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考公、考事业单位失败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延迟毕业（组图）

这是一场和未来的赌博。

当考公、考事业单位、考军队文职都失败时，广州大学的学生陆菲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手上仅有的一份2000元底薪的offer，该不该接？每天晚上，她在宿舍的铁架床上翻来覆去，将近一个月都睡不好觉。实在没办法，她想到了另一条路，延迟毕业。

正常情况下，延迟毕业常被看作是应届生简历的“污点”。一方面，延毕往往是被动产生的，挂科了、学分没有修满、论文没有过关，只能延毕，它意味着学业甚至能力上的瑕疵。而另一方面，延毕意味着和同龄人脱节，在讲究步调一致的社会里，就是输在起跑线。

但现在，选择延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076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可应届生们面临的就业环境并不友好，考公、考研竞争激烈，互联网大厂集体裁员，可选择的工作又常常薪资少、压力大，和预期相差太远。时间不等应届生，那么应届生只好主动寻找更多的时间。

有人决定用延毕的一年时间找更多实习，让自己的简历更丰富，有人要思考清楚，自己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努力，有人则单纯想避开这“最卷的一年”。一年下来，到底是受益更多还是内耗更多，一切都不确定，而最难猜测的是，下一年到底会不会更好呢？

“最后的选择”

方小文从大三那年就觉得自己要延毕了，几乎是种直觉。

那时，辅导员站在讲台上，跟同学们讲述学院就业情况。“这一届有30多个延毕的，希望你们这届延毕率可以低一点，就业率可以高一点。”那是方小文第一次听说延毕，但她有种感觉，“或许等我大四，也可能会延毕”。

方小文来自上海的一所985名校，如果只听学校的名字，外人大概率不会把该校的学生和“延迟毕业”这四个字挂上钩，方小文也从没觉得自己会毕不了业。从高中起，她就有明确的目标——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公务员。上了大学，她选择了一个和公务员“专业对口”的纯文科专业，自己大学四年的规划也很清晰，最终的归宿就是通过考公回到湖南老家。

入学那年是2018年，疫情还没来，互联网大厂还是风口，宇宙的尽头还不是县城公务员。

▲ 某大厂裁员期间，办理离职的窗口。图 / 脉脉

整个大学四年，方小文没有实习过，甚至没有面试过，在这所人才遍地的名牌大学，方小文绩点不算高，但这影响并不大，毕竟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考公，并且在过去三年，考选调在方小文眼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她问过学长学姐们选调生考试的难度，得到的回答是“裸考都能过”。

去年9月，方小文开始正式备考。她自己的预期是有六到七成的几率可以考上，但考试结果出来后，她最终离分数线差了几分。那时，方小文才意识到情况不妙。虽然离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但中间可能有数千人。根据一家公考教育培训机构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初，方小文老家湖南省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为141637人，平局竞争比为16.9:1。一年前，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只有121725人，今年多了整整2万人。

孤注一掷的方小文失去了所有的选择。她再次回想起大三时辅导员时的话，后知后觉，开始认真考虑延迟毕业。在过往，延毕意味着不完美和失败，它让人困于未来一年的焦虑中，与社会脱节。但现在，延毕成为全盘失利后的最后一种选择。

陆菲在南方地区一所不上不下的“双非”一本院校念文科专业，是应届生群体里的中位数。她的危机感比方小文来得更早一些，大四那年的暑假，互联网大厂纷纷开始校招，陆菲把尽可能适合自己的岗位都投了一遍，最终全部落选。

陆菲并不崇拜互联网大厂，但对她而言，薪资相对高、有保障的工作是她想象中毕业后最可能的归宿。去年7-8月的秋招季，陆菲投了自己心仪城市的10个不同行业的公司，只有两家有回音，但笔试过后，又等不到答复了。

她开始考虑所有可能的出路。比如事业单位的非编制岗位，工作岗位是老家博物馆的讲解员，她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没参观过那个博物馆，但她发现就连这样一个岗位居然都有100多人报名，这让她很震惊。她也考了选调生，满分100分，80分以上才能进面试环节，她只考了70分。

