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唐山男子驾车碾压女友致死：不是情杀，是谋杀（组图）

上周，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里，发生了一起明目张胆的谋杀案。

出事地点，又是唐山。一名年轻女孩，被人驾车撞倒，反复碾压身亡。现场视频的残忍程度，让人不敢看第二遍。然而，一周时间过去了，这件事的进展，竟然还停留在“情侣矛盾”。更让人胆寒的是，“情杀”，居然成了合理的作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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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杀”成为犯罪的遮羞布  

事发于8月2号11点多，一男子驾驶私家车，从一名白衣女子身上碾了过去。受害者王某某，是小区附近游泳馆的工作人员，之前一直在正常上班。现场的几位目击者，合力将她从车轮底下，拖到不远处的停车位。

他们本以为两车之间是个安全的停留点，足以让女孩脱险。没想到，男方竟然再度猛踩油门，又一次碾压女生，将两旁停放的车辆，都撞了出去。

行凶者绕了一圈后，不顾周围人的阻拦，再次瞄准受害者的位置，重复碾压她的身体。从现场视频看，前后至少碾压了5次，地上的一圈圈车轮印混着血迹，清晰可见。

当天下午3点，嫌疑人张某某被警方抓获，而受害者王某某，已不幸离世。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相当恶劣的故意杀人事件。但是通报中，这件事却被描述成：男子因矛盾撞倒碾压女友。整件事的性质，似乎变成了一地鸡毛的情感纠纷。

纠纷二字，容易让人误以为两人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留下揣测受害者过错的空间。在案件初始定调，并不够客观。然而，它却往往成为社会新闻中最常见的作案动机。不管是凶手的身份是前男友、前夫，还是单方面暗恋，只要稍微沾上点关系，最终都会化作空泛、模糊的「情感纠纷」。比如6月30号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一男子在驾车撞飞女生后，两次碾压致死。新闻报道中，给出的理由是“离婚纠纷”。

但是据受害者的堂姐所说，过程中二人并未发声争吵，甚至提出要当天离婚的人，也是男方。到底是纠纷，还是蓄意杀人，可见一斑。

所谓“纠纷”，指的是争执不下的事情。在极端的杀人案件中，用“纠纷”一词简单概括，难免有「混淆重点」之嫌。好像只要有了层或真或假的情感关系，什么恶行都能变得合理，施暴者一定“情有可原”，受害者肯定“罪有应得”……通报中模式化的用词偏差，就这样轻易地给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以至于在唐山反复碾压事件中，还有人认为，这样残忍的恶行，是因为“太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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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杀不能成为轻判的理由

不只是新闻和通报中的滥用，“纠纷”这个词，还曾成为恶劣杀人案件中，对罪犯从轻处罚的漏洞。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相对较轻，应酌情从宽处罚。

2008年，云南男子赛锐，向21岁女孩吴倩求爱不成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狠狠刺向对方。尽管女孩一直抱头哀求，赛锐根本不听，还骑到对方身上，连刺了27刀。吴倩的妈妈这样描述现场的情形：“不仅喉管被割断，头部只有一点皮与身体相连，鲜血溅满整个墙壁，惨不忍睹。”这样一起虐杀案，最终因为存在情感纠纷，加上嫌疑人在被追捕的过程中，向警方自首，最终只判了个死缓。

△罪犯赛锐（2017年，法院认为他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减刑为有期徒刑至2034年5月1日止）｜图源：百度百科

不过好在近几年，这类重大刑事案件中，对“情感纠纷”的定义，有了一点变化。2020年6月2日凌晨，四川南充35岁的顾某芳和不满8岁的女儿，正在家里睡觉，半夜忽然听见有人踹门。一个男人闯了进来，拿着菜刀对她猛砍56刀后离去，小女儿目睹了全过程，吓得浑身发抖。

这件事也被认定为“情感纠纷”。因为此前顾某芳曾和凶手屈江谈过恋爱，后发现对方其实已婚，自己无意中成为了第三者，就果断分手了。但男方一直跟踪、纠缠她，甚至威胁要杀了她。顾某芳曾四次报警，警方也对屈江进行了教育批评，但完全没用。

