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议员邓飞：特区政府统筹失据只会消磨中央善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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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肆虐，作为新选制下首批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履新之后不久即进入了疫情防控攻坚战。外界很好奇，立法会议员在香港今次疫情防控方面有哪些实际的作为？

邓飞：一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各个阶层和团体的市民，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或感受，反映给特区政府，助于特区政府调试一些抗疫做法，更加接地气。另一方面，是对特区政府起到一定的监督，尤其是防疫抗疫的效果。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一直都说香港必须要动态清零，绝对不能与病毒共存，但在口号之外，实际操作层面的效果如何呢？因为我们在香港看到，检测出阳性的居民没有得到高效充分的分流，重症、轻症、无症状和密切接触者这四类人的分流，做得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在公立医院外大排长龙，以及因为医院没有办法充分接受确诊者，导致家庭内交叉感染。这方面立法会议员会对特区政府有监督的作用，不断去推动局面的完善。

多维：你提到香港的“动态清零”政策。我们知道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香港疫情发出总动员令之前，香港围绕“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产生巨大分歧，林郑月娥亦公开表示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作俑者。待到内地官媒发文警告香港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港澳办发声及至习近平指示之后，香港社会的争论才渐次告一段落。虽然争论暂且平息，但揭示出的问题不容低估和忽视。你怎么看香港社会围绕“动态清零”、“与病毒共存”而起的争论？以及背后揭示的问题。

邓飞：在价值观层面，香港毕竟很长时间几乎是跟西方社会同步的，或者自己觉得是跟西方社会同步的，所以当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开始与病毒共存，香港几乎是不假思索、不证自明就会去相信这种操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香港动态清零，就可能有点不情不愿，因为特区政府不少人并不相信可以做到动态清零，更相信的是Omicron病毒并不会导致重症，死亡率也偏低，不用这么认真和紧张，完全可以与这个病毒共存。

不过香港对于是否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也要区分来看。我所认识的医疗专家，超过一半以上都不相信与病毒共存，所以从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初，包括医学微生物学专家袁国勇、传染病专家许树昌等就提出了明确警告，疫情会大爆发，要小心。还有一些媒体曝光没那么多，但同样也是顶尖的传染病专家，我们都有密切联系，他们一直也都不相信可以与病毒共存。

反倒是特区政府的决策官员和不少民众觉得与病毒共存也无妨，西方每天确诊人数居高不下，但死亡率并不高，不跟欧美比，跟新加坡相比，新加坡每天也是几万人的增长，但死亡率真的不高。决策者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具体执行动态清零时就会变得很犹豫。民众层面可以理解，毕竟牵扯到很多经济民生的问题，手停口停，所以大家很害怕封城，一旦封城经济民生马上就停顿下来，这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与病毒共存就可以渡过难关。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不太相信香港有能力做到动态清零。

多维：如果说日增几十例、几百例还可以抱有侥幸心理，目前香港日增破万，每天亦有几十人染疫死亡，人们还是抱有侥幸心理吗？随着疫情情势恶化，香港社会是否开始了被动转弯？你提到很多人地香港动态清零没有信心，内地分批次的支援，有没有推动建立香港社会抗疫的信心？

邓飞：当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指示，以及内地医疗专家和物资火速来港，当时确实起到了安稳人心的作用，人们会觉得特区政府做不到有效防控，但中央全力支援就不同了。但指示发出后，特区政府怎么做、做什么，香港社会并不掌握。目前大家只知道3月要进行全民强制核酸检测，但具体流程是怎样的，检测出大量的阳性怎么办，人们并不知道，还是稀里糊涂。这方面的信息还是要尽快统一发放，否则只会消磨中央的善意。

前几天还闹出一个事情，卫生署21日和22日采取行动打击药店非法销售或没有注册的中成药，不光是扣押，还必须销毁。卫生署的举动虽然是按章办事，但这一举动发生在抗疫的关键时期，很容易被误读，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反感。一边是市民防疫需求求助无门，卫生署热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一边却是卫生署火速打击中成药的举动，工作效率如此高。这让整个建制派以及不少市民非常不满，因为整个工作的轻重缓急都是乱套的。

接下来，特区政府如果还是这样磨磨蹭蹭，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拼命干，这会消磨掉中央的善意。除了刚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奇谈怪论，如果内地民众知道也必定会非常反感，进一步误读香港。这些信息到底是真是假，特区政府并没有澄清过，一直在网上传，传来传去很多人就宁可信其有了。

多维：诸多问题之外，也有微小的进步。比如2月24日，特区政府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第241章)订立的《紧急情况(豁免法定规定)(2019冠状病毒病)规例》刊宪，为政府推行中央支持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筹建医院及隔离设施等，提供法律基础，比如允许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项目的相关许可、注册及申请等法定要求，以便特区政府能够在有需要时更灵活迅速地善用内地的支持及资源，全速开展关键的防疫抗疫项目，以期在短时间内提升香港的疫情防控能力。