一月份，陆菲的省考也失利了。她把目光投向军队文职招聘，“接着考”。考试当日，她在考点附近的早餐店买早餐，老板娘说：“整个学校都被包了，5000多人考！”陆菲拿着包子愣住了。最后，军队文职的考试也失败了。

▲ 军队文职考试现场。图 / 受访者提供

刚过去的三月，在投了上百份简历鲜有回音后，她在群里问学长学姐：“我怎么样才能够延迟毕业？”几秒后，屏幕上弹出几个问号。陆菲放下手机，平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叹气。

预期和现实的落差

很少有人会真的延毕，但本科毕业去读研，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延毕，即尽量延迟进入社会，尽管他们可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大四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老师调查班内的就业方向，陆菲惊奇地发现，班上35个人，有将近25个人选择保研或者考研，剩下的人里，大部分都选择考公，“周围几乎没有人想直接就业”。

根据数据统计，2019年全国的考研人数为290万，2020年考研人数突破了300万，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为457万。但奇怪的是，本以为会独自参与校园招聘会的陆菲，在现场却看到人潮涌动。大家在明面上逃避就业，却又不得不做多手准备。

竞争的人多，淘汰的人也多。陆菲的同学赵青是考研大军的一份子，在分数出来后，她有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最后她放弃了调剂，加入了就业的队伍。赵青有一个“大厂梦”，她的表弟一样是今年毕业，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已经拿到了快手的offer，月薪能达到3万元。在她看来，大厂是正规和高薪的代名词，她给自己的期望月薪是1万元以上。

▲ 某招聘会现场。图 / 视觉中国

2月，投出去20多个简历，大多数石沉大海，赵青被大厂的门槛震醒。在一个科技公司的面试进入尾声时，她特意去问自己的学姐：“我该开多少的理想薪资才合适，到手8000元算高吗？”学姐回答，“高了”。她将期望薪资降低为到手7000元，但她最后因为不喜欢这家公司而放弃了面试。

应届生的幻想被现实一点点碾碎。陆菲的另一位同学理想薪资起初是每月到手10000-12000元，最近改成了6000-7000元。今年1月，麦克斯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20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入过万的比例只有4.3%，超七成本科生起薪在3000-7000元。

在考公、考事业单位、军队文职都失利后，3月，陆菲收到了一份offer，底薪2000元。她的预期薪资最早是8000元，后来调整为5000-6000元，但底薪2000元对她而言实在是太低了，延迟毕业的想法愈加强烈，她开始逛百度、知乎，查找延迟毕业的方法。

除了非常具体的薪资，对工作的迷茫和恐惧，也滋生着年轻人逃避就业的念想。

两年前，张璐婷因为成绩优异被保研到上海一所顶尖名校，她本想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底，继续读博，但读博的师兄师姐告诉她，读博很痛苦，并且在没有经济收益的情况下，负担很重，张璐婷就决定放弃读博。

班上90%的同学都选择了报考公务员，但张璐婷深知公务员竞争有多残酷，她决定自主就业。当她实打实地去投简历、面试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学历光环好像消失了，在面试官面前，多年的努力不值一提，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

张璐婷的实习经历只有一次，在一场面试里，竞争者的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明显要比张璐婷差一些，但最终面试官选择了竞争者。“人家实习经历比你多啊”，面试官向她解释，这场面试让她十分难过。

你永远不知道会碰上一个什么样的竞争对手。张璐婷把面试形容为“神仙打架”，“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牛人”。她记得，一个面试者是答题竞赛节目《一站到底》的选手，一个面试者自我介绍时说自己创业已经融资几百万，还有一个面试者说自己发了两篇SCI论文。“学历只是一个门槛，大家卷起来都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尽管最后，张璐婷收到了4个offer，但她对这些工作并不满意。不久前，张璐婷向导师正式申请了延迟毕业。她希望通过多一年的探索来寻找真正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陆菲的实习经历则堪称疯狂。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工作，她不断尝试各种机会，一度对学习失去兴趣，“想要快点逃离学校”。最焦虑的时候，陆菲一口气在三家单位实习和工作，白天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晚上去一家剧本杀店兼职主持，除此之外还为一家财经媒体线上供稿。所有的实习补贴加在一起，一个月不到1000元。“那时候很焦虑，只想快点积累经验。”

