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会爆发粮食危机吗？

如果半年前通胀还是新闻里的数字，现在通胀已经完全反映到了澳大利亚家庭的餐桌上。

尽管近期价格回落，但一颗生菜从1.8澳元暴涨到11.99澳元的全过程，则让所有人都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通货膨胀”。

以至于快餐业巨头——肯德基，都不得不宣布由于生菜短缺和价格过高，目前所有产品内所含的生菜都会被替换成“生菜和卷心菜的混合物”。

由于最近澳洲食品价格激增，一些低收入家庭已经因负担不起新鲜水果、蔬菜以及肉类，只能选择消费罐头类和保质期长的食品。

即便是中等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也有明显上升。现在去一次超市，消费100-200澳元都稀松平常。

然而，明明澳大利亚是一个关起门来自给自足都没问题的农业生产大国，2021财年农村部门生产总值接近400亿澳元，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部分食品短缺的问题呢？

短期来看，这次澳大利亚蔬菜涨价的一大原因是昆州和新州前一段时间遭遇的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导致部分蔬菜田地无法轮作，供应链断裂。主要影响的蔬菜包括：生菜、小菠菜、大白菜和花椰菜。

更让人担忧的是，由于农作物涨价背后的全球性问题短期无法解决，类似“生菜危机”这样各类食物大涨的情况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农作物涨价背后的“黑手”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涨价只是即将出现的全球食品危机冰山一角。

根据澳洲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蔬菜和水果价格同比上涨了6.7%。而价格的上涨最主要来自生产成本的升高。

澳大利亚国内的农产品生产商们目前正面临着生产成本激增的问题，为了保持生产，价格压力最终都不得不由澳洲的消费者来承担。

之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会不断升高，其中有一大关键因素就是全球化肥价格的飙升。尿素的价格已经超过2008年的峰值；磷肥和钾肥的价格也在逐渐向2008年的高点逼近。

造成化肥价格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东欧冲突导致全球供给缺口显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钾肥出口大国（占全球2/5），东欧冲突所带来的经济制裁大大影响钾肥供给。

第二，能源价格的上升导致产能不足。在战事开始之前，欧洲天然气价格中国煤炭价格就已经出现上涨，导致生产肥料的原料上涨，化肥厂因此减产，并且带动尿素和磷肥价格上涨。

第三，供应链危机促使部分国家进行了化肥出口限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化肥生产国之一，中国由于此前的控疫措施导致一些工厂停产。加之全球的化肥供给问题，迫使中国暂停磷肥和尿素出口直至6月份，以保证国内化肥供应。

三大因素或导致全球粮食危机

事实上，上述的三大因素不仅影响了化肥的生产和供给，更是进一步作用在农作物价格上，尤其是形成了对粮食价格的显著刺激。

首先，东欧冲突的双方作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共占全球小麦出口的30%，玉米出口的20%。

两国数月战事导致粮食产量和出口大幅下滑，直接让全球供应链失衡，粮价暴涨。联合国食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33.33%，达到历年来最高值。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21/22年全球谷物交易量将低于2020/21年度峰值，主要原因仍是东欧冲突导致的乌克兰玉米交易量下降。

世界银行预计乌克兰2022年经济产出将下跌45%以上。短期内该国的粮食供给问题难以缓解。2022/23年全球谷物生产量预计将会下降至27.84吨（同比减少1600万吨），这是四年内首次产量下降。产量不足将导致导致全球谷物库存缩减0.4%，并且预计玉米库存的减少量最大。

不仅如此，乌克兰还是世界葵花籽油主要出口国，占全球比重高达50%，其供给的缺位同样导致植物油价格暴涨。

虽然各主要大国都有较高标准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但是为了确保本国的粮食安全，全世界的粮食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据联合国粮食组织报告，全球已有超过60项粮食贸易限令。这无异于是一种恶性循环，更加剧了供需的问题。

而且，农作物并不会自己出现在货架上，而是要经历收割、加工、包装、运输等过程。这些环节的成本无一不受到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这就使得全球农产品价格根本没有要下降的趋势。

澳洲现状：利出口损消费

澳洲小麦准备装船出口

尽管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同样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国内市场，但对于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来说，可算“有利有弊”。

作为农作物出口大国，澳大利亚2021/22年农作物生产总值创历史新高，达到480亿澳元。根据测算，澳大利亚的粮食总产量足够养活6000万以上人口。

尽管近年澳大利亚小麦产量下降，但由于国际小麦价格高居不下，澳大利亚的小麦出口仍可抵消亚洲市场对乌克兰小麦的部分需求，预计澳大利亚2022/23年小麦出口金额也将达到创记录的114亿澳元。

总体而言，受国际价格高企和大量可出口盈余的影响，预计澳大利亚2022/2年农产品（包括肉类、奶制品等）整体出口总额将达到约400亿澳元的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居民忍受物价高企、减少非必需消费的同时，农产品供应商则可以通过更高的出口额，赚取更多的外汇。如果政府采取“转移支付”，将这部分的税务收入以某种形式补贴给低收入家庭，或能减少通胀对消费的部分冲击。

写在最后：

粮食和能源，危机重叠如何应对？

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

粮食价格的上升，越是贫困的国度“受伤”越重。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新兴经济体的家庭开支中，食品消费占比平均约25%；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一数值可以高达40%。这些国家在经历了疫情后，政府财政已然接近枯竭，难以增加对国民的补助。这无疑对他们本就脆弱的社会稳定性是雪上加霜。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出警告，这将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避免地区性的人道主义悲剧，他们计划向约1.25亿人口提供食物援助。

当然，站在澳大利亚的角度，粮食危机大概率不会发生。

但博满澳财首席投资官魏睿昊指出，今年之内，澳大利亚的居民恐怕不得不面对大量农产品不断涨价的困境。

明年，如果全球供应链逐步恢复（目前已有此迹象），中国应该会放松对化肥的出口限制。在其他地区的农作物生产和供给也出现恢复的情况下，粮食价格有望出现正常化的过程。

然而，东欧冲突并没有马上结束的趋势，还要持续多久仍是未知数。这一地区的粮食生产和能源出口仍将是世界供应链中的缺口。而这些，都将大大减缓了粮食价格回落的速度。

并且可以发现，粮食危机总是和能源危机相伴出现。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时如是，现在似乎又要重演。

在这个逆全球化的时代中，掌握资源、掌握资本的国家多少还有选择权，而那些没有资源也没有资本的国家只能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