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案背后的“反传销第一人”：最重要的是，让受骗者意识到骗局（组图）

日前，张庭、林瑞阳夫妇旗下TST庭秘密涉嫌传销被揭露，在多家媒体轮番报道下，这位昔日的“中国反传销第一人”，也再次站到镜头面前。

资料图。TST庭秘密总部大楼。图据视觉中国

李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2021年前，团队就接到求助者咨询，开始留意TST涉嫌传销的问题，但掌握的证据有限。直到4月，一位“董事长”级别的受害人通过网上求助，她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证据，李旭和同事们建议她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同年6月5日，石家庄市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立案，对TST庭秘密涉嫌传销一事进行调查。

自2005年从一个传销组织脱身后，李旭走上了反传销之路。过去，他和团队以异地解救为主要业务，每次可以收取几千元的费用。但随着传销模式的不断翻新，花样层出不穷，加之疫情的限制，异地传销转向更隐蔽的网络传销、金融传销。最近两年，李旭的团队从线下转向线上，开始摸索直播、咨询等宣传预防类业务。

在曝光TST庭秘密涉嫌传销之后，李旭身边有不少亲友劝他和团队低调一些。

亲友们担心对方是家大公司，又有那么多明星牵涉其中，社会影响力很大，“可能会有一些关系网”。但李旭并没有把这些劝告放在心上，作为举报人，他们和TST庭秘密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安全风险不大。另外，李旭给团队强调过的原则是，只要所有举报、所曝光的信息是真实的，就不需要有任何担心。

身陷传销

2005年9月，李旭还是徐州一个传销组织的B级经理，只要再升一级，就能获得每个月保底六位数的工资，迈向渴望已久的“成功”。那时，《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即将颁布的风声已经传出，他在网吧里搜索了下这两部法规，吓出一身冷汗。

《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的定义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这正是李旭彼时的“事业”。

资料图

意识到自己在从事非法行当，李旭选择脱身，解散了下线团队，带着十几本“成功学”书籍回到鞍山老家。但因为李旭发展了不少亲朋好友加入传销，比如大姐、二姐两家，就因为传销背上了高额债务，每对上邻居、家人们看他的眼神，李旭都会被刺痛。后来，李旭把自己被骗进传销组织的经历写在网上，那是“反传销协会”的开端。

协会成立之初，开展的主要业务，就是异地传销的解救和劝返。这些传销的套路并不复杂，通过介绍工作、网恋交友、考察项目等旗号，把人骗到外地后上课洗脑，“这种传销是没有公司没有产品的，纯粹就是拉人头。”

2017、2018年左右，有关部门开始大力打击异地聚集式传销，南派“资本运作”式传销发源地广西，北派传销高发地廊坊、天津，都成为专项整治的重点区域。传统传销，尤其异地传销的发展，得到了有效遏制。

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廊坊、北海、南宁、南京、武汉、长沙、南昌、贵阳、合肥、西安、桂林市等11地列为2018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2019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减少到8地，再后来全部摘帽。

然而网络的飞速发展解开了传统传销的时空限制，让骗局无孔不入，用李旭的话说，“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没有区域限制，传播速度很快”。

类似的骗局早在2009年左右就有过萌芽，那时的网络传销规模比较小，主要通过个人电脑进行，打着远程教育、网络商务的旗号，售卖“学习卡”“商务软件”，但本质上还是拉人头的传销模式。

在各地加强防疫及限制人口流动后，异地传销面临的监管压力进一步加大，更灵活、隐蔽的网络传销渐成主流。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聚会，更不会限制人身自由，看似松散的组织形式，反而让很多受害者对这些传销骗局失去警惕性。

“失败案例”

大连的齐阿姨，是李旭解救的一个失败案例。

齐阿姨51岁，在大连港某企业担任司秤员，丈夫长期失业，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还处在实习期，全家只有她一个稳定收入来源。从2016年至今，她先后参与了至少29个“国家项目”，这些包装精美的传销骗局，几乎涵盖所有热点前沿概念——原始股、区块链、数字货币、普惠金融……

齐阿姨越陷越深的传销之路，开始于2016年9月，一位朋友跟她透露了个“好消息”，对方称国家在秘密开展扶贫项目，需要“解冻民族资产”，然后给老百姓发钱。被这位朋友拉进微信群以后，齐阿姨很快被对方的话术，以及群里踊跃投资的气氛洗了脑，掏出了第一笔“投资”。

针对齐阿姨这类“肥羊”，传销组织早有一套成熟的话术。

以活跃在东北和河北秦皇岛的某组织为例，该组织自称开展的是“振兴东北3260扶贫体系”“中国商务商会分享经济”项目，并对参与者们进行二次洗脑，说除了该平台以外的所有项目都是假的，是掩护真平台的“搅水计划”，他们才是拯救互联网难民的“扶贫体系”。

