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下再读社科经典—《饥荒与政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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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内尔的《饥荒与政治》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饥荒往往不是自然产物，而是权力和人为的产物。

食物是维系民生的根本。在食物充裕的时代，人们更多地追求精神愉悦，不用为饥饿而烦恼，而在疫情、战争和自然灾害时期，作物生长受到影响，进而导致谷物减产，这可能引发危机。尤其在内战或对外战争时期，权力需要集中，而权力集中就必须控制相应的资源作为褫夺和奖赏的媒介，粮食在诸多环境下都可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这使得控制粮食成为政治统治阶层巩固权力、进行社会面控制甚至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自然产力的萎缩以及人为出于权力、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社会面控制有可能产生饥荒，饥荒会涉及政治控制，政治要素又可能进一步放大饥荒，如此产生恶性循环。

近期，联合国连续数次警告全球面临日常食物短缺的人数将创新高。今年，俄乌冲突导致的危机影响全球粮食生产，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短缺人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洲联合发布的一份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受冲突、极端天气、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2021年共有53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93亿人遭遇严重粮食短缺，而2022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有报告指出，2021年数字比前一年增加4000万人，显示了遭遇食物短缺的人数呈现连续增加的“堪忧趋势”。

饥荒与政治、军事冲突的关系是社会科学分析的重要方向。论述饥荒与政治关联的经典莫过于《饥荒与政治》，作者是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法国索邦—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文章中作者重申并强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论点：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换言之，饥荒并不是单纯的供给不足，而是权利的分配不均、被剥夺甚至丧失。也就是说，饥荒并不单纯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力的介入所致。

理论上讲，现代化生产及科技下，所有人都能免受饥饿之苦。如果全球食物能得到公平分配，则每人能够获得热量2700卡路里，大大超过了人体生理需要的2000卡路里。这就意味着，饥荒问题不是自然物产不足，而是一种分配性问题。一部分人理应获得食物的权利被剥夺了，而另一部分人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历史上，众多的战争以及社会悲剧就来自于掌握食物控制和分配的阶层对食物贫乏阶层的剥削与压榨。

作者以其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将现代灾荒进行了类型学划分：“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是由传统的“刻意饥荒”（刻意制造的饥荒）演化而来。“刻意饥荒”的目的是通过切断食物来源将敌对国家民众或反叛势力置于死地，或以此为武器来征服一个群体，占领其土地，这是一种类似种族屠杀的血腥政策。在全球化时代，“刻意饥荒”受到跨国组织、世界舆论的压力，演变为“被否饥荒”，即为维持政权生存，策划饥荒的统治者往往否认饥荒曾发生，拒绝接受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的介入调查。因为饥荒的曝光会使国际社会认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治理无能”或“违反人权”。这在战后的威权主义国家中比比皆是，如1973-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1974年的孟加拉灾荒、1975-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下发生的柬埔寨灾荒，分别造成5万人、10万人和150万人死亡。而这些国家由于缺少媒体监督，民众受到的援助较少，饥荒制造的惨剧后果在当时较少人知晓。这些灾荒有些因自然原因而爆发，有些因政策失误而起，但均为维系政权考虑，涉事政府不可理喻地否认存在大规模饥荒，阻挠国际社会援助。

与此相对照的是“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这是政府利用国际社会的同情心而故意夸大饥荒程度，以获取或“骗取”国际援助。不幸的是，这些援助往往流入统治集团的腰包，惠及灾民的微乎其微。在这些饥荒中，灾民成为物质利益交换的人质和筹码。1986-1988年的苏丹饥荒，1996-1998年的朝鲜饥荒中，皆有上百万人死亡，政府以此呼吁国际社会进行援助，但国际援助的食品很少到达灾民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朝鲜，金家政府时常以国内粮食和天灾为由，要求国际社会援助。其中，朝鲜长期倡导“先军政治”，使军人及家庭在保障和供给上都存在特权优势。朝鲜既“外示饥荒”以获取包括奢侈品在内的援助，又相机掩盖饥荒，阻止批评，以延续金家政权的合法性。