邓飞：紧急法也不是无所不包，尤其是对药品的注册，这方面特区政府必须有更加明确和权威的信息发放。现在说到底，香港防疫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心，疫情爆发两年来，香港都没有建立这样的统一指挥中心，各自为战，比如有些是行政长官办公室在指挥，有些是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在指挥，有些是卫生局在指挥，有些是卫生防疫中心在指挥，除了卫生防疫中心在专责抗疫外，其他的政府部门还有其他防疫之外的政府工作必须履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无论是特首牵头，还有政务司长坐镇，必须统一抗疫，但目前这些都没有在做。

多维：习近平在动员令中，要求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要求香港肩负起防控疫情的主体责任，但确实如你所说，虽然动作不断，比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连续召开六次相关会议、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召集香港各界举行同心抗疫行动会商会、内地三批次援港医疗队到位展开工作、方舱医院加紧开工建设，但香港社会尚未感受到切实的变化，比如核酸检测站点仍排着长龙、检测结果仍需要等待5至7天才能收到反馈、仍有大量确诊者无法第一时间入院治疗、社区内尤其是家庭内传播仍异常严峻。

在疫情防控这场攻坚战中，特区政府能否真正肩负起主体责任？主要的难点和阻碍在哪里？究竟是不能也，还是不为也？

邓飞：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不为也，因为特区政府内心深处还是认为与病毒共存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死亡率也不高，现在死亡的病例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如果把接种率提升，死亡率也就降下来了，还是有这种侥幸心理。

另一方面，是不能也，认为香港确实做不到动态清零。香港不同于内地，管理可以延伸到每一个毛细血管，一旦局部爆发疫情，有街道办、居委会，很多基层的党团组织很快就能动员起来，香港没有这些，所有的社团也好，政党也罢，特区政府还不是能够完全指挥得了。毕竟特区政府只是一个小型的政府，所以就算是围封一些屋苑、公共屋邨，也没有充足的人力去做。

另外根据所得数据，全香港的病床数量加总起来，大约只有4万张左右，包括所有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社区服务中心和护老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香港确诊人数超过4万，基本就没有办法做分流了。虽然现在也在新建方舱医院，但隔离病床的数量远远不足以应对激增的确诊者，纯粹从账面上算，特区政府可能觉得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多维：修例风波之际，中央在特区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情况下出台了香港国安法，以拨乱反正。而今随着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恶化，特区政府如果最终还是管不了、管不好，没有办法负起主体责任，不排除中央在人力、物力之外更深度地介入香港抗疫战。在你看来，经历过修例风波，到今天的疫情防控，中央的介入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香港民众还会心存芥蒂吗？还是说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央任何层面和程度的介入都是可以接受的？

邓飞：我觉得目前虽然特区政府防疫的漏洞和问题很多，但还没有到彻底管不了的局面，现在有不少医学专家提出了一些对症下药的办法，今天的疫情防控跟2019年修例风波的情况很不同。2019年中央也不是全面介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安法，也是在《宪法》赋予的权力范围内。中央要求特区政府负起主体责任，意思很明确，一方面这是特区政府本就该做的，另一方面也是很严厉的提醒，如果做不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是可以随便敷衍塞责的。

现在具体要做的，除了大幅度提升老人和小孩的接种率之外，还有就是需要对重症病人做集中的治疗，而且需要对重症病人进行筛选排查，有的是因为没有接种疫苗，有的接种了还是会重症，原因是什么，这方面的医疗研究必须要跟上，这对下一步抗疫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另外重症病人的分流工作必须加快，轻症和无症状者是分流到方舱医院还是居家隔离，需不需要进行局部的封区，需要如何统筹后续事宜，这些都要跟上。就我所知，现在医学专家提了不少对症下药的方法，特区政府是否采纳我还不确定。

多维：2月23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了现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并再次全民派发一万港元消费券，以纾解疫情影响。据《香港01》统计，截至2月17日，民建联、工联会、经民联、自由党、劳联等至少40名议员已经表态要求政府派发5,000元至10,000元的消费券不等；另有13名“单丁”议员，包括新人严刚、陈祖恒、杨永杰、梁文广、林素蔚及张欣宇等人则支持派发现金或消费券，金额同样以5,000元、10,000元为主；反对派钱的只有7人，例如新民党质疑派钱对提振经济效用有限，认为应把资源聚焦帮助基层的市民或小中产上，而选委界议员刘智鹏和林筱鲁则指措施未必做到“精准扶贫”。

无可否认，“派钱”的确可以在艰难时期为市民雪中送炭，解决燃眉之急，特别在疫情之下，基层市民的生计大受打击，“全民派钱”的确可以填补基层市民的生活成本。但经济不景之下，这种贫富所得均一的一次性派钱举动不但无法做到“精准扶贫”，反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即使疫情过后，经济慢慢好转，但这种贫富均等的派钱模式根本无助于改善结构性贫穷问题，更加无法有效促进政府长远改革经济。对此你怎么看？

邓飞：现在如果纯粹从应急的角度来看，“派钱”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从中长期来看，这样简单的“派钱”确实对于促进经济的转型和提升没有任何直接的帮助。现在的问题是，当疫情和缓了之后，该怎么进行中长期的规划？除了“派钱”之外，能不能有利于香港经济转型的高质量建议出台。

