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气候谈判几乎“无果而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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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可逆转的气候损害提供资金援助是最近联合国气候会议上一个关键的胶着点，发展中国家的愤怒正与日俱增。

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最新一轮全球气候会议上，观察人士形容会议的进展是“拖延时间”、“相互指责”以及“脱离气候影响的现实”。

此次波恩气候变化会议标志着重点的转移。去年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最终敲定的“巴黎协定规则手册”，规范了如何将《巴黎协定》中的措施付诸实践。此后的会谈便将重点转移到落实上。

然而，格拉斯哥大会之后的几个月里，俄乌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能源和粮食安全危机导致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即将卸任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近来表示，这些紧迫的问题正在分散政治家们的注意力。

“虽然能源和粮食安全这样的议题与气候变化很有关联，但我认为人们的关注点可能远远偏离了气候变化。”她告诉碳简报（Carbon Brief）。

气候赔偿

损失与损害是波恩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指的是在气候适应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极端天气造成的即时损害、以及农业用地流失和海平面上升等缓发问题。气候变化日益严峻，较贫穷国家遭受的打击最严重，损失与损害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发达国家一直推脱，不愿为损失与损害设立专项资金，并急于避免给围绕历史责任的“补偿”索赔打开大门。较富裕的国家未能同意建立关于损失与损害资金机制，77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谈判小组在离开格拉斯哥会谈时表达了失望。作为妥协，“格拉斯哥对话机制”（Glasgow Dialogue）建立了起来，以继续讨论相关议题，这个对话机制从波恩会议开始启动。

但慈善组织基督教援助会（Christian Aid）气候正义负责人玛丽•弗里尔（Mary Friel）认为，发达国家只会“拖延时间”。即将于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并没有将损失与损害议题列入其正式的谈判议程。然而，新西兰表示支持设立损失与损害资金，同样支持的还有苏格兰，后者在格拉斯哥大会上承诺提供100万英镑（约120万美元）。一些国家呼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家就此议题撰写报告，为会谈提供信息。

减缓气候变化的雄心

波恩会议上还围绕 “减缓工作方案”（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展开了一系列新的讨论。各国在COP26上同意启动该方案，以体现紧急提升当前减排计划的雄心和格拉斯哥大会承诺的必要性。据估计，上述雄心和承诺若得不到提升，全球平均温升将达到2.4摄氏度左右，而不是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商定的“远低于2摄氏度”。

针对该方案的谈判在波恩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原因在于出现了几个主要的争论点，例如包括“主要排放国”一词在内的有关措辞的谈判。美国坚持要求中国等国家必须在这十年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对此，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美国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围绕方案的持续时间也出现了分歧。一些人支持其持续到2030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则希望只持续一年。与此同时，小岛屿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简称AOSIS）认为，鉴于目前承诺和行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呼吁不要设定任何时限。

各国还讨论了是否应该为个别经济部门设置具体气候目标的问题。这一想法得到了欧盟的支持，但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示反对。智库E3G研究员汤姆•埃文斯（Tom Evans）称，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分歧，因此该方案讨论后得出的最终文本可能不会在COP27上进行谈判。

这些讨论都没有抓住重点，埃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关于方案应该有什么优点，以及设计的利弊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我们没有看到的关键一点是，要认识到我们需要力往一处使，而不是争论谁该做什么。”

他还说，如果这个进程被用来“相互指责”，气候危机将无法解决。

政治势头

波恩会议的其他技术讨论集中在第一次“全球盘点”上。各国将通过盘点，评估它们所采取的整体行动是否足以把温升控制在巴黎气候大会商定的范围之内。各国将根据盘点结果，对各自的国家气候计划进行更新，在2025年提交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

各国还讨论了2025年后应提供多少气候资金的问题，以跟进很久以前就已承诺、但尚未实现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继发达国家在COP26上承诺到2025年将气候适应资金增加一倍之后，此次会议也将气候适应资金作为一大议题。

全球适应目标（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的广泛宗旨是提高各国适应气候影响的能力。但该目标在列入《巴黎协定》七年后仍未得到明确定义，COP27将继续对其展开正式讨论。

距离在埃及举行COP27仅4个多月时间，而波恩会议结束时的状态却 “脱离了已经发生的气候影响的现实”，E3G气候外交与地缘政治项目负责人亚莉克斯•斯科特（Alex Scott）说。

格拉斯哥大会上商定的一些旨在把政治愿景变为现实的框架，例如关于气候适应、损失与损害的那些，并未在波恩会议上取得进展，将来是什么样子“几乎一片空白”，她说。

“谈判代表们似乎没有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来确定谈判的前进道路，以及确保在召开COP27时我们真正清楚如何实现在未来十年采取更快的气候行动这一政治愿景，” 斯科特说。

作为COP27的主席国，埃及需要推进的是一个“庞大的议程”，但却缺少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她还说。

波恩会议是COP27之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下召开的最后一轮谈判。但在COP27召开之前政治家们还有其它机会讨论气候问题，包括在德国举行的G7峰会、讨论气候行动的年度部长级论坛——彼得斯堡气候对话（Petersberg Climate Dialogue）、以及9月的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随后还有讨论能源和交通运输方面措施的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lean Energy Ministerial），以及10月份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

这些都是在COP27之前提振政治势头的关键机会，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国际气候倡议主管大卫•瓦斯科（David Waskow）说。

“也许波恩会谈最具决定性的成果就是，发达国家现在意识到寻求损失与损害解决方案的呼声只会越来越大，并且解决这个问题是衡量埃及气候大会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准，”他说。

“现在，压力迫使各国领导人紧张起来，以利用接下来的外交场合为COP27营造所需的政治势头。”他还说。

作者简介：凯瑟琳•厄尔利，自由撰稿记者，《 环境学家》前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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