布吕内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意图。即便在那些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的大灾荒发生时，粮食生产仍然可能是充足的。1943年的南亚饥荒、1973年孟加拉国的饥荒，粮食产量并未大幅减少。1845年的爱尔兰、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20世纪90年代的苏丹，尽管发生了饥荒，但这些国家都继续对外出口粮食。在这背景下，政治精英如果控制粮食，那将进一步加剧底层阶层的弱势和无助。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世界已然无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所定的“2030年消除贫困饥饿以及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目标。新冠疫情和各国防疫措施外加战争，使世界人口面临的口粮挑战愈发严峻。粮食缺乏以及分配不公，将造成部分群体或族群陷入严重的营养不良，世界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和群体性营养溃泛的现状。通常，影响农业发展的干预变量包括冲突、气候变异、极端气候、经济衰退以及种子本身的质量等。而饥荒往往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疫情和战争下，饥荒无论是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在不断上升，并在贫困和严重的长期不平等现象等深层因素推动下进一步恶化。“第三世界”大量民众因无力负担健康膳食成本，而备受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困扰。比如，非洲部分国家，因战乱，民众长期用杂物混合口粮充饥。这样的现象也同样表现为中国历朝历代战乱时期民众食“观音土”，导致腹胀而亡的悲剧。在美国等民主国家，依然存在庞大的依靠食品券度日的民众，但作者认为民主制可以避免饥荒，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因为在诸如金融危机或者战争下，民主国家也曾发生过食品短缺，因为口粮缺乏而实施抢劫，或女性以身求“面包”的历史悲剧。

未来10年，预计低收入国家的膳食仍将以谷物为主，确保不断增加的人口口粮安全仍是全球发展的重要挑战。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消费则在其膳食中消耗更高比例的脂肪和动物产品，这将进一步扩大国家内部阶层以及穷富国家的食品鸿沟——尽管贸易的存在会继续对粮食安全、营养、农业收入和农村脱贫产生关键作用。当前疫情突显出，公平、公正、开放、透明和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对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人民的食品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随着乌克兰、俄罗斯这两大粮食主产国爆发战争，有媒体报道，2500万吨的乌克兰谷物因黑海港口的关闭而无法出口，影响了市场供求。远在北非的埃及也被战争带来的饥荒威胁困扰。俄乌冲突直接导致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明确限制粮食出口。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本月宣布计划削减面包补贴，政府将向公民提供电子优惠券，允许他们以补贴价格购买有限数量的面包，而其余将以市场价格购买。该面包计划将在大约两个月后生效。官员们表示，该计划随后将包括鸡肉、奶酪和植物油等其他商品。对不确定的恐惧，食品匮乏的危机，将使政府进一步介入私人空间，会加强对食品的分发控制，以满足政治秩序的需要。

全球疫情肆虐期间，运输和物流或中断或受阻，这加剧了粮食的供应成本。疫情再次表明，设置贸易限制会适得其反，会破坏对市场的信心，并最终威胁到全球粮食安全。政策制定者专注于克服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直接挑战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制定的决策将决定未来若干年农业产业的产出。不幸的是，有统计称未来10年，全球农业产量预计每年增长仅在1.4%，增速低于过去10年的产量增长（每年1.7%）。疫情延缓了跨国农业科技的人员交流、资本投资，加强了农业要素流通的风险，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了全球农业生产的总体成本。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需考虑粮食的安全性，采用保守和防御性的粮食安全政策反而加剧了农业弱国的风险，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战争和冲突会加剧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不同政体的国家在处理粮食问题上的确会存在手段差异，但也不免权力设计。有的国家将粮食出口作为武器，有的国家做大做强本国粮食产业贸易，有的国家纯粹“卖惨”，公然忽悠国际社会，坐等援助。粮食安全与商业交易成为时下国际热点。富国与穷国亦可能出现新一轮次的控制权竞争，因经济债务，穷国不得不长期将粮食出口贸易所获外汇作为抵押来偿还海量债务，国家战略失误导致的成本最终会由农业埋单。在这种环境下，粮食控制和剥夺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动荡，人们面临口粮不足以及营养不良，冲突在所难免，使国家陷入混乱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

布吕内尔的《饥荒与政治》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饥荒往往不是自然产物，而是权力和人为的产物，饥荒可以“造假”，食品与人的分割原因异常复杂，后果极其严重。政治精英可以通过控制食物分发，控制民众，通过制造营养不良，促使权力更加集中并走向稳固的垄断。对于诸多制造饥荒的国家而言，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当控制粮食成为一种政治和国际博弈手段时，即使在粮食丰产和市场开放的背景下，依然可能出现饥荒和食品短缺，或出现群体性营养不良，那时就要思考是不是政治治理的问题了。这是本书所揭示的最具现实意义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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