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事 停火条件成雏形 魔鬼在于细节（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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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月29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会谈之后，各方都透露出较为乐观的讯息。俄方表明为了“增强互信”，将大减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的军事活动，呼应了俄国上周起至今多次表达将军事行动重点放在“解放”乌东顿巴斯（Donbas）的说法；而乌克兰的谈判代表亦在会后表示已经达到了“大致可获（各方）支持”的立场，而且足够让俄乌两国总统为止进行会面。土耳其外长则以“谈判开展以来最具意义的进展”去形容这次结果。

对于俄方减少军事行动的说法，目前各方都有不同解读。俄国谈判代表梅金斯基（Vladimir Medinsky）指这并不代表基辅周边的“停火”，而出自俄国副国防部长福明（Alexander Fomin）之口的减少军事活动范围也只在基辅和基辅以东、属于俄军钳型两路进军之一的切尔尼戈夫（Chernihiv）方向，并没有包括东南被围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Mariupol）、南部的赫尔松（Kherson）和尼古拉耶夫（Mykolaiv），以及位于东北的第二大城哈尔科夫（Kharkiv）方向。

这种进路，与战事初起时人们对于俄军南北两路包围乌东的“联军行动”部队（Joint Forces Operation，JFO）的预想相距不远，只是时间上滞后良久而已。JFO在战争爆发前大概有4万人，占乌克兰陆军人数近四分之一，亦是其精锐力量所在，如果遭到俄军包围击溃，将大创乌方实力和士气。

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俄国减军的说法表示质疑，称要观察其实际行动，但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沃尔特斯（Tod Wolters）已在参议院听证上确认俄国正从基辅附近撤军，英国方面亦指基辅周边的轰炸有所减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指这是俄军重大的战略转移。由于俄军在针对基辅的钳型战线推进迟缓，更遭遇乌军反攻，而不少评论一直认为俄军进侵战线过长，因此美国国防部认为这“不是撤退而是重新部署”的判断大体无误。

在俄军主力向顿巴斯集中之际，俄乌之间的停火条件也愈来愈明确。可分成四个部份：一是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和俄方所谓的“去军事化”；二是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主权问题；三是俄方所谓的“去纳粹化”，当中可包括对俄语官方语言地位的认定等；四是西方对俄制裁。

中立地位和“去军事化”

目前，乌克兰已表明愿意以中立地位换取第三方国家的安全保障，当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这些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国家，也包括波兰、土耳其等邻近势力。这某程度上是对乌克兰作为波兰、土耳其、俄罗斯三方势力交界的地缘历史事实的承认。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总统办公室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Mykhailo Podolyak）就表示这种安全保障理该是北约第五款共同防卫条款的“加强版”（enhanced analogue），保障国将透过各自的国内立法确保其有法律责任去保护乌克兰免受攻击。

与加入北约以寻求安全保障相比，这种由世界主要强国和邻国担保的保障，将更能符合俄国紧持的“安全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of security）原则，即各国的安全并不能互相分割，一国的安全不能够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因此在乌克兰加入北约或其他保障国家安全机制的问题上，俄国也应该有其话语权。

不过，此中的细节有两个难题。其一是这些保障国的责任强弱和安全目标的问题。到底他们是要保障乌克兰领土不受他国侵犯，还是要保障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到底何种行动才算得上是侵犯，何种行动才算得上是改变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如果乌克兰未来的政府决定要与俄罗斯建立军事同盟，那算不算是各国需要介入的范围之内？即使乌克兰心中的保障国都愿意参与这种安全保障，当中的细节将会引来不少争议。

这就带来了几个问题。到底外国军队可否到乌克兰参与短期的军事演练或进行短期的军事合作？到底乌克兰军队又可以到国外参与军事演练或进行军事合作？如果外国向乌克兰军方出售或交送军备又会否破坏其中立地位？

照目前的形势来看，乌克兰军队要有自保的能力，就不能不依靠外国军事援助。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就是列举出防卫性武器的范围，而规定外国可以输送乌克兰的武器皆在此列，以去除外国透过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部署攻击性武器的可能。此等“划界”问题将会带来无可避免的艰难谈判。

