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势力崛起，欧洲何去何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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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持续、经济复苏乏力、能源问题紧迫、通货膨胀高企、失业率一路飙升......多重危机笼罩欧洲之际，极右翼势力正快速崛起。

9月25日的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中，兄弟党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联盟遥遥领先。在此之前，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本月议会选举后跃升为第二大党。

此外，法国、德国、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极右翼政党，近年来都呈现出快速崛起势头。不仅在欧洲，美国的极右力量也正在回潮，从政治光谱的边缘位置向主流靠近。

可以说，整个西方世界都在面临“向右转”的挑战，传统的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正走向衰落。

为什么中右翼政党联盟会在意大利选举中获胜？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选出自二战墨索里尼倒台以来最右翼的政府，对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导致欧盟分裂乃至解体？

一向以自由民主传统深厚自居的欧洲为什么会出现这股极右浪潮？这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会持续较长时间？这种态势会对全球化和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观察者网注意到，来自意大利兄弟党的梅洛尼及其右翼联盟在对俄态度上存在明显分歧。她上台后，这一执政联盟的对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这对俄乌局势，以及欧盟对俄政策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与此同时，梅洛尼在竞选期间对“一带一路”倡议和台湾问题发表过不少负面言论。她当政后，意大利的对华政策和中意关系有可能发生哪些转变？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28日特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进行深度解读。

梅洛尼在其个人推特账号上分享了9月22日集会图片，梅洛尼和贝卢斯科尼（左起第二位）等人共同出席

观察者网：近日举行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中右翼政党联盟取得了胜利。意大利兄弟党成为议会最大党，其党魁梅洛尼将出任意大利总理。为什么中右翼政党联盟会在选举中获胜？

崔洪建：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是近几年来欧洲政治气候变化的结果，是欧洲政治整体保守、加速右转的表现。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发展迅速，有的不仅进入议会，还上台执政，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带有极右翼色彩的政党进入政府，之前极右翼联盟党（前北方联盟）和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曾联合执政。只不过这一次中右翼政党联盟胜选的冲击效应更大一些，因为如果以兄弟党为首组成联合政府的话，就如西方媒体所说，意大利将迎来二战结束以来“最右翼的政府”。

其次，这一选举结果是意大利技术官僚政府走到极限后的一种反弹。

2009年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意大利作为受影响的主要国家之一，政治动荡问题一直突出。为此，意大利找到了通过技术官僚型政府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意大利的政党格局加速碎片化，传统政党江河日下，不具备少数政党联合执政的条件，而多党联盟又比较脆弱，很难形成组阁和执政共识。因此采取技术官僚执掌政府的办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由于政党分化严重、斗争激烈产生的政治危机。

但2021年上台的德拉吉政府将这种模式走到了极致。德拉吉本人作为技术官僚的声望，在意大利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同时支持他的是一个多党的跨党派联合。但最终德拉吉政府的垮台意味着，欧债危机以来意大利掌握的用技术官僚政府来应对政治变化的这条路，走到了死胡同。

技术官僚型政府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意大利总统的一些权力运用，包括促成各党派之间的交易达成的，所以它的合法性有限，也比较脆弱。而对于梅洛尼来说，她的右翼联合政府是选举产生，其合法性要比技术官僚型政府强。

另外，左翼的分裂和式微也给了右翼更多的机会。从意大利的这次选举中我们能看到，右翼的三个主要政党很快达成共识，结成联盟，在选举中拿到更多主动权。

当然，意大利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也给这些带有极右翼色彩的政党上台提供了条件，比如债务危机问题、财政困境，以及民众对俄乌冲突背景下的能源问题、通货膨胀等的强烈不满。

所以，梅洛尼在选举期间采取了简单有效的策略，她更多地诉诸于民众情绪，而不是诉诸于政策改进。她没有多谈如何具体解决意大利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问题，而是更多地强调信心问题。梅洛尼把她的政府描绘为一个要“为全体意大利人服务”的政府，而且用一些比较典型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口号去吸引选民，包括“意大利优先”等等。

诉诸情绪而非具体政策是目前极右翼在一些国家发展并上台执政的主要策略。这种方式对应的主要是民众的情绪层面，试图强化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并让民众寄希望于他们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新的选择。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于当地时间2022年7月21日辞职 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有人把意大利的这次大选和英国“脱欧”投票作比较，认为二者都对欧洲一体化造成巨大冲击。您怎么看这种对比？极右翼领导意大利，对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导致欧盟分裂乃至解体？

