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关于“香港47人案”，你应该了解的（组图）

以下是关于国安法和这些被告人的介绍，他们通常被称为“香港47人”。

秘密起草的法律。

多年来，香港珍视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这些权利受到该市的小宪法《基本法》保护。但在将香港当作半自治地区管理的中国政府看来，比起对香港的控制，这些原则需退居次要地位。

2003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不久，亲北京的当地官员就试图通过国家安全立法。但该立法的草案引发了对公民自由和人权将被削弱的担忧。这项立法在大规模示威后被搁置。

2020年，中国当局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此前一年，香港一项允许将罪犯引渡中国大陆的的法案引发了持续数月的抗议。为防止异议再次发生，北京先发制人，绕过香港立法会秘密起草了国安法。该法案的条款在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才被公布。该法案立即生效，向许多经常在这一纪念日参加民主抗议的居民发出了警告。

导致47名民主人士遭起诉的选举。

此案的主要被告是法学教授戴耀廷，他在2014年领导了“占中运动”，要求更自由的选举。

2019年后，戴耀廷认为，香港民主派应该举行非正式的初选，以确定最有可能当选的候选人。根据他的策略，若民主派能在立法会获得多数席位，就可以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按照法律规定，这将迫使当时在香港极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林郑月娥下台。

尽管当局宣称此举可能违反新的国安法，初选仍于2020年7月举行，投票率非常高。针对“香港47人”的指控主要集中在这场初选和戴耀廷更广泛的计划之上，他的计划被称为旨在令政府瘫痪的颠覆性串谋。

此案牵涉到其他长期反对中国政府的人，比如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举世闻名的青年学生领袖黄之锋，当时这场抗议要求更自由地选举香港领导人。

其他多名被告，如毛孟静、朱凯迪和林卓廷，都是多年来一直站在香港民主运动前沿的立法会资深议员。何桂蓝、邹家成和余慧明等另一些人则代表了更年轻一代的活动人士和工会支持者，他们在2019年抗议活动后开始走向政治。

意在传达信息的审判。

分析人士表示，此案表明国安法的影响范围甚广，当局最初表示该法律只会影响香港一小部分人。

“此案的严重性不可小觑，因为它基本上是对香港和平的主流政治反对派发出了致命一击，”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凯洛格说。

“这是港府和北京真正的选择，”他还说。“他们本可以仅针对那些主张独立的人，或是对港府政策及北京的香港政策提出更严厉批评的人。结果，他们连公民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没有放过。”

2021年1月，民主派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此后香港选举制度迎来全面改革，制定了新法律，以铲除可能被视为不忠于北京的候选人。香港于12月举行了“仅限爱国者”的选举，并在2022年选出了一届只有一位成员不是亲北京派的立法会。

“这就是在向所有人宣示，只要与民主运动结盟，就会被视为罪犯，”研究香港法律的专家黎恩灏表示。

47名被告中的许多人已表示将认罪。

许多抗议行为都被国安法禁止。

国安法列出的许多罪名都是香港抗议者在2019年的抗议手段，例如扰乱公共交通和毁坏政府财产。

在这座城市增设规模庞大的安全机构的同时，该法律还针对四种犯罪类型，将社会主义法律概念引入了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分别是：

分裂国家罪：主张香港独立于中国的言论或行为。

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中国中央政府政权进行破坏，包括干扰机关职能履行和破坏机关设施的行为。

恐怖活动罪：出于政治目的对公共服务的暴力和干扰破坏。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接受外国或境外机构和人员支援，对中国进行制裁，操纵地方选举或煽动对政府的仇恨。

国安法的刑罚可能非常严厉。被定为“首要分子”的被告被判无期徒刑，“积极”参与者最高面临十年监禁，情节轻微者最高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香港司法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安法让北京得以对香港施加前所未有的控制。

随着该法律在2020年实施，香港警务和律政机关设立了一系列新的国家安全部门。中国国安首次得以在香港的新设机构公开活动。该机构由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香港行政长官和北京驻港最高官员都是委员会成员。

该法律的措辞也让北京对如何解释法律拥有最终决定权，实际上绕过了香港法院的裁决。由北京任命的香港行政长官负责选择获准审理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如果与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该法律也具有优先权。

依据国安法遭到起诉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言获罪，例如呼吁香港独立或对中国进行制裁。大多数人的保释申请都被拒绝，因为这在该法律下很难获得。

今年面临审判的，可能还有北京在香港知名度最高的打击对象，他就是中国政府的尖锐批评者，媒体大亨黎智英。批评人士称，他的案件表明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通通受到侵蚀。黎智英案的审理定于9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