如果要完全禁止乌克兰接受外国军事援助的话，那么条约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将需要有比北约第五款更高的要求，例如是一些由客观事实自动触发的军事介入条款，或者是不必由各保障国全体同意的合法介入条款等等。由于任何潜在的军事介入都可能涉及与俄罗斯这个核大国正面交锋的可能，保障国未必愿意为乌克兰承担此等高风险。

领土主权问题

比中立地位更为棘手的，就是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主权问题。首先，俄乌双方都为此设下了界线，使得这种主权问题不得不以一种巧妙而让双方都不失面子的方法解决，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

在俄罗斯一方，克里米亚2014年早落入俄国实际控制之内，顿巴斯的两个分离主义“共和国”也长年实控该区三分之一土地，而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军从克里米亚推进，占领了守着黑海口的赫尔松，往北又占据了拥有超过五分之一乌克兰发电总量的扎波罗热（Zaporizhzhia）核电站，往东经数周包围又几近夺下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形成从顿巴斯到克里米亚的陆桥。

而且，克里米亚2014年经过欧盟和联合国都不承认的公投后，在俄国法律上已并入俄罗斯联邦；本年2月下旬，俄国又立法承认了顿巴斯“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其所声称的领土更包括了战前大部份掌握在乌克兰政府手中的顿巴斯地区。

这些既定事实都为领土主权问题的解方设下了严格的限制。

在乌克兰一方，坚持其1991年独立建国时的领土完整是一以贯之的立场；俄国兼并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人对于其1994年以放弃核武换取领土完整安全保障的《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后被俄国违反而甚感后悔，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甚至在战前曾声言考虑退出；而即使乌国政府一直将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Minsk Agreements）视为城下之盟而多年不顾其后续进程，但俄国对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的承认却是正式地撕毁了协议，在乌克兰人眼中，这笔道德债也落在了俄国身上。这些对领土完整被破坏的“受害者”情绪已决定了任何乌克兰政府都难以轻易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交到俄国或分离主义者手中。

对此，为免成为“千古罪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早已表明会将对俄协议交付公投决定，把历史责任交到民众手中。由于公投要在俄国撤军后才能进行，这不只在政治上局限了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的空间，更是在程序上为此增加了更多麻烦的限制。

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之中，乌克兰的解方是一种类似《明斯克协议》的“拖字诀”，提出设立15年的谈判期限，去处理克里米亚和2月24日俄国进军前乌东两个分离主义“共和国”实控区的主权地位问题。

愿意谈主权问题，对乌克兰来说，固然是一种让步。但是这种让步却难以为俄罗斯所接受。

其一，俄国一早就不满乌克兰政府迟迟拖延《明斯克协议》中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制订“特殊地位”的做法，此刻的“15年谈判期”很可能会再落入同样的拖延之中。

其二，对于俄罗斯而言，克里米亚问题是一个“已解决”的问题，“15年谈判期”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要普京将吃了进口的肉再吐出来，难以成事。

其三，要乌东两个“共和国”甘心情愿接受其战前实控区作为最大可得的领土，并非不可能（不必俄国改变其对他们的独立认定，只需要两国改变自身的主权声称即可），却甚为困难，特别是在这些地区的领袖似乎希望再以公投入俄的方式建构既定事实之际。

其四，即使俄国愿意为争议领土设立“谈判期”，如果争议领土的范围只限于“开战前”的界线，那么俄军这个多月来以惨重损伤打回来的土地，就要付诸东流。在俄军似乎已愿意放弃争抢基辅之际，其最明显的军事策略就是要夺得大片沙俄在18世纪末得来的“新俄罗斯”（Novorossiya）土地，当中包括从顿巴斯到敖德萨（Odessa）的大片乌国南部临海地区。如今，这也是俄国军事行动最为成功的地域。我们很难想像，经过一个多月来苦战之后，俄国会无条件将所占领土归还乌克兰。