崔洪建：这不是近年来意大利第一次对欧洲一体化提出挑战，之前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尔维尼和“五星运动”都有很多疑欧、反欧情绪。但是意大利和英国在与欧盟关系上有所不同，因此难以将意大利的疑欧倾向与英国“脱欧”相提并论。

这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主要原因是兄弟党的政策主张和梅洛尼本人的一些政策手段有反欧的倾向，而且目前意大利一些内部问题的解决又和欧盟密切相关。比如梅洛尼提出的反移民主张直接对欧盟框架内解决难民问题的综合方案形成挑战。欧盟更希望在难民问题的解决上集中权力而不是由成员国自行决定。

从另一方面来看，梅洛尼上台的确加剧了大家对意大利和欧盟关系的担心、疑虑，但我认为这种程度还远不如英国“脱欧”。毕竟英国“脱欧”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而意大利尽管存在疑欧倾向，但这种倾向并没有因为梅洛尼上台就到了转化为现实政策的程度。

梅洛尼也知道，意大利的民意可以把欧盟作为发泄不满的对象，但一旦要解决意大利的一些实际问题，多数民意还是会认为欧盟仍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在移民、难民问题上，意大利和欧盟矛盾比较尖锐，但在经济上，意大利现在对欧盟的单一市场和财政援助等有很大的依赖性。比如说，意大利从欧盟的复苏基金中可获得近2000亿欧元拨款，现在欧盟在这个问题上也比较讲究策略，一方面发出警告，让意大利不要效仿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挑战欧盟权威，同时也采取安抚措施。当地时间9月27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同意向意大利发放第二批210亿欧元复苏资金。这既是安抚也是在提醒意大利和梅洛尼：如果要应对目前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还需要欧盟的帮助。

此前梅洛尼所持的“反欧盟”、“反移民”等立场比较极端，但在选举期间，她调整了对欧盟的政策，尽量显得温和。她这么做是想吸引更多的选民，因为现在意大利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反对甚至想要退出欧盟的绝对多数民意。梅洛尼在对欧盟政策上做了一些温和化处理之后，就如她所说，她的主张是右翼，而不是极右翼。

观察者网：在俄乌议题上，梅洛尼多次高调声援乌克兰与北约，但是其右翼联盟的盟友联盟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以及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都与普京交好，近期也都发表过亲俄言论。您认为，梅洛尼上台后，意大利这个执政联盟的对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这对俄乌局势，以及欧盟对俄政策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崔洪建：俄乌冲突和对俄政策正在成为意大利政党之间新的分歧点。

意大利基本民意显示，支持目前对俄政策的是大多数。而从梅洛尼选前的表态来看，她是想要把握住基本民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她不会太特立独行，而是要更贴近民意。

选前梅洛尼在俄乌问题上明确表达了支持北约、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这和她的两个执政伙伴——萨尔维尼和贝卢斯科尼——存在一定的分歧：贝卢斯科尼此前在言行上表现的和普京很接近，萨尔维尼被认为其政治资金中可能有来自俄罗斯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他可能收了俄罗斯的钱。

这些分歧确实存在，但是对俄政策是否会成为新政府内部的一个主要分歧点，甚至导致政党联合不能继续，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

第一，梅洛尼如何平衡自己的表态和其他两个政党对俄的暧昧状态。

第二，要看新政府内部的权力划分。如果贝卢斯科尼或者萨尔维尼政党的重要成员担任涉及外交、安全、国防等职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因为这样一来梅洛尼就必须随时掌控这些重要部门的意见表达，否则在对俄政策方面，意大利政府可能会出现政策信号混乱的情况。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6日，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梅洛尼在总部参加选举之夜活动，并发表讲话 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意大利曾是欧洲第一个欢迎和接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国，但梅洛尼在竞选期间对“一带一路”倡议和台湾问题发表过不少负面言论。她当政后，意大利的对华政策和中意关系有可能发生哪些转变？

崔洪建：在当选之前，梅洛尼确实在涉华问题上发表过不正确、不友好的言论。当时她作为边缘性反对党的领导人，更多的动机是博眼球和提高能见度等。在一些涉华问题上挑战中方的利益，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一些欧洲政治人物的常用手段和伎俩。