△罪犯屈江｜图源：潇湘晨报

案发后，屈江为了减轻罪行，说自己多次找受害者，是属于谈恋爱过程中的正常交往、拌嘴，至连随身带刀都说成防身。一开始，案件也按照惯例“因有婚恋纠纷而从轻”，一审判处死缓。但由于情节过于恶劣，这个判决遭到多方抗议，在二审中改判了死刑。

判决认为这已远远超出正常恋爱范畴，不应认定为“婚恋纠纷”。但到底什么是“正常恋爱范畴”，却是一件很模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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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正在改变

在其他更为普遍、情节更轻的案件中，我们更容易看到“恋爱”这个概念，在男女观念中的差异。去年7月，广西一女子，凌晨在街头遭人锁喉拖拽，挣扎尖叫一分多钟。最后因为是“情感纠纷”，男方只用出面道歉，再写一封“不再骚扰”的保证书。

然而事实证明，保证书只能“保罪犯”，并不能保受害者。2021年，男子刘某，持刀骚扰同事周某，并强行拘禁。女方报警后，他也写下保证书。结果一个月后，刘某就把女方砍死了。

在这样的不幸中，网友的关注点却是：有没有情感纠葛，是不是女方给他释放了信号？

说到底，在他们心目中，只要男方认为自己是在“恋爱”，无论女方什么态度，二者都是“恋爱关系”。于是，“情杀”就是这样简单地被人为制造出来了。所谓“情杀”，更合适的名称应该是——亲密谋杀。来自亲密伴侣的谋杀，正是女性常见的非自然死亡原因之一。

据世卫组织报告《了解和应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全球针对女性的谋杀案中，超过35%是亲密伴侣所为。在国内，有另一个参考数字：亲密谋杀中，“男杀女”案达到8成。其中，常见的有男方挽回关系未果、怀疑女方婚外情等情况。

美国法医精神病学家Park Dietz曾对亲密谋杀做出总结，认为作案男性的动机主要有愤怒、害怕失去、嫉妒或有自杀倾向。这些动机并不能说明犯罪的合理性，但却能帮助我们窥见一种危险的集体心理状态。当这样的案件一次又一次发生，比较「谁更坏」、「谁更惨」、「谁在情感中更弱势」，并不是重点。

我们要看到，让女性处于更危险情景中的深层社会结构。父权社会中显性和隐性的性别规范，给男女安上了不同的角色、任务和美德。追求女性，是属于男子的竞争权利，而女性则要自发扮演付出者的角色。当权利遭到拒绝，暴力就成了惩罚付出者「不守规矩」的极端惩戒手段。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系教授凯特·曼恩，在《应得的权利》中，讲述了一个观点——男性认定自己有资格获得女性的关心、爱与性，如果女人胆敢拒绝，就是不守规矩。

为了确保自己获得这份权利，男性会使用各种手段。轻则言语骚扰，重则肢体侵犯，处于极端远处的，则是亲密谋杀。从这个层面来说，亲密谋杀不只是个人的怨恨，更是社会性的惩罚。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对违反规定的女性，进行惩罚；另一个是对尚未违反规则的女性，提出警告。为了维护这种“男性权利”，甚至有人不惜用造谣的方式，来让女人“死有余辜”。2020年8月，无锡17岁女孩被一男子当街割喉，有网友造谣称，是因为女孩绿了男友，才引发的情杀。而女孩的家人，立即否认了这种说法。

还有人将女孩的不幸，归结于她“不了解雄性动物的实力”，借此震慑其他女性。

在这类“情杀”案件中，与对受害者的苛责相比，施暴的男性，却十分容易受到大家的“理解”。2020年，还有警方发文，称男子杀害与其离婚的前妻，展现了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虽然犯罪，但值得同情。

请记住，在这个惩罚体系中，顺从也许能一时位于「相对的安全区」，但没有人能永远处于绝对的安全中。因为好与坏，道德败坏与否，全由父权规则定义。这些男权私法的规则，就这样在一次次的社会性惩罚中，成为常年来难以动摇的“道德准则”。而我们想要打破这种规则，就得从把“情杀”，变成“谋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