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清零的逃兵回来了！“管轶任上海病毒研究院长引发争议，网友：中国防控即将松动？ （组图）

本文综编自香港01、澎湃新闻、微博，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上海市病毒研究院26日揭牌成立，同时公布了首任院长，正是消失在公众视野数月的病毒学家管轶。

消息一出，许多网民开始翻起旧帐，质疑上海相关部门的这一决定，挖苦"管跑跑"曾临阵脱逃，德不配位。亦有网民猜测，曾公开反对清零的管轶获此职位是否意味着防控有所松动。

《联合早报》分析，上海市病毒研究院由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建设。管轶的回归至少说明，尽管多次陷入舆论漩涡，其专业水平和学术能力仍然获得业界和上海官方认可，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对急需科学防疫的社会来说，不失为一个积极讯号。

管轶担任上海市病毒研究院首任院长

9月26日，上海市病毒研究院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揭牌仪式。

据“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市病毒研究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建设，聘请国际著名病毒学家管轶教授担任上海市病毒研究院首任院长。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宗明，市政府副秘书长黄永平、顾洪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华源出席活动。

管轶介绍，上海市病毒研究院将进一步聚焦世界病毒学前沿方向和上海市建设全球最安全公共卫生城市需要，在未来打造成世界一流病毒学研究中心，成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

网友翻旧帐

消息一出，许多网民开始翻起旧帐，质疑上海相关部门的这一决定。

对于管轶的新职衔，网上除了翻旧帐，也有一些网民猜测这是否代表"清零"有松动讯号。

更多的网友为管轶的专业水平点赞，认为上海此次用对人才，造福人民。

"逃兵"管轶

管轶被贴上“逃兵”的标签，要从2020年1月，冠病刚刚被发现时说起。

中国传媒财新1月23日发表题为《这次我害怕了》的文章说，时任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管轶1月21日带领团队到武汉取样，结果发现当地卫生防护极不到位，而找寻动物传染源头等工作也遭到重重阻碍。

管轶在文中说，自己在武汉行中吃了不少闭门羹，鲜有科研机构愿意与他们合作。他还批评武汉防疫措施不足，并预估冠病疫情规模要比沙士（SARS）大得多。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

管轶在武汉逗留不到48小时便匆匆离开，返回香港，隔日，武汉就史无前例的宣布封城。

然而，管轶留下的“逃兵”言论却遭到了网民洪水般的批评，“妖言惑众”、“危言耸听”，斥责他是“胆小鬼，懦夫，没见过想当逃兵还自己说出来的”，舆情一度汹涌到引发全网围攻，甚至还传出“阴谋论”称，管轶是因为在学术工作中没有获得武汉方面的帮助，想泄私愤才发表上述言论。

此后管轶很少出现在传媒上，也长时间的消失在公众视野。

成就斐然的“禽流感病毒”大神

在攻击管轶之前，许多中国网民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管轶在专业上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

据网上不完全统计，管轶已发表240多篇的SCI（科学引文索引）学术论文，包括在学术期刊金字塔尖的Science和Nature发表的19篇、在NEJ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三篇、在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10篇、Nature子刊上的七篇以及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14篇。

他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达到近三万次，也因此连续五年被权威机构汤森路透评为「高被引科学家」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60岁的管轶生于江西宁都，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1997年获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他也是英国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得意门生和科研助手，管轶最广为人知的一段事迹是在2003年沙士暴发期间，与钟南山一起攻克沙士病毒。

据钟南山回忆，当时正值疾病爆发期，他凌晨赶车去管轶楼下邀请其一同参与研讨疫情，管轶没有任何推辞就答应了，最终二人携手成功确定了病毒及其活禽畜市场的传染源。管轶也成为最早分离出沙士病毒并最先提出果子狸是该病毒宿主的科学家之一。

即使在被全网指责为“逃兵”后，管轶也没有停止相关研究，他于2020年2月与广西医科大学胡艳玲课题组合作，发布了穿山甲很可能是冠病病毒从蝙蝠到人类的中间宿主的论文。为表彰管轶深入了解亚洲各地新发传染病尤其是沙士病毒、揭示其爆发源头、提出疫情防控措施和策略等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去年4月还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

反对“清零”再陷争议

在获得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之一殊荣后，凤凰网同月对管轶进行了专访，这也是他在陷入逃兵争议远离公众视野后，再次接受传媒访问。

此时的管轶仍然不改当初犀利话语的作风，指出中国在疫情的前半程做得不错，但需要考虑的是疫情的下半程。

他说，除了打疫苗，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锁国”，两者选一，没有第三种。他直言不讳道：“中国打开国门已经几十年了，靠这种高成本的控制是不能持续的”，所以用疫苗建立群体免疫能力、群体对抗能力，才是不二的选择。

他还说，抗疫是个长跑，“冠病病毒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它留下来作为常见的病原体将是一个大机率事件。”

彼时中国疫情依靠严格的封控手段，在经济和防疫中取得了不错的平衡，网上也充满着“优等生”、“抄作业”的骄傲情绪。

管轶却说，“经常会有人讲我们赢，他们输，他们赢，我们输。我就说在全球大流行的问题上，我们全球的民众，都是输家。因为无论是生命损失、财产损失、经济损失，甚至战略态势的改变都是损失。应该讲这次新冠大爆发，已经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也改写了人类文明史。”

到去年11月，全球疫情形势发生巨变，在病毒经过几轮变异、死亡率大幅降低后，许多国家积极推行疫苗，并陆续宣布“与病毒共存”，中国舆论也就共存和清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管轶当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就旗帜鲜明的表态：“如果要以清零为目标，我估计我们没有机会了，因为这个病毒已经长住下来了”。

他还说：“现在各地政府对散发性个案是零容忍，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一定会垮掉”。

他在影片中呼吁：“我们不要动不动就全员检测核酸，我觉得检测抗体比较重要，这个老虎屁股应该摸一下。让每个人都了解一下自己的免疫状态。”

不过，上述采访影片在中国已被下架，管轶在那之后也再度淡出公众视野，直至此次出任新设立的上海病毒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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