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阻击战”才是香港由乱转治的真正转折点（组图）

具体包括：推迟原定于3月27日举行的特首选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连续召开四次相关会议、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召集香港各界举行同心抗疫行动会商会、内地两批次援港医疗队到位展开工作、方舱医院加紧开工建设、第三批千人援港医疗队也在组建中。虽然各方行动密集展开，但香港社会尚未感受到切实的变化，比如核酸检测站点在阴雨寒天仍排着长龙、检测结果仍需要等待3至5天才能收到反馈、仍有大量确诊者无法第一时间入院治疗、社区内尤其是家庭内传播仍异常严峻……

在无差别且传播性极强的病毒面前，变化的发生必然不会是即刻的。毕竟在此番“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之前，病毒已经在香港持续蔓延一个多月。而今虽然在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下，特区政府开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限于“先天条件”的不足，比如没办法进行全民核酸检测、没办法用大数据进行追踪和流调、没办法采取如武汉和西安那样的封城举措，所以港府在口号之外，能采取的措施只剩下继续收紧社交距离、围楼封楼强检、尽可能将重症确诊者接收入院，避免再次出现老人露天等待入院的悲惨局面。

基于此，香港第五波疫情的拐点究竟何时能到来，谁也无法给出精确答案。而且越来多来自权威机构的预测显示，香港疫情将在3月初开始达到高峰，比如香港大学医学院根据流行病学模型推算的最新分析显示，香港疫情可能在下月初达到每日182,923人确诊的高峰，日均死亡个案则在下月底达到高峰的约100人。港大团队表示，如不采取大规模封城等措施，第五波疫情发展趋势难以改变，估计可能有62.5万人会受感染，接近190万密切接触者需隔离。

在最坏的局面到来之前，香港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背水一战。因为不管是短期防疫的迫切需要，还是长期来看，此次疫情之于香港的意义，已经超越2019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成为香港能否由乱转治的真正转折点。

一方面，修例风波必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但阻击第五波疫情必须回归现实与具体实践，而后者，才是香港真正由乱转治的关键所在。

修例风波期间，走上街头的人们高喊着“反送中”，拉着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横幅，这些口号的确很有号召力，也颇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般的煽动性，但亢奋过后冷静想想，这些口号与诉求，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年轻人的上升通道依然铁板一块、薪水涨幅依然无法匹配房价和物价、住房面积依然逼仄狭小、公屋轮候时间依然遥不可及……这些问题才是香港的最大现实，但在修例期间却鲜有人愿意直面、承认，毕竟修例风波本身需要高度政治化，谈这些现实问题多么政治不正确、多么不合时宜！

可随着第五波疫情的爆发，这些现实问题以更加直接且惨烈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任谁也无法将其政治化，更无法对其熟视无睹。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噩耗传来，比如年仅11月和3岁的孩童染疫去世，越来越多老年人去世，不少确诊者被搁置在医院门外的临时帐篷里，虽然没有“居家抗疫”的条件，却因无法第一时间集中隔离导致全家被感染。一件件悲剧背后，暴露出的是香港带有普遍性、持久性的住房、医疗等民生困局。这也是为什么修例风波之后，中央会下大力气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将着力点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因为撇除意识形态，放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放在任何时候，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人权。正在遭受疫情考验的香港，迫切地需要经由这次疫情的实践，回到这一现实中来。

另一方面，修例风波如占中运动等社会运动一样，可以有多方面的归因，但面对第五波疫情的肆虐，特区政府乃至香港社会再也无法转移矛盾，直面矛盾与问题的香港才能实现由乱转治。

不管是当时看还是今天回头看，修例风波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的确参半着多方面的因素与力量。有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当然有，至少是舆论和政治的介入，包括各种主流西方媒体极具偏见的报道，英美政客不断发表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煽风点火式的政治言论，高调及具挑衅性地接见香港反对派政治人物等；有没有少数勇武的香港人，他们以公民抗命为志业，诉诸暴力冲击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当然也有，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只是社会是否为其提供了借口或机会；有没有中央的责任？在不少港人看来，当然也有，至少港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天然恐惧感应该由中央负责。

但这些归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特区政府的管治出了问题，政治上消极干预，经济上积极不干预，任由香港社会在无谓的问题上争论、撕裂。中央在修例风波后重拳出击，推出香港国安法，修改选举制度，既是在为特区政府有效管治和行政主导查漏补缺，也给特区政府提出了新的课题——管治者需要回答五个“能不能”的问题：能不能始终把握好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大方向？能不能坚守为民情怀？能不能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不能巩固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能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香港更好发展？

五个“能不能”的课题，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讲话中重点谈到的。如果说修例风波之际特区政府尚且可以面对这一课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第五波疫情的大爆发，已经没有敷衍塞责和左右腾挪的空间和余地了。因为香港防疫摆在面前，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这是对特区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而最终防疫的失败，不会是中央的失败，也不会是“一国两制”的失败，而是香港自治的失败。

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具体到香港自上而下的这场疫情阻击战，考验与意义也绝不亚于一场“革命”，尤其不亚于2019年那场被赋予“时代革命”口号的修例风波。当前，特区政府不需要做文章，也不需要文质彬彬，而是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骆惠宁的话说，当前最宝贵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团结，最迫切的是行动。

疫情终究会过去，但香港能否经由此次疫情的考验涅槃重生，由乱转治，取决于整个社会能否做出切实的总结与反思，既打破过往的迷思，也重建新的共识，既认清自身所长，也知道如何贡献国家所需。如此，香港才能重整旗鼓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