对于克里米亚，其中一个可行的选项是类似北爱尔兰的做法，承认俄国的实际主权之余，又给予克里米亚在乌克兰的特殊地位（例如克里米亚公民自然有乌国国籍，可参与乌国政治；双方去除边境关卡；克里米亚的政治权力可加入按族群的分配机制；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克里米亚亦会有类似今天北爱尔兰的地位等等），而且在未来克里米亚人依然有发动公投决定自身主权谁属的可能。

这种让俄乌双方都能下台、都能声称自己某程度上拥有克里米亚的做法，将会牵涉极多的细节，当中的谈判将会困难重重，却又难以避免。

至于顿巴斯地区，既然他们至今并非归属俄国，而且自2014年以来已有战事存在，最理想的做法就是由联合国或者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动员亲乌加上亲俄的不同国家派兵一同进行维持和平任务，然后再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顿巴斯不同分区的主权去向，并制订其后可能需要的换地谈判程序。

这些做法当然是要以俄国愿意让步作为前提。今天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主权都没有得到国际承认，上述的做法正可让这些地方的“亲俄”地位有得到国际承认的可能，而俄国亦可以将之包装成2014年未完事务的进展，因此俄罗斯未必没有足够的诱因去接纳此等安排。

但由于战事未止，上面提过的“争议领土范围”问题，的确没有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办法。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俄国即使对于已占有城市赫尔松的控制也尚存不稳，一方面要面对乌方的反攻，另一方面在城中也有严重的反俄民情。这可能会构成一种来自“管治成本”的推力，让俄国愿意放弃一些苦战得来的土地。但这种推力有多大，还要看战争形势的未来发展。

要增大让俄方放弃这些土地的推力，乌克兰可以做的就是在其他谈判层面给予俄方更多可以接受的便利。这在“去纳粹化”和对俄制裁的两个层面上，都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去纳粹化”

普京开战之初曾提出“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其“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并直接呼吁乌克兰军人背弃被他称为“嗜毒者”和“新纳粹”的乌克兰当局。配合当时俄军对基辅的攻势来看，“去纳粹化”一度被解读成普京寻求乌克兰政权更迭的讯号。

然而，随着基辅久攻不下，俄军也将注意力改投乌东，莫斯科方面已经放弃了原初“去纳粹化”的要求，而此词也少有出现在近来有关俄乌谈判的条件讨论当中。某程度上，这可以被解读成普京放弃了要求泽连斯基当局下台的主张；而且“去纳粹化”作为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负面语词，在外交上也难以包括在俄乌和解的协议之中。不过，这并不代表俄国不再要求乌克兰作出一些“去纳粹化”的行动——毕竟，“去纳粹化”一词有极大的解读空间，可松可紧。

一方面，这是对于乌克兰国家文化政策的要求。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语和乌语的身份认同意味开始加重，当局也对广播的乌语含量，以至以乌语作为教育语言等都作出了立法，被乌克兰内的部分少数族群视为文化打压，当中固然是以俄族人为甚，但匈牙利其实也曾为此向乌克兰表达不满。

对于这种文化诉求，以俄语为母语的泽连斯基，大概是可以满足的。泽连斯基的一位总统顾问罗丹斯基（Alexander Rodnyansky）就曾表明提升俄语地位，例如将俄语定为一些地区的法定语言是可行的。虽然近来乌克兰民族情绪高涨，但从早前网上流传一段乌克兰小女孩在防空洞中以俄语高唱《冰雪奇缘》（Frozen）片中曲依然能被视为乌克兰人战乱中的精神代表可见，乌克兰人对于俄语的芥蒂普遍不深，因此泽连斯基确有空间可满足俄方的要求。

另一方面，“去纳粹化”也有针对诸如“亚速营”（Azov Battalion）等极端右翼组织的意味，特别是要去除乌克兰爱国主义、反俄主义与新纳粹意识形态合流的问题。亚速营固然是有新纳粹的渊源，有人认为近来亚速营已收编成国民警卫队的一部份，其成员背景也趋向多元，但亚速营依然被指有极端倾向，在战争之初流传一段由国民卫队军发布的片段就可见亚速营成员在子弹上涂猪油，明显针对援助俄军参战的车臣穆斯林。

