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峰会：这或许是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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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彼时红星的坠落，也昭示了一个时代的开启。在随后的30年里，美国的政治经济论述所向披靡——在莫斯科与基甫，新成立的政府们忙着聘用一位位美国学者做政经改革顾问；在北京和上海，美国使领馆门口排队办理赴美签证的年轻人，时而会排到数百米乃至几里开外。一时之间，学者学习与讨论的对象都是美式民主与自由。

30年后，2021年12月，全球百余个政府官员和各跨国、民间组织代表在美国总统的组织下齐聚网络论坛，忧虑“人权被侵犯”者有之，高喊“民主危机”者有之，批评“美欧等民主强国未能挺身面对专制威胁”者有之，照本宣科著和借机宣介自身“成绩”者亦有之。最后，在拜登“希望”与“协作”的呼声中，这场规模之大数十年未见的“民主峰会”随之做结。

然而，当与会者都难以感到振奋之时，场外的全球观察人士，就更是不留言面地以一篇篇评论予以了不屑及讽刺。《时代》杂志点评其“虚伪至极”（Height of Hypocrisy），《外交事务》预料其“可能适得其反”，Politico称“民主有难，而拜登的论坛于事无补”，《金融时报》编辑部称“美国需要在民主问题上以身作则”，《纽约时报》专栏记者James Traub形容“拜登的野心一再且令人不安地与现实发生冲突”，德国之声质疑拜登政府在高调表态之余究竟能为民主带来怎样的实际影响？而那些和《经济学人》一样，针对论坛受邀者名单质疑该民主峰会“自相矛盾”且“并不民主”者，就更是不计其数。

蔡英文在社交媒体称宣示“向世界分享台湾的民主故事”。（Facebook@蔡英文 Tsai Ing-wen）

30年后，我们正在共同见证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与其说是“民主”正在“专制”的竞争下越发颓势，倒不如说，从美国到世界都已意识到美式民主根深蒂固的问题。而拜登举办的这次峰会，也在将世界对“民主”的论述带入另一个赛道，一个中国颇为擅长的赛道。

“现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言及这次民主峰会，不能不提中国。中国虽然未受邀、未出席，却俨然是另一个主角。作为被该民主峰会针对的对象，中方一方面以“正面硬刚”的方式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连带新华社、CGTN等官媒制作刊布的一系列英文视频，批评美国民主沦为金钱政治，无法解决贫富差距、疫情等现实问题的现况。

另一方面，中方也自11月起，由王毅、谢锋、乐玉成等外交部高官密切表态，称“民主不应被‘标签化’。如何实现民主，应由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和民众的需求，具体加以推进和实践”；而后又于12月初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陈述中国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以如何解决民众问题、如何让民众有实际获得感为准则。

1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针对美国民主峰会表示，“民主要讲平等，而不能高人一等；要讲法治，而不能霸凌胁迫；要讲团结，而不能对立对抗。自封为‘民主灯塔’的国家，恰恰是民主病态尽显、民主赤字高企的国家”。（中国外交部）

纵观舆论反应，北京对“中国民主”的宣介并未换来多少外界认可，那份《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更是连中国大陆舆论都反应冷淡。这既说明中国政府的外宣策略和方式有待商榷，亦凸显了中国民主依旧“其修远兮”的现实。不过，中国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却与全球舆论交相呼应，《美国民主报告》的内容针针见血，受到广泛关注。

更重要的是，中方的这些批评，直接刺中了此次民主峰会的核心命题：“民主”与“专制”孰能带来更好的成果？而当拜登组织的民主峰会空有讨论和呼吁，却没能就具体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中方的这些宣介却给出了中国的答案：“现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倘若“民主”无法为国民提供实质成果，无法解决政经社会问题，那又如何与“专制”相争？倘若“专制”可以解决民众问题，可以让民众有实际获得感，并受到国民的拥护，那即便被唤作“专制”，又有何碍？

↓↓↓针对美国邀请罗冠聪出席民主峰会，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12月9日于Twitter表示，美国何不邀请斯诺登和（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者列席？↓↓↓

世人对“民主”的理解已开始松动

在过去的30年间，人们谈论“民主”时，多强调其形式，也即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以及选举、参选、监督等权利。多国民主人士的努力便是争取或保护这些自由与权利，乃至将之视为政治的最主要工作。

可是，如今的现实挑战，似乎正重新刷新人们对“民主”和政治的理解。

当美式民主在现实政经社会问题面前千疮百孔、束手无措；当新加坡、泰国等“不够民主”的国家明显能够比刚果、安哥拉等受邀出席峰会的“民主国家”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当拜登自己说，此次峰会的一大目标便在于“展现民主社会可以比专制社会表现得更好，可以为国民营造更繁荣、更安全的环境，在维护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同时满足民生”——人们都在越发意识到“民主需要实践的检验”之重要性，意识到“民主不能空有形式而没有效率”。

美国总统拜登于12月10日为民主峰会发表闭幕词。（Getty）

拜登的初心是好的。他和他的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等人试图通过这次峰会振奋人们对美式民主的信心，拉拢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面对现实中的很多政经及社会问题，证明“民主比专制更有效”。

但或许正如《外交事务》的评论文章所说，这个尝试或许适得其反。此次峰会反而让人们更多地反思民主究竟是什么，反思效率之于形式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以效率著称的中国政府频频在国际舆论场争夺“民主话语权”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熟知中西的中国公民向世人解释“中国实现民主的方式比西方更好”的时候。

30年前，世人对民主的认知高度统一。今天，不少国家之国民对民主越发抱有疑惑，不少国家之国民在彷徨中寻找自己的民主前路，还有少数国家之国民则对本国前景的轨迹充满自信。30年后，世人会否对民主重新形成一套新的认知？无人可断言。

不过，倘若当下世人越发重视“效率”而非“形式”的趋势延续，那么“民主”的前景就不啻为值得期待的。而30年后观之，此次拜登举行的民主峰会，也一定会是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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