但是对于竞选获胜后的梅洛尼来说，她必须明确作为政党领导人和作为政府领导人的之间角色差异：作为政党领导人，她的表态更多代表个人或者党派的利益，而作为政府领导人，她的言行就代表着政策和意大利的国家利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责任区分意识，她不仅可能会在对华政策上犯错，在其它方面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另外，我认为，尽管梅洛尼在对华关系的认识上有偏差，或者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但这能否成为政策，还需要看她上任后在政府内部以及意大利社会各界的不同关切和利益之间如何平衡。

长期以来，中意关系有很好的基础，除了经贸之外，在政治、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也比较密切。现在中意不仅有“一带一路”合作框架，还有更多其它的合作渠道和项目。有句俗话叫“当家才知柴米贵”，等梅洛尼当了意大利的家之后，等她真正了解到中意关系的全貌之后，在各种利益诉求之下，我想梅洛尼的对华立场会发生有益的转变。从她之前的言论到今后的政策，实际上梅洛尼是有机会和空间去实现更好的转换和适应的。

观察者网：在意大利选举之前，瑞典的右翼阵营也在大选中获得了多数选票。此外，法国、德国、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极右翼政党都呈现出快速崛起势头。一向以自由民主传统深厚自居的欧洲为什么会出现这股极右浪潮？

崔洪建：首先，欧洲存在着一种政治传统，即在国家内外危机比较严重、困难较多时去寻求一些更右翼、更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过去在一战二战前夕，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导致法西斯和纳粹的兴起。现在欧洲又出现相似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表明欧洲并没有脱离自身的政治逻辑和惯性。

我们近来看到的这些欧洲极右翼政党及领导人，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程度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寻求所谓的“传统价值”。比如这次梅洛尼就提出，要用传统的价值观来应对眼前的变化和挑战。我认为极右翼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试图把自身标榜为传统保守价值观的代表，而保守的价值观对于不满于现状的民众可以起到精神安慰作用。

现在的意大利民众、欧洲民众对于现状感到不满，对于未来愈发感到迷茫甚至恐惧。主流政党对此提不出像样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现实政策上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而这时极右翼政党开出了一个药方，就是回到传统。极右翼力量在思想上、观念上、情绪上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主流政党留出的一块空白。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 图源：澎湃影像

第二，极右翼政党比较好地利用了民众对于主流政治的不满。这次梅洛尼之所以能够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她的政党没有参与德拉吉的多党联合政府，而是摆出一副要“在体制之外来改造体制”的姿态。这种不与主流政治“同流合污”姿态为她赢得了对主流政治失望的民众支持。换句话说，意大利民众对于主流政治有多失望，对于梅洛尼就有多支持，她的兄弟党被视作主流政治的反面。这样一来，极右翼政党至少在心理需求的现实层面上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替代选择”。这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兴起的较为普遍的民众心理。

第三，极右翼政党对欧洲当前政治环境和政治手段变化的适应能力更强。极右翼政党和他们的领导人往往会提出一些简单直接的口号式宣传，以此来吸引民众的支持。他们知道大多数民众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民众的诉求也比较简单，所以他们也给予简单和直接的回应，这样就更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民众的支持。

相比之下，主流政党受制于自身的传统惯性，在这方面往往反应比较慢。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主流政党在重新获得民众信任方面已经越来越不接地气了。

此外，还有一些技术上或者说策略上的因素。极右翼政党及其领导人往往都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新兴社交媒体等平台来批评政府并发表政治主张，对选民的影响更为直接、传播更为迅速。而传统政党在这个方面却表现出很多的不适应。

观察者网：欧洲这股极右浪潮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会持续较长时间？

崔洪建：判断这个现象是短期还是长期，要看极右翼势力产生、兴起的政治土壤——如国家内外交困、民众的不安全感、对主流政党的反对等——是否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具体来说，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要看主流政党如何应对极右翼势力崛起。

前几年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刚兴起时，发展迅速，对德国政坛的冲击也很大。但是德国主流政党随后就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主流政党首先在内部形成共识，坚决拒绝和极右翼政党结盟，使极右翼政党失去在体制内做大的空间。

其次，即便AfD进入议会以后，主流政党也采取某种隔离措施，使其在议会中的影响始终有限，也无法通过议会这个平台再扩大到其他方面。这使得AfD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像意大利兄弟党那样成为主要的执政党。

此外，德国在应对极右翼挑战方面还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即主流政党超越左右分歧实现稳定的跨党派合作。比如默克尔时期的左右两大政党的大联合，这种合作意愿在抑制极右翼政党兴起的过程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而意大利现在就缺乏这种大联合，意大利左右政党间的分界非常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极右翼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左右之间不能达成共识来共同应对的话，那么极右翼就会不同程度地侵蚀到右翼内部。比如，这次梅洛尼的极右翼政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比较正宗的传统右翼政党，反而成为了极右翼的一个小兄弟。

