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支但不增税”的时代来临，投资者如何适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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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一位财经记者，著有《如何从日复一日的工作重压下活下来：巴特比的工作指南》(Surviving the Daily Grind: Bartleby’s Guide to Work)

从财政及经济政策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已是明摆着的事实。在这个新时期，政府采取不得人心的增税/减支政策以控制预算的意愿大为下降。

英国新领导人的行为或许是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象征：这位倡导“小政府”的首相宣布将对能源市场做出力度巨大的干预，以限制价格，此举的成本可能达到1500亿英镑。

同样，西方国家政府在面对新冠疫情时采取了“令人震惊和惶恐”(shock and awe)的财政政策。有几个国家的预算赤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包括美国和英国。

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借入这么多债，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市场没有对财政赤字施加任何明显的约束；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策略则有很大的不同。没错，在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短暂地实施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但紧接着，当赤字大到令政界人士感到不安，尤其是2010年债券市场变得没有意愿为希腊的赤字提供资金时，各国政府出台了财政紧缩计划。

在本世纪10年代，央行挑起了支持经济的重担，一如自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这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中最突出的趋势。

理论上，新自由主义的重点是开放市场和小政府。但在实践中，政府并没有明显缩小。在1980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把GDP的14.5%用于社会支出。到2019年，这个比例升至20%，美国和英国也赶上了全球趋势。过去4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货币政策占据主导地位，以及通胀和利率处于低水平。总的来说，这个时代对高风险资产、以及从事相关交易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央行认为必须打破一条禁忌，利用新创造的货币买入政府债券，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上世纪20年代，德国曾经为政府支出进行“货币融资”，后果是灾难性的，所以德国对这种做法一度深恶痛绝。90年代要为欧元拟定规则时，德国当局极力主张将货币融资排除在外。

量化宽松并不涉及由央行直接为政府融资；买入债券是在二级市场进行的。但二者区别更多是技术上的，特别是在央行将所持债券的利息重新用于投资本国国债的情况下。

恶性通胀并没有发生，有些人白担心了，而量化宽松似乎是使发达经济体避免陷入通缩性衰退的唯一方法。但积习难改。直到现在，十余年过去了，央行才开始要化解不断积累起来的债券投资组合。而政界人士已习惯了廉价融资，并逐渐相信赤字并不要紧。自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表明选民们厌倦了“正统”经济政策以来，这种观点似乎变得更加靠谱了。

保守派政治家或许会时常念叨这句口头禅：下调税率会导致财政收入增加。但看看特朗普在2017年减税的结果如何，他主要是对企业和富人减税。2016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主政时期，美国预算赤字为587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2%。到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赤字上升到9840亿美元，为GDP的4.6%。共和党不再谈论预算平衡这个话题。

右翼政治家会批评左翼的对手们偏好“征税然后支出”的政策，但他们自己似乎倾向于“支出但不征税”。政界对重新实施财政紧缩计划毫无兴趣，如果有哪个政治领导人流露出那种意思，可能很快就坐不稳他的位子了。

但如果政治家现在要依赖央行来继续支持他们，他们或许要失望了。通胀已经远高于目标水平，央行正在迅速收紧货币政策。央行也不太可能再来一次量化宽松。

因此，经济政策不会再是“紧财政、宽货币”，金融市场可能要面临一个与此正相反的时代。这可能意味着，利率会处于更高的水平，而高风险资产的估值会变得更低。这种调整可能是极其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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