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疫情“暗箭”的关键在于放松而警惕的心态（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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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松无警惕，疫情一来经济必受影响；有警惕无放松，疫情还没来经济都会受影响。把握警惕和放松的平衡，实在是很重要的。

除了传统的境外输入疫情这一“明枪”之外，通过货物形式进入国内的输入型疫情“暗箭”已经在北方省区的案例中向我们宣示了威力。保持“放松而警惕”的心态，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上海和广东作为全国接纳国外回国来华人员最多的两个省市，出现的本土疫情情况反而是全国而言相对较好的。对于两地的居民而言，每天的境外输入疫情通报无形中起到了“心理疫苗”的作用，督促他们做好防疫措施。

这几天国内疫情散点开花的情况越来越明显：陕西在逐渐得到控制的同时，河南、上海、深圳和天津又先后出现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随着Omicron等变种毒株在天津的出现和海外疫情持续走高的趋势，对于2022年的中国而言，疫情防控的任务只会更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疫情发生和内地清零都将近两周年之际，复盘过去两年的疫情趋势是有必要的。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将总结从中国内地首次清零（2020年3月24日，当日报告中只有境外输入病例47例）开始到今天（2022年1月9日），各个省份的境外输入（从2020年5月1日开始分省报送）和本土疫情累积确诊数量。国家卫健委每天早上会发布前一天的信息，各位可以在官网查阅。

第一个发现：显性的境外输入和隐性的境外输入

如果我们将这些省份在地图上绘制出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么几个现象：

首次清零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超过300例的省份（红色越深代表病例越多）

可以发现，我国接收境外输入病例较多的省（市、区）呈现南多北少的趋势——七个主要省市区（总共接收了全国85.4%的病例）主要有三种：其一是主要的航空口岸所在省市（上海、广东、四川和福建）；其二是西南靠近东南亚人口密集区的沿边省区（云南和广西）；其三是作为北京的第一入境点的省市（陕西、天津）。

这和我国对境外输入的定义是相互印证的。由于境外输入的定义是在口岸检疫期间就发现染病的回国、来华人员，因此其确诊阳性病例的多少，大致与该省接纳的回国、来华人员的数量成正比。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显性的境外输入。

首次清零后本土确诊病例超过200例的省份（蓝色越深代表病例越多）

有显性的就有隐性的。我们可以按照本土疫情的原因将本土疫情主要省市区（占总体的93.9%）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1.边境偷渡活动（云南）；

2.国际入境旅客航班的转运及消毒（陕西西安、江苏南京、广东广州、广东深圳）

3.国际货运航班的机组人员（福建厦门、河北石家庄）

4.陆路货物口岸（新疆喀什、内蒙古满洲里、黑龙江黑河、内蒙古额济纳旗）

5.货运港口（辽宁大连、浙江宁波、广东深圳）

6.外省市溢出（河南、浙江绍兴、吉林、北京）

可以看到，很多本土疫情来自于隐性的境外输入（即“物传人”）。这和地图上的北多南少的趋势相互呼应——冬季病毒容易在环境物体上保持活性，因此有可能通过集装箱等环境因素感染。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未来这种隐性的境外输入只会越来越多，并且将尤其容易出现在内蒙古、黑龙江、广西、云南和新疆等陆路沿边省区。这是因为海路运输时间漫长，在装运地随货物上传的病毒，在到港时已经历经数星期之久，早已分解失去活性；但陆路运输沿路都在有人环境（例如铁路的中间站、旅店、服务区等场所），且中途需要交换司机、编组车厢等操作，因此存在路途中被沿路环境污染，常换常新的风险。

第二个发现：接纳的境外输入病例越多，本土病例越难发生

我们换一个角度，将这些数据投影在散点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1个省在地图上的表现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反比例负相关的关系：接待境外输入最多的上海，本土疫情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接待境外疫情较少的陕西、黑龙江、河北，反而本土疫情在相对高位。

1.如果以500例作为界限的话，有六个省（自治区）拥有超过500例本土确诊（陕西、黑龙江、河北、新疆、江苏和内蒙古），有五个省（直辖市）拥有超过500例境外输入确诊（上海、广东、云南、四川和福建）。没有省份同时在两个列表内。

2.如果以300例作为界限的话，有额外四个省（直辖市）拥有超过300例本土确诊（福建、河南、北京和吉林），有额外三个省（自治区）拥有超过300例境外输入确诊（天津、陕西和广西）。只有福建和陕西同时在两个列表内。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似乎那些境外输入病例确诊较多的城市，反而本土病例确诊不多。

承担了全国57.1%境外输入“明枪”的上海、广东、云南三省市，本土疫情仅占全国的5.4%；承担了全国78.7%境外输入的七省市，本土疫情仅占全国的29.0%；承担了全国91.3%境外输入的十二省市区，本土疫情仅占全国的45.7%；