从亚速营的政治组织在2019年国会选举中的表现来看，其得票只得2%左右，不足够进入国会的门槛，可见这群极右分子的边缘性质。问题是，随着俄国进侵，乌克兰民族情绪愈发高涨，以马里乌波尔为中心的亚速营有可能会透过其“保家卫国”的形象争取到更多民众支持。特别是，如果泽连斯基在对俄谈判的立场上被视为软弱，亚速营的政治组织未必没有可能乘势崛起。因此，要整治军中的右翼势力，对泽连斯基而言，可能会有一定难度。

正如二战期间缅甸的昂山将军曾与日军合作一般，当时乌克兰的反俄民族主义者也有支持纳粹的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如今在乌克兰中就变成了爱国主义者心中的民族英雄，一些街道以他们命名，也有一些他们的雕像作公开展示。

泽连斯基当局曾表明修改街名等等去除纳粹纪念物的行动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战争期间，相信泽连斯基也很难同意整治军中部队。这将会构成俄乌谈判的一个大难题。

而要换取俄方放弃战争中占领得来的土地，乌方其中一样可做的交换条件就要加强这些地区的所谓“去纳粹化”，提升对少数族裔安全和文化的保障，给予俄方更大诱因撤退。因此，不同程度的压制极右政策将是不得不为之事，其强度就要看泽连斯基愿意为此冒上多大的政治风险。

对俄制裁的取消

最后，对俄制裁的取消更是不在乌克兰政府控制之中的和解必要条件。

在俄罗斯开战之后，欧美国家在对俄制裁之上展现了罕有的团结和迅捷。然而，对敌人强硬是容易的，对敌人展现策略性的宽松却更为困难。

在美国，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为总统拜登提供了一个难得可以大体团结全国的机会，以“民主世界领袖”的身份进入本年11月的中期选举，对于民主党理该至少有“有胜于无”的助益，因此这个议题不会被白白放弃。加上共和党人对于拜登不设禁飞区、不输送军机等决定，早已开动了针对拜登对俄软弱的宣传机器。要拜登从指责普京是“战犯”走到放宽对俄制裁，中间将会有极大的政治风险。

在欧洲，一直鼓吹对俄强硬的东欧国家不在话下；但即使是主张与普京维持对话渠道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正享受着半个“战时总统”的红利，在来月总统选举中胜算上涨，而且俄国的持续威胁也正好为他提供了推动欧洲军事化和核发电的理据，因此马克龙也没有太大诱因提出减小制裁俄国的部署；而在极端依赖俄国天然气的德国，支持禁止俄国能源进口的民意也有一半以上，当中执政社民党选民中的支持程度超过六成，执政联盟中的绿党选民支持度更接近七成半，在这样的民意之中，即使德国政府多番强调能源制裁对德国经济的冲击、拒绝跟从民意，但反过来提出放宽制裁却尚在想像未及的范围。

问题在于，从上面提到俄乌和解的各种复杂性可见，和解将会是一个漫长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之事。这个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性指标的达成，也需要对等的放宽制裁作为交换条件。因此，在俄乌谈判开始有一点眉目的当下，其实已到了如何协调如何放宽对俄制裁的时候。但从拜登“普京不能继续掌权”之言所引起的种种风波可见，欧美各国对于这场俄乌战争最终该如何解决，其实没有任何具体概念。

没有去除制裁的具体规划，乌克兰对俄谈判无论所得若何，都难有落实的机会。

回顾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当时法、德只短视要求停战，对于乌东顿巴斯的政治解决草草了事，只留下一个没有定义的“特殊地位”一语，期望“船到桥头自然直”。到了本年2月，战火再度借此而烧，人们才理解到一个政治问题迟迟不解所可能带来的实质风险。

在新一轮的战事当中，急求停火固然重要，但如何达至长治久安的和平，还需要各国从细节中着手，并准备好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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