但是到了大三的夏天，在结束所有实习经历后，陆菲发现自己对工作不感兴趣了。陆菲的父亲是公务员，过去，父母希望陆菲利用好应届生的身份，抓紧考公考编，每次聊这个陆菲都会与他们争吵，但临近毕业的这一年，陆菲变了。“我从前不想安稳地活着，但我现在会有自己的考量，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特别想做的工作，考公和考编就是我的职业选择。”

▲ 选调生考试现场。图 / 受访者提供

明年会更好吗？

张璐婷觉得时代变了。本科刚毕业时，她还能感受到大家依然“一心向学”，但读研究生后，她明显感受到所有人都开始焦虑以后到底能干什么，出路在哪儿。“沉下心来做学术，可能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研一结束，她也找了一份实习，去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才发现工作可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不过张璐婷最终还是放弃了互联网大厂。实习结束后，还在大厂的前辈同事们告诉她，裁员已经开始了。互联网公司的股价一日一日地往下跌，地产业债务违约爆出各种新闻，往年同专业应届生最向往的两个行业受到了重挫，“现在才进场，对于很多应届生来说不是很好的选择”。她和清北的同学聊天，没想到对方告诉她，体制内的单位也成为清北学生的最优解了。

去年八月份，张璐婷了解到，一个学长因为offer远低于自己的预期，主动申请了延迟毕业。这位学长第一年拿到了上海一家国企的offer，“钱少事多”，延毕之后，他拿到了一家自己相对满意的研究所编制工作。

▲ 图 / 视觉中国

张璐婷动了心，“还没做好准备就毕业，走错路花的成本要比延毕的成本高得多”。她打电话给爸妈告诉自己的想法，爸妈告诉她：“这份工作要干到65岁，工作40多年，你哪怕这延迟毕业的一年出去外面放松，我也支持。”张璐婷的专业对延毕的包容度还算高，她主动申请，导师没有阻拦，延毕便通过了。

方小文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由于上一届延毕的人数过多，学院已经不再开放期中退课的选项，这意味着方小文无法像过往那样操作，主动延迟毕业。她回到湖南老家，准备继续参加省考，但如果这次再失利，她就必须要找其他路子了，尽管有两年的择业期能让她保留应届生身份，但等到明年，公考的要求上面就会注明应届毕业生了。“现在的心态还好，死猪不怕开水烫”，她声音很小，像是没什么底气，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考公的梦想，说要多看看面向社会的岗位。

陆菲把想要延毕的消息告诉了爸妈，爸爸说“随你决定”，妈妈说“希望你跟着大部队先毕业”。陆菲感到迷茫。她想起自己高中毕业，填报志愿那会儿来到自己所在的大学图书馆，看到图书馆里有这么多书，觉得很幸福，才决定要报这所学校。但大学四年，她被实习、项目和焦虑堆满，没有再去图书馆借过一本书。

“我发现自己离当初的目标和梦想越来越远了，好像没有学到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我就要离开了，这是我真正焦虑的原因。”直到最近，陆菲才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这是她大学生涯里第一次从图书馆借书。

▲ 图 / 视觉中国

如果不出意外，陆菲还是得在今年完成拨穗。学校此前没有任何主动接受延迟毕业的案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辅导员就会来班上摸查就业率，导师也在群里一遍一遍催着，上交毕业论文。陆菲决定接受现实，她和2000元底薪的公司确认了入职时间。

最后成功主动延毕的，只有张璐婷。延毕后，她突然不再焦虑了，“我发现我其实并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我还有很多可能性。”她相继去了两家咨询公司实习，学到不少东西，这让她感到充实。她开始享受这多出一年用于自我探索的时光。

但延毕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还在持续，网上热议说，今年的金三银四消失了，张璐婷也开始重新评估公务员的工作。

她不断告诉自己：“明年的环境可能会更差，但明年的我一定会比今年的我更好。”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