第一笔投资后，齐阿姨一发不可收拾。光“民族资产解冻”这一类“项目”，她就先后参加了多个等不同“组织”。除此之外，她还是早已被定性为传销的智天等“公司”的原始股股东，注资过云数贸、华云数字、桑杰黄金、尚朋高科、吉祥北斗、青岛水灵子量子等一系列涉嫌传销的“高新项目”，并持有张健五行币、亚元、银元币、环球币等“区块链数字资产”。

齐阿姨购买的传销团队产品

不仅自己在传销组织内成为了骨干成员，齐阿姨还想把二十多岁的儿子也拉入其中。2019年春天，她发动已经被拉入传销的亲戚朋友，对儿子小陈进行洗脑，从“宣扬政策”，到用“不孝”作为借口对儿子进行控制，在“极端施压胁迫”之下，儿子服软了。

被骗进传销组织一个月后，小陈抽身退出，并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劝醒母亲，可惜收效甚微。这年末，齐阿姨突发轻度脑出血，性格越发乖戾，这让小陈在面对母亲时更加如履薄冰，“我妈就有想去死的冲动，想和我爸离婚，想和我断绝母子关系。”

无奈之下，小陈找到李旭反传销团队寻求帮助，但李旭能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她就是抱着侥幸心理、赌徒心态，觉得那么多项目总有一个是真的。”

在他接手过的案例中，不乏有人深陷传销8年、10年甚至20年，抱着同样心态想搏条生路的不少，但能够靠骗局脱离骗局的，李旭一个都没见过。

直到现在，齐阿姨还没能正视“被骗”这件事。疫情之后，她出门参加活动的次数少了，但小陈知道，她只是适应了新的传销形式，“还在认识新的人，还在参加新的项目”。

迭代升级

智能手机开始普及后，网络传销加速演变、发展，在这些“新模式”中，和微商结合的骗局，最先浮出水面。

2015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发两条微商报道，称某微商品牌质量存疑，涉嫌造假，微商大会酷似传销。那时，微商传销骗局的套路还比较粗糙，主要依靠在朋友圈炫富、用“订单生成器”炮制虚假交易额的方式发展下线。

央视揭秘“微商传销”报道截图

“很多打着微商旗号，实际上就是互联网多级分销的模式，就是网络传销，”李旭回忆，在被央视点名曝光后，针对微商传销的打击力度加大，很多微商平台开始改名，包装成社交电商、新零售，“还是换汤不换药。”

监管压力下，传统传销的“先进经验”又被网络传销“花样翻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遭到有意曲解，传销组织用“双创”、分享经济、互联网+作为掩护，打着国家项目的旗号，继续招摇撞骗。

TST庭秘密的传销模式，在李旭看来就属于典型的微商多级分销模式，拉人头团队计酬。

这类通过互联网搭建网站和App的网络传销，在侦破时表现出难发现、难取证的特点——相关部门要进入网站后台，还要在海量的数据中梳理，复盘资金链和上下线人员链。很多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缺少这种技术手段，难以启动调查。

正是因为调查取证难度较大，即使早已经获悉TST庭秘密涉嫌传销，李旭的团队也只能按兵不动，直到收到内部人士给出的证据，才正式发起举报。幸运的是，石家庄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多次办理网络传销的经验，在接到举报后就很快立案开展调查。

除了微商模式，短视频平台、社交网络和各类App里隐藏的网络传销也十分复杂，常常和杀猪盘、资金盘混杂在一起，模式不断翻新，花样层出不穷，就连专职反传销16年的李旭，也需要“与时俱进”，卧底诈骗群里学习各种骗局的套路。

不变的套路

传销犹如经济社会里的病毒，具备不断增殖的感染性，更危险的是，在通过网络高速传播后，这种病毒开始和其他病毒“重组”。

自从2019年开始，李旭收到的求助信息就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传销和网赚、非法集资、杀猪盘等诈骗套路互相融合。因此除了反传销，李旭也开始关注起杀猪盘等电信诈骗套路，并尝试将反传销的经验运用进反电诈当中。

2021年9月4日，澳门居民陶女士找到李旭，希望他可以帮忙追讨自己的养老钱。两年前，陌生人徐某突然通过电话号码借故添加陶女士好友，骗取陶女士的信任，并逐步套取其个人信息。此后，徐某哄骗她投资福建达康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红色警戒》，并称他自己已经投资了300万，陶女士只要先投资70万，徐某帮她再出20万，以90万元的数额进行投资分红。

几个月后，徐某再次联系陶女士，称又发现了不错的影视投资项目，由福建一天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AI绝恋》。这一次，徐某说自己投资了500万，亲自出手把控风险，让陶女士抓紧机会，投资150万加入项目。