承担了全国55.3%本土疫情“暗箭”的陕西、黑龙江、河北、新疆、江苏五省区，境外输入仅占全国的6.2%；承担了全国76.1%本土疫情的九省区，境外输入仅占全国的18.3%；承担了全国91.7%本土疫情的十三省市区，境外输入仅占全国的35.0%。

进一步分析：境外输入和本土确诊的特点

我们不妨就此进一步分析，从2020年3月开始逐月统计各地的确诊数字，并分析它们的月平均值和标准差，从而就每个月疫情统计的分布给出一个显示。我们将计算其平均值（每个月平均会出现几个确诊病例）、标准差。并用标准差除以平均值得到一个相对的比值。容易推测的是，这个比值越大，代表相对而言疫情是突发的（不同月份的确诊人数有较大的差别）；这个比值越小，代表相对而言疫情是平稳的（不同月份的确诊人数有较小的差别）。

就全国而言，本土疫情的平均值是每个月确诊475例，标准差是636例，比值是1.34；境外输入的平均值是每个月474例，标准差是224例，比值是0.47。可以看到，本土疫情相对而言是突发的——长期是0，偶尔突然爆发一次，标准差一定是更大的。（请看配套图表）

我们进一步将这一算法推到各省份。上海和广东的比值分别是0.43和0.45。这意味着两个地方具有非常稳定的境外输入——对这些地方而言，每天或者隔几天的发布中都是有病例的。事实上，在2020年5月至今的618天中，上海有553天出现了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至今已经连续40天每天都有病例；广东有512天出现了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至今已经连续24天每天都有病例。

反过来，河北、黑龙江等省总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在30例左右，每个月才出现一次。在国内疫情整体清零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当地的卫健委很可能一个月才通报一个确诊病例。这意味着什么呢？

本土疫情中的蝴蝶效应

我想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具象、定量的威胁和抽象、定性的威胁。

在上海和广东的例子中，这种持续的有病例使得疫情的风险被具象化，无形中使得本地的政府、从业者和市民在生活中保持警惕。这种警惕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从决策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会鼓励管理者积极寻找疫情防控漏洞并及时把它们堵上——例如，上海和广东是最早对港口和航班保障人员实行隔离运作的；

2.从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会鼓励从业者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标准流程，从而降低自己被感染的机会——例如规范穿脱防护服。

3.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民众每天早上一看政府发布“昨天本市确诊x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出门的时候想必也会自觉地带好口罩。

但是，由于疫情风险被持续定量的衡量，这种警惕又是理性而放松的——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把风险降低，日子就能照过。事实也正如大家所想的那样：上海本土确诊49例，广东本土确诊247例，以两地的人口密度和人口而言，在全国都是高水平；同时，也没有因为大开大合而影响经济，经济发展相对平稳。

而在那些境外输入疫情更少的省市，“一个月才一个确诊”的通报使得疫情风险被抽象、定性化了——人们知道疫情有风险，但是抽象、定性的风险使得人们放松了警惕：

1.南京机场的管理人东部机场集团安排地面服务人员同时处理国际入境航班和国内航班；

2.有评论指摘西安机场的管理人西部机场集团安排入境旅客和国内旅客有重叠动线，造成病毒通过机场空调系统传播；

3.南京疫情中一位老太太隐瞒南京行程跑去扬州打麻将，导致不少牌友被感染；

4.不少地方的疫情都是在没有保持好社交距离的大型聚会、婚礼丧礼上传开的。

种种人们无意间的行动引致的蝴蝶效应使得疫情不断扩大，最后闹到全员检测、足不出户等严重影响本地经济的局面。境外输入稍少的福建、江苏、陕西、辽宁、浙江、内蒙古和北京都出过非常剧烈（每个月确诊病例多于300例）的疫情传播（陕西两个月确诊2018例，江苏两个月确诊821例、内蒙古一个月519例、浙江一个月确诊470例、福建一个月确诊467例、北京一个月确诊325例、辽宁一个月确诊308例）。而至于接纳入境人数更少的河北、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份（每个月平均1个境外输入阳性），教训是同样甚至更为深刻的——河北一个月937例，黑龙江一个月597例，吉林一个月384例。

放松而警惕的心态很重要

孟老夫子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将疫情风险具象化持续化的最大好处，是当地人养成了大体放松，小处警惕的习惯——大处的放松体现在生活如常，不因噎废食；小处的警惕体现在口罩、社交距离、标准作业流程。

有放松无警惕，疫情一来经济必受影响；有警惕无放松，疫情还没来经济都会受影响。把握警惕和放松的平衡，实在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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