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战下又一震动：杜特尔特吃了第一只“螃蟹”（图）

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对相对弱小的邻国乌克兰的战争引发国际震撼，其造成的冲击波对处于相似情境中的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领土、海权和地缘政治争端交织的东亚-西太平洋地区。

作为这一地区的三个大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三国国防部长3月28日在“三方合作协议（TCA）”框架下举行了部长级会议，作出一些重要决定。

首先是对该机制进行“升级”，更上一层楼，“以防止国家边境被侵犯”（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语）。

三方同意加强在该机制下的合作，使“TCA”的范畴扩大到国防之外，让其他机构参与进来。

其次是使该机制工作任务进一步“扩展”。

“三方合作协议”是因应地区最为突出的“海事安全”问题而达成的，应对“海事安全威胁”是其主要任务。本次三国防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合作领域从目前的海空军的合作，进一步扩大至海陆空三军合作。

三国同意委派固定的三方海事巡逻联络官，以便有效地交换资讯、监测和实施海空侦察活动，并更加重视情报工作，加强三国海军在海上的“存在感”，扩大联合军事演习，以威慑“安全威胁”。

第三项重要决定是将“TCA”部长级会议制度化。

三国一致同意对“TCA”制度化、提质升级和扩大活动内容，并认为其“非常重要”，具有“战略意义”。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朝着太平洋纵深方向、相互毗邻的国家，是东南亚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综合指数排名靠前的地区大国，地处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冲，实行民主制度，它们与超级大国在价值观上一致，且均具有紧密伙伴关系，尤其是菲律宾是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为数不多的条约盟国之一，在美国推行大国竞争和印太战略背景下，它们都具有重要的海上枢纽地位和地缘战略价值。

而菲、印尼、马“三方合作协议（TCA）”机制是为了适应它们共同的海事安全需求应运而生的，是一个军事合作组织的“雏形”，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都缺乏地区集体安全机制的情况下，其成立和发展格外引人注目。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已经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之际，三个地区海上大国决心进一步将“三方合作协议（TCA）”制度化，提升其规格，扩展其合作，几乎毋庸置疑受到了俄乌军事冲突的直接影响。

对于它们来说，存在跟乌克兰相似的安全担忧，对俄式“以大欺小”、“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强权逻辑”极为敏感。

正因如此，这些国家中部分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甚至十分激烈，比如新加坡就选边站队，站在超级大国一边，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在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中投票支持，参与对俄制裁，而菲律宾甚至公开表明一旦战事扩大到亚洲，愿意协同美国参战。

无疑，对地区的海事安全、领土争端和地缘冲突高度关切的国家不希望在相似状态下沦为乌克兰的处境，因此希望加强“抱团”，预应危机。

在俄乌战争进行中召开的新一次“三方合作协议（TCA）”国防部长联席会议必然会关注并讨论欧洲战事，并据此作出了进一步将其制度化、提质升级并扩大合作的决定。

就此而论，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地带——的这三个国家事实上是为因应俄乌战争所暗示的地区潜在冲突创建地区集体安全机制的一个重要尝试，未来将可能有更多国家对此感兴趣并引起四国集团的注意，未来不无可能被纳入“四方安全对话”甚至“AUKUS”框架下或采取开展战略合作的模式加强彼此连接。

很快将届退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围绕俄乌战争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姿态特别耐人寻味。在其任期早中期，与邻国（中国）关系改善，并获取了经济合作和援助的实际好处，与莫斯科的关系也很融洽，唯独与华盛顿关系陷入僵局，但这在其执政晚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甚至可谓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重拾仲裁案，领土和海事安全方面的争端再度“常态化”，其在对抗中态度强硬——尽管不失外交手腕，而且重启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并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加强。

突出表现在对俄乌战争的旗帜鲜明的态度上。

事件发生后他迅速召集强力机构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在此后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投下赞成票，其本人明确表示“俄罗斯对乌采取军事行动是错误的”，并专门指示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亚尔德斯向华盛顿做出外交保证，只要需要，菲律宾随时准备提供美国作为主要盟友所需要的任何设施或任何东西。换言之，菲律宾愿意参战。

这些鲜明姿态与其任职早中期对菲美联盟不屑一顾的态度以及一些侮辱性的措施相比凸显了其对菲律宾面临的安全局势、菲律宾的地区角色及菲美关系产生了新的想法，并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和地区一些国家的摇摆立场，对比亦十分鲜明。

对“三方合作协议”提质升级的立场，和对美国姿态的转变，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出于对自身安全隐忧的顾虑及对俄式“以大欺小”、“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的“强权逻辑”的深为忌惮。

基于此，他和邻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透过“三方合作协议”等于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吃了第一只“螃蟹”，是对俄乌战争所作出的第一个战略性反应。

与此相应的措施，是菲律宾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暂停、2021年以较小规模举行之后，今年同其条约盟国美国一起联合举行了两国结盟以来最大规模的“肩并肩”军事演习，参演将士近9000人。

2020年停演的公开原因实际上站不住脚，更大的原因是彼时杜特尔特与美国政府的关系陷入了最低谷，为此史无前例地围绕“（菲美）访问部队协定”的终止和暂停终止方面玩起了游戏。

因此综合各种情况看，2022年“肩并肩”联合军演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举行反映了马尼拉的安全忧虑及对条约盟国的倚重，反映了在其即将离任之际，菲美同盟不仅全面重启，而且进一步加强。它同样是在俄乌战争的战略背景下展开的。

鉴于这些情况，菲律宾未来在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针对大国竞争缔造的各种机制，尤其是军事安全机制中扮演何种角色，将变得很重要。

如果说过去他是由于自身个性选择“疏美”的话，那么在执政六年后，他逐渐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去思考菲美关系和菲美合作，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刺激下，他最终选择重新推动菲律宾走上了亲美的道路。这对地区安全形势发展具有特别意义，在整个地区，它的转变也将对各国的选择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