在徐某哄骗下，陶女士随后又接连投资了连江达康影视有限公司的电影《站着等你三千年》200万，厦门音频跳动音乐制作有限公司的歌曲《醉美的女人》12万，总计被骗金额432万元。

直到2021年，陶女士接到珠海警方通知，得知福建一天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熙炎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诈骗罪被审查起诉，她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彼时，陶女士还对徐某抱有幻想，第一时间联系了对方询问情况，徐某向陶女士保证电影项目和一天公司没问题，如有问题会“全额赔偿”。

陶女士被稳住了，出于对徐某的信任，她没有离开澳门配合调查。后来警方再次联系陶女士，她才知道徐某和一天影视是同伙，以相同手法欺骗了十余名女性被害人，涉及金额数千万，此时徐某早已不知所踪。

陶女士收到的立案告知书

找到李旭的时候，陶女士的精神状况已经极度恶化，不断产生自杀的想法，“我家还有一个90岁的老妈妈要我照顾的，我不知道我死后谁来照顾她老人。”

在李旭的直播间里，和陶女士有相同遭遇的受害人并不少，“福建、福州、厦门一带那就是重灾区。”接触多了，李旭已经总结出了这些杀猪盘的套路：

针对30到60岁的女性，以不小心加错好友为由结识，打着互相学习、进步、有缘的旗号骗取信任，并在日常接触中不断通过聊天和朋友圈塑造热心慈善的成功人士人设。等到时机成熟，这些骗子会将受害人拉入社群，群里都是各类“校长”“院长”“局长”，在受害人相信这些托的身份以后，主要负责行骗的人就会甩出所谓的“内部消息”，让受害人投资他们的产品、项目。

这么简单的骗局，却总能屡屡得手，这一点，李旭也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套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聊天记录，视频截图那些套话术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复制粘贴，流水线作业。”

2022年4月4日，陶女士告诉李旭，骗她的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至于被骗的款项，还在追讨过程中。

灰色地带

和深陷各种骗局里的人打交道久了，李旭有时候在想，吸引这些人的到底是什么？一夜暴富的欲望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对于那些反复闯进传销当中，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的人，侥幸心理似乎不足以解释他们的选择。

在李旭看来，这些被骗的人里，有一部分认可的是传销这种模式本身，他们就是去抱团，去和“家人”们在一起，感受“正能量”带来的充实感，尤其老人，更容易陷在这种氛围中无法自拔，“有的房子都卖了，有的信用卡都刷爆了，有的征信都拉黑了，养老钱、棺材板都被骗跑了，还在骗局里边不出来，子女特别无助，特别无奈。”

做了16年反传销，李旭指出，让受骗的人自己意识到眼前的诱惑是骗局，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帮助对方脱离泥潭的基础。

在曝光TST庭秘密涉嫌传销之后，李旭身边有不少亲友劝他和团队低调一些。

亲友们担心对方是家大公司，又有那么多明星牵涉其中，社会影响力很大，“可能会有一些关系网”。但李旭并没有把这些劝告放在心上，作为举报人，他们和TST庭秘密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安全风险不大。另外，李旭给团队强调过的原则是，只要所有举报、所曝光的信息是真实的，就不需要有任何担心。

但实际上，反传销行业多年来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外界对其质疑一直没有停止。2006年李旭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就有网民指责反传销是“打着公益的旗号收钱”，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不属于社会机构范畴，反传销组织不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资质。另外，反传销过程中采取的“反洗脑”“隔离”等措施，也具备一定的法律风险。

同时，在针对新式骗局开展工作的时候，李旭和他的同事们逐渐感觉力不从心，“越来越高智商犯罪，随时随地在升级换代、改头换面”。在过去，李旭的团队以异地解救为主要业务，每次可以收取几千元的费用，这两年因为疫情出行不便，他们从线下转向线上，开始摸索直播、咨询等宣传预防类业务。

进行直播的李旭

由于几乎没有收入，大部分主要负责异地解救的同事都走了，有的找工作转行，有的回老家做买卖。人员精简以后，公众号、抖音、快手和B站等平台，成了李旭的工作重心，每天晚上八点，他都要进行6个平台同步直播，现场连线接收爆料和进行解答。

最近，李旭的直播间被封禁了15天，这是他开始直播以来的第二次处罚。

4月24日，李旭在直播间里接通了一位观众的连线，对方在连线中控诉某知名主播发动粉丝网暴，并涉嫌利用公共事件倒流牟利。这场直播后，李旭收到处罚通知，官方做出的建议是“平台倡导积极健康的直播内容，鼓励传播正能量”。

这让他很愤怒，写了上白字进行申诉：“反诈骗的直播成了不健康的内容，不算正能量，那什么才算正能量呢？”

而对于合法身份，李旭说自己不那么看重了——他们团队已经注册了公司，按半公益半商业的模式运行，怎么让公司活下去，才是他们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