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中欧关系需要一种实质务实主义下的期望调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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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在过去数年出现了颇为鲜明的拐点——从原本在经贸、金融层面上广泛开放合作走向明显降温，反映出欧洲国家普遍对中国出现某种疏离和偏见，也折射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招来了诸多自然及非自然的偏见和排斥。中欧关系是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存在非常大的潜力和合作空间。若要拓展中欧关系，恢复双方正面且建设性的合作，需要的乃是一种根本观念和行动的调整，以务实主义作为行事纲领，开辟新的互动局面。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全新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欧洲开启更高密度和深度的合作。其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背景是，北京从经验与现实中研判认为，欧洲一直具有一定的独立倾向，并非单纯亦步亦趋地跟随英美的领导。在周恩来开启的对欧外交中，在邓小平引入的“韬光养晦”政策下，北京一直鼓励欧洲各国挣脱美国影响力羁绊，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事实上，在二战后，德国、法国和英国作为欧洲强国，其外交独立自主倾向明显。这种独立表现在，各国既要北约提供核安全保障，但又在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上寻求独立自主外交和防务。典型例子如，法国戴高乐政府在与中国建交和发展核武器方面具有明显的国家自主性；“冷战”结束后德国以金元外交加速东西德统一，不仅实现了国家的重新武装和国际影响力的拓展，而且在引领欧洲经济方面争取到了具有主动性的领导位置。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面，欧洲国家和中国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合作利益。在寻求制衡和削弱美国霸权带来的压力方面，欧洲与中国有共同的诉求。

同时，过去20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印证了欧洲与中国一直互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功效。比如，在贸易上，中国进口大量欧洲产高级汽车、精密制成品、工业仪表、奢侈品等。欧洲亦进口了中国大量的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中欧在直接投资和发展可持续金融、经济方面有共同利益。在重大且涉中国利益事务上，出于对美国权力的对冲，欧洲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实施“两面下注”的重要依恃对象——这一点尤以经贸与金融层面为甚。这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同时，中国与欧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也近乎同步展开，这有助于对冲中美博弈及冲突带来的风险。

从中国角度出发，要抵制美国霸权，可能借助的大型政治经济集团只有欧盟。实际上，欧盟一直以来也间接成为中国平衡对手的主要第三方。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中美在贸易或人权事务上出现龃龉时，中国商业代表可能转向采购欧洲的空客飞机，中国试图用欧洲的供给这一杠杆削弱美国在高端制造和技术服务方面的优势。历史上，由于中国出色的政治游说和劝说，欧盟往往会在非涉核心政治事务上配合中国。欧洲倒也乐于做中国平衡美国的筹码，因为这使欧洲获得了切实的巨额经济利益奖赏。丰厚的经济利益既能为欧洲当地民众带来福利，也能促进欧洲整体摆脱对美国与中国任何一方过度依赖带来的被动，更能有助欧盟内部团结，确实是一举多得。

但国际关系一切皆处于变化之中，美国与欧洲存在共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易于生成政治信任。过去数年间，各国内部都出现明显的民粹势力，国际社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重新浮现，中欧往往会在涉及人权与主权、大国全球责任与义务、环保、台湾的事务上产生龃龉，双边关系存在明显的战略限度，这些特征正日益明显。在一些冲突情境下，中方倾向于低估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冲击，认为单凭经济要素流动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相互依赖，会带来欧洲在意识形态上的妥协，或者中国以经济为杠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换取欧洲在涉疆、藏、港、台等事务上与中国形成某种默契和共识，或推动对中国内政评价的温和化。事实表明，欧盟甚至可以牺牲长期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使长达八年的谈判成果顷刻间停滞，也要尖锐指责中国内部治理问题。这自然引起中国的不满，认为这是外部势力借媒体渲染对中国发起的围堵性攻击。中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上，以为对欧盟国家可采用单对单的游说和羁縻，但事实上欧盟内部的团结依然是稳固的。