至于你提到的很多议员在《财政预算案》之前建议“派钱”的做法，经验告诉我们，立法会议员有再好的建议提交给特区政府，如果特区政府不理，议员也没办法，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就算理了，可能也只是一纸官样文章。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十几个议员曾联手要求强化安心出行追踪的功能，特区政府没有任何回应，好像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情况其实不是个别现象，就算一个立法会议员或者一群议员有一些很好的经济发展策略的提案建议，也很难真正被看到、被重视，更别说落实。基于这样的情况，作为立法会议员，如何办成一件事？或者说如何证明把一件事办成了？最简单的，就是要求特区政府派钱，特区政府反正也想派，那就派吧。“派钱”过后，彼此都会认为自己为社会做了一些事，普罗大众也容易理解。

但这次疫情过后，特区政府也好，立法会也好，都必须对于未来香港经济发展该怎么走，有一个更紧密的合作接触，从香港中长期的发展出发，到底南金融北创科要怎么走下去，必须要有一些精细且长远的方案出台。

多维：这次疫情确实是特区政府自治能力的一次大考，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讲话中提到，管治好香港绝非易事，没有点真本领是不行的。这次疫情大爆发后，不少人批评香港的AO党（政务官），认为他们并未真心实意按照动态清零的原则和机制严格执行，而是敷衍了事，无心无力，最终破防。在此之前，不少人也常常会说，香港没有政治家，有的只是很好的执行者。为什么会这样？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结构性矛盾？

邓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政绩评估制度，特区政府是小政府，跟内地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可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内地是以办成多少事、实际效果作为政绩的评估考虑，但香港首先要看程序上是否有问题，而不是说办成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比如内地的精准扶贫，对于负责扶贫的各级政府设定明确的指标，怎样才算是完成了精准扶贫。但香港关注的是程序上、法律上有没有出错，比如在派发关爱基金的时候，考虑的是有没有按足程序，会不会让特区政府背上司法复核的风险，会不会额外增加特区政府不必要的经常性开支。

这也是典型的小政府的行事逻辑，所以在西方社会，政府只是作为守夜人，什么叫守夜人？就是晚上的时候像保安一样，只提供基本的服务而已。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靠自发的运作就可以挂一漏万。所以如果不对特区政府公务员体系的政绩评估制度进行改革，很难有实质的改变。我接触的一些工程部的公务员，对这样的评估制度很不满，他们也想做事，但他们现在所处的制度环境并不鼓励他们这样做。反而一旦出错，基本上要负很大的责任，整个制度鼓励你不要犯错，无论是程序上的错误还是法律上的错误。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场景里面，也没有办法。

多维：按照既定安排，3月将开始全民强制检测，这放在疫情初期和疫情前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却成了无奈之下的现实。在香港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了“自由”，任何层面的“强制”似乎根本不会也不应该在香港发生，因为自由主义早已成了港人不可撼动的信念。具体到特区政府，在自由主义的引导下，经济上积极不干预，政治上消极干预，所以当香港多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才会被当做成绩拿出来炫耀。

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是，香港深层次问题与矛盾愈发积重难返，人们期待的公平正义越来越难以企及。今次疫情正在以一种直接且惨烈的方式告诉港人：香港最大的敌人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回归25年，香港一个重大思想盲点，就是缺少对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实际批判，无法在主流社会中建立批判自由主义的共识。在你看来，这次疫情的教训，能倒逼香港重新反思自由主义吗？

邓飞：不会，香港是一个很功利的社会，不善于甚至某种程度上排斥这种哲学化的反省和思考。所以如果疫情过后做检讨，也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因为过度迷信自由主义才导致这么大的损失？是不是应该去调节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不会有这种深层的思考，最后即便有检讨，也是很简单直观的，比如认为特区政府无能，做得不好，对于特区政府的信任度和权威也会继续下降，但没有人真的会认真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调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去摆脱以往绝对的自由主义观念所带来的迷思，或者说这样的迷思是不是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管理需要，香港人不会这样思考，这次疫情之后出现类似的情况，还是会重演今天的局面。

今天回头看，我们经历了2012年的“反国教”，经历了2014年的“占中运动”，之后并没有对于社会管理作出深层次的思考和检讨，也没有从管理架构和管理思维上进行改革。所以到了2019年就爆发了更为猛烈的“修例风波”。2012年到2019年，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吃一堑长一智，更没有进行改革与调整，依然如故。所以这次疫情能否成为香港的一记警钟，我对此完全不乐观。

多维：那么对于香港重新认识内地会有所改变吗？因为这次疫情跟修例风波很不同，修例风波必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但这次疫情则不同，没那么多意识形态可讲，需要的只是纯粹的保证市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经过此番支援香港，两地联动，港人对于内地的认识会有所变化吗？

邓飞：虽然会承认内地的防疫模式确实很有效，但还是认为跟香港没有多大关系，有点人格分裂的感觉。

多维：所以从修例到第五波疫情，香港最终还是会浪费掉从危机中反思的契机。

邓飞：至少目前看是这样，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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