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复苏消费，需打破两大“负向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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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消费持续低迷，财政政策是关键。除了减税降费外，需增加中央财政的一揽子促消费政策，打破两大“负向循环”对消费的压制。

5月宏观数据显示，疫情缓和叠加国家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出台，中国经济呈现恢复势头，工业生产恢复正增长，基建投资、出口等指标均有显著改善。相比之下，居民消费表现持续低迷，社会零售总额仍然是负增长，同比下降6.7%，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其中，“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和“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消费低迷”两大负向循环是制约当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应对消费持续低迷的现状，财政政策是关键。建议除了减税降费外，增加中央财政补贴为主导的一揽子促消费政策，如对中低收入人群普发消费券、开展大规模家电手机等下乡和以旧换新，同时借助金融科技强化消费金融服务，打破两大“负向循环”对消费的压制。

一、两大“负向循环”制约居民消费复苏

疫情冲击之下线下线上消费均复苏乏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继4月社零总额降幅达到11.1%之后，5月仍然是6.7%的负增长。分品类看，多数品类（特别是可选品）仍处在负增长区间，汽车、服装、金银珠宝、家具、家电等品类降幅均超过10%；餐饮收入改善不大、同比跌幅在20%以上，反映接触性聚集性消费恢复不力。此外，线上零售亦受巨大冲击。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跌幅一度超过2020年初，5月伴随物流运输修复才出现反弹。

4月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门密集发文推进消费复苏，5月底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着重部署促消费，但政策效果尚不明显。这背后，主要是因为消费复苏面临两大“负向循环”制约：

负向循环一：“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

首先，企业生产经营困难。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当月同比跌至-8.5%，制造业上、中、下游利润增速均大幅回落。5月中、小型企业PMI持续处于荣枯线之下、服务业PMI也仅为47.1%；订单不足依然是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最大问题，小型企业PMI新订单指数连续13个月位于荣枯线之下。

其次，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5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略降至5.9%，但结构性失业矛盾更加突出。16-24岁人口（18.4%）、31个大城市（6.9%）连续创下有记录以来新高，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承压、吸纳就业能力弱化。

就业恶化导致收入放缓，制约消费回暖。服务业、中小企业景气度不佳，互联网等行业持续出现裁员消息，二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将出现明显下滑，从而对消费造成负面冲击。

负向循环二：“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消费低迷”

伴随就业和收入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特征逐步显现。居民消费信心显著降温，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降至86.7%，创有记录以来新低。今年以来，实体部门融资需求不振，特别是居民部门，逐步显露出加速去杠杆特征。

一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新增贷款13318亿元，是近十年来新低。其中，短期贷款仅为1927亿元，创2009年以来新低，反映居民消费金融需求薄弱；中长期贷款，只要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只有11433亿元，是2016年以来新低。今年2月、4月中长期贷款均为负值，更是历史上首次出现。

另一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新增存款78561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定期及其他存款大幅增加约7900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超过2万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活期存款减少近500亿元，侧面验证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减少手中“活钱”而增加定期储蓄。

居民部门趋势性收缩杠杆对消费的影响值得警惕。发达经济体经验显示，一旦居民开始趋势性缩减杠杆，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将更加持久和剧烈。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由接近70%降至2015年的60%以下，期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

二、提振消费需出台一揽子政策措施

打破两大“负向循环”对消费复苏的制约，需要财政金融齐发力，出台一揽子促消费政策，比如全国层面普发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券、大规模开展家电手机等.下乡和以旧换新，同时借助金融科技强化消费金融服务。

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带动企业脱困和乡村振兴

正如笔者在FT中文网此前专栏《疫情之下，中国如何扭转消费下滑？》中提及，消费券定位于短期需求刺激工具，具有拉动消费见效快、乘数效应显著等特点，逆周期属性十分突出。2021年11月-12月，云南省、哈尔滨市、郑州市通过京东平台发放政府消费券，20天内三地消费券核销金额突破5000万，带动消费订单金额超过4亿元，撬动消费杠杆率接近8倍。2021年香港消费券计划同样在短期内对当地消费带来明显提振，且鉴于其良好成效，香港2022年决定再向居民派发1万港币电子消费券，预计约660万人受惠。

消费券有助于实现刺激消费与企业脱困、乡村振兴的协同。消费券的消费产品设计可以与本地企业的产品生产、农村的特色产品销售相结合，在提振居民消费的同时增加企业订单、推动农产品上行。

此外，地方政府与平台企业合作打造“企业网购节”，与发放消费券等相结合，促进生产和消费高效链接，打破“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的恶性循环。如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618 购物节”上，京东科技通过“云上集市”联动全国超过80座城市，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为产业链上下游超过20万企业提供服务，将数10万余种全国特色好物带给消费者；同时，通过扶持资金、推广资源、直播宣传等方式，帮助企业销量大幅提升，推动消费者参与店铺下单金额同比增长120%。

家电手机下乡和以旧换新并举，打开消费天花板

家电手机下乡和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经过历史检验。回顾2009-2012年全国范围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活动，全国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98亿台，实现销售额7204亿元；截至2011年底，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全国共销售五大类新家电9298万台，拉动直接消费3442亿元。受此带动，社零总额增速在2009年快速止跌回升。同时，家电下乡政策有效撬动了农村消费市场。2009年农村消费增速自1987年以来首次快于城市，同比增长约15.5%。

家电手机下乡和以旧换新有助于打开消费天花板。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新能源汽车下乡。

目前对于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仍然存在一些质疑，提及最多的是透支未来消费。事实上，家电手机下乡和以旧换新有助于打开消费天花板，释放消费潜能。一方面，2009-2012年全国开展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系列活动，距今已达10 年，刚好是家电换新周期；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双碳目标”积极推进，近年来智能、绿色家电产品推陈出新，家电手机以旧换新将推动智能、绿色家电消费需求，打开新的消费市场空间。

借助金融科技强化消费金融，避免趋势性去杠杆

针对消费持续低迷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近期政策层调整消费金融政策，积极支持平台企业消费金融业务发展。4月份，金融监管部门鼓励商业银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扩大消费金融供给。

同时，政府要求“发挥平台企业金融服务的积极作用。支持平台企业运用互联网技术，优化场景化线上融资产品，向平台商户和消费者提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5月底，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对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住房与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且不能单独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等一系列帮扶措施。

当前金融机构面临极大的不良率反弹压力，加大消费贷款发放和延期还本付息在实施中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平台企业近年来积累了强大的生态、科技、数据优势和征信评估能力，同时也与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建立了良好的贷款合作模式。

金融机构与平台企业开展金融科技合作，可以更好地创新消费金融服务产品和模式，对疫情冲击下的困难人群、低收入人群实施针对性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更加精细化地评估客户与落实延迟还本付息政策，妥善解决金融机构加大消费金融服务和防范不良反弹的矛盾。

与此同时，也可以缓解相关消费群体的现金流压力，避免“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消费低迷”负向循环演变为居民趋势性去杠杆、持续压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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