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后，欧盟在美国的领导下走向新的团结，在制裁俄罗斯和军援乌克兰问题上，欧洲更具共识和主动性，并将中国视为“他者”。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使其在欧洲明显显得孤立。同时，中国一直期望推动中欧对话，并力求使欧盟的外交转向对华友好，尝试在新冠疫情下提供医疗援助，为欧洲诸国雪中送炭。

但过去数年间，中国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的立场也有所强化——固然从官方立场出发，这是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的必需手段，而中国民族主义呼声甚高。从国际社会的观感层面来看，这些充满自信和强硬的言论，却让他们对中国的戒心和排斥有所增加。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能安抚和满足国内受众的民族自豪感，但在建立更佳和更深厚的对外关系方面，效果有待观察，加上在软实力和间接输入性宣传方面，美国通过文化输出和公共外交等途径形成了鲜明优势，而欧洲长期是美国公共外交经营的重点所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复杂作用，难免令中国在拓展欧洲外交方面遇到一定的困难，而中国政府预期中的欧洲发挥“楔子”作用的角色与动能也相应减弱。

修补中欧关系，需要一种实质的务实主义。或许也谈不上主义，更遑论抽象构思，只需提出一些类似“强心针”的倡议。这些倡议本质上应符合并兼顾中欧双方（若我们将欧洲内部分歧一并而谈，则是多方）的核心利益，但同时也尝试将现有僵局打破，促进更深入和积极的良性交往，为实现中方预期中的多边主义作贡献。

其一，中方和欧洲应坦诚面对最为棘手的地缘政治难题，其中又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为首位。中方立场是，不在俄乌之间明确站队和表态，同时多番强调和平协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中方对乌克兰所提供的人道及医疗援助，更被认为是十分负责任，应值得国际社会认可。但在身处风暴中的欧洲诸国看来，中方在这次俄乌冲突中的表态远远不足，未能帮助北京有效地消除媒体渲染下对中俄关系的消极评价及抹黑。在此前提下，中方应当考虑如何推动更为积极的和平调解过程，提升对乌克兰平民的人道支援，考虑委派和平部队，在当地维持秩序，防止俄乌双方之间军事冲突持续升温。

其二，欧洲各方有必要认清楚中国政府对内政及其他议题非常敏感而根深蒂固的排他性。在中方眼中，任何公开而激烈的对国内问题的批评，皆牵涉到中方的“核心利益”及“底线”，是不可退让或容忍的。从欧盟角度出发，其实他们在这些议题上的反应，却是一种被动的难堪——他们国内民情汹涌，再加上早前一连串的相互制裁，令欧盟内部尤其是欧洲议会精英对中国怀有一定的不满；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即便是以商业贸易利益为考量的“亲华派”，也难以在欧洲内部争取到足够话语权，抵挡势如破竹的反中思潮崛起。在此背景下，欧洲应重新审视自身跟中国打交道的态度，将政治敏感议题归入“闭门会议”范围之内，推进务实的“闭门谈判外交”；同时，中方也可考虑在经济和贸易议题以外，展示出对双边合作更大的诚意。这并不代表中方会放弃核心利益，而是双方都应思考如何在不僭越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和收窄分歧。

其三，目前中欧“二轨外交”存在不足。相对于英、美、澳政府，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其实欧盟诸国依然对与中方举行民间主导的峰会和合作机会抱有较高的期望和热忱。此时，我们更需要一种根本的期望调整。推动“二轨外交”，并不是为了将所有的分歧扫除，然后推动畅通无阻的全方位合作。这是理想，不是现实。较为现实的方向是要起码确保中欧两边的社会中都存在对“对方”有足够认知并深切了解事态的“知华/知欧派”，更要对双方政治领导层的底线和思维有公允的认知。现时国际社会上针对中国的评论及分析文章中，往往充斥着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并未能有效地阐明中国政治精英与人民所思所想。唯有通过立体而开放的文化交流（而不是以交流为名行其他任务之实），方能切实地修补中欧人民之间的关系。哪怕前路崎岖不平，也有必要去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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