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领导人吉米·奥克松 图源：IC photo

第二，要看现有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对极右翼政治势力产生反作用。

这次梅洛尼当选的过程，同样也是她和现有政治体制相互适应的过程。我们看到，她在选举过程中不断调整之前的一些政策和主张，进行软化或温和化处理。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以更大的优势赢得选举。这个过程也可以理解成意大利现有的选举体制在对她及其政党进行改造。

当然现在外界对梅洛尼政府仍有担心：她执政以后会不会又重新回到之前的那些政策主张中去，意大利会不会出现一个极右翼政府。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意大利议会就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来对政府的政策倾向形成有效的制约，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可以说意大利战后依赖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实践就是失败的。这是极右翼势力和现有政治体制之间相互博弈、适应和改造的复杂关系。

第三，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欧洲国家现在面临的普遍问题多大程度上能得到缓解，能否真正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短期内欧洲国家的内外矛盾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一些欧洲国家还会以极右翼政治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这股极右浪潮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

观察者网：不仅在欧洲，美国的极右力量也正在回潮，从政治光谱的边缘位置向主流靠近。可以说，整个西方世界都在面临“向右转”的挑战，传统的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走向衰落。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崔洪建：集体“向右转”是欧美共有的政治现象。近几年欧洲极右翼和美国反建制之间是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促进的，这在特朗普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

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给欧洲极右翼政党带来很大希望，他们认为美国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灯塔”尚且发生如此变化，证明了欧洲极右翼运动的合理性。当年特朗普当选后，法国的勒庞就曾放言“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法国”。换句话说，她认为特朗普能在美国执政，就预示着未来她也可以在法国执政。

另一方面，特朗普执政期间，他在政治立场上及政策上特别青睐欧洲的一些极右翼领导人。特朗普与他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个人交往，这反过来也鼓舞了欧洲的这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

由于欧美之间在政治体制、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相似性，在极右翼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同频共振的现象。不过，两者表现的形式不同，极右翼在美国表现为共和或民主党内部的反建制运动，在欧洲则表现为传统或新兴的边缘极右翼政党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

因此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欧美政治在应对危机时都更倾向于寻求右倾、保守的解决方案。只要西方眼前的内外危机不能得到有效缓解，欧美保守的政治倾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观察者网：这种态势会对全球化和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崔洪建：在早期的全球化过程中，欧美扮演了主要推手的角色，推动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资本和市场扩张。但当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逆全球化思潮就会通过右倾保守化的形式反映到欧美的政治层面上来。

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欧洲的勒庞或者梅洛尼，他们的一个主要政策倾向是相对一致的，都是强调自我利益的至高无上，以此来形成一种新的身份和政治认同。这种意识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并体现在经贸和外交政策上的话，就会对逆全球化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各国在全球化迅速发展阶段的主要共识是“合作共赢”，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但是现在极右翼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要重新界定不同人群、族群和国家之间的利益边界和范围。

不论是特朗普时期搞的的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还是欧盟出台的投资审查机制以及其他经贸限制措施，都是这种政治立场的一种体现。这些措施和他们代表的政策方向毫无疑问都是和之前的全球化相违背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甚至上台执政后，如果把政治主张转变为政策，会从根本上影响全球化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基础，甚至可能会在一些国家出现对全球化的根本性逆转。如果各国都强调本国利益优先的话，会对现有的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很大冲击。

之前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经贸合作、共同市场、投资、人员往来等基础之上。而以极右翼为代表的政治保守倾向，强调更多的是边界要清晰，不仅是地理边界，还包括利益边界，只计算自身利益的账而不是共同发展的账。

这样下去就会助长国际关系中进行零和博弈的势力。如果抛弃合作共赢原则而放任零和博弈思维，会给当前的国际关系带来很大冲击，而且会加剧现在由于地缘冲突已经导致的国际关系碎片化态势。

另外，在这种所谓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之下，各国间的合作关系有可能会迅速转变为相互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会从经济领域迅速向安全和军事领域蔓延，如此一来欧洲在一战或二战前夕的状况就可能重演，即各国实力竞争进入了一种无序失范状态，相互矛盾、竞争和冲突局面难以管控。这显然不是国际格局变化应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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