育节目的引进......其实带有很强的导向性，”这份文件中写到。

媒体管控全面收紧

对比2016年和2021年，两份媒体“白名单”，除了信息源数量增加近4倍以及明确了每家上榜“新闻单位”所属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应用程序”的详细名单外，也出现了《财新网》等在中国地位较为特别的“独立”媒体遭到除名的情况。

两名《财新网》记者对ABC中文表示，同事都在关注白名单的问题，但公司没有对此进行解释，因此都不太了解具体影响情况。由于担心人身安全，他们要求以匿名的方式接受采访。

其中一位记者表示，《财新网》原本就是付费订阅制，不在白名单上以及不能获得其他媒体转载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

在2016年《财新网》出现在“白名单”前不久，曾隶属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蚂蚁金服入股了这家媒体。

而在今年3月，彭博社报道称阿里巴巴集团被中国政府催促卖掉包括香港《南华早报》在内的下属媒体资产。自媒体《深蓝财经》的报道则指蚂蚁金服已于近日出售了《财新网》股份。

另一位在中国一家非白名单杂志社工作的编辑则认为，这两年不仅仅是网络媒体在寻找政府背景的“靠山”，那些已有主管单位且一直处于采编“灰色地带”的市场化媒体也在写作上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控。

他们表示，在去年武汉疫情的报道过程中，由于有记者前往武汉当地医院、火葬场等“敏感场所”，他们所在的杂志受到了主管单位的批评，此后杂志社的财经、时政方面的内容受到了严格控制。

“今年是越来越严格了，我记得十一前后发了一份文件说普通媒体连编辑的资格都是没有的，这个虽然大家一直都知道，但没有人查，”他们说。

“现在，我们的杂志上甚至都不能出现‘采访’和‘记者’这四个字，杂志的版权页上也只有编辑的名字。”

对于本轮媒体政策对于中国非官方媒体的影响，陈至洁教授认为作用更多是为了进一步“去除杂音”。

“它扩大了打击面，把控管的范围加宽了。不是只有网络媒体要这样做，所有类型的媒体都要这样做，”陈教授说。

“读者可能会觉得说，我对官方媒体没有兴趣，我不读人民日报，不看新华社或是央视新闻的公众号，我是看那些其他的非官方的内容，但事实上[那些]也仍旧是官方媒体的内容转载过去的，最后就没有杂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