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纪录片《九枪》导演专访： 越南“黑工”惨案彰显外劳被“系统性剥削”问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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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透过这个个案，凸显出台湾整个体制，对移工系统性的剥削，看看能不能唤起大家的注意，开始去施压政府作出改变......”

这是台湾纪录片导演蔡崇隆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露的心声。拍摄弱势群体的喜怒哀乐多年，蔡崇隆最新的作品《九枪》聚焦2017年一名越南移工为何惨死在警察枪下，籍此揭露台湾的移工制度下， 外劳团体如何被层层盘剥。

这部纪录长片去年拿下了台湾金马奖。近期， 蔡崇隆及团队带着影片奔走台湾各地及海外包括五所英国大学进行放映活动，以此引起公众对台湾数十万外来劳工命运的关注。 他称， 希望与台湾非政府机构（NGO）“台湾放伴教育协会”合作，将《九枪》与相关外籍移工课题做成教材，送到台湾各地的校园。目前，这个提案已经在网上众筹，有近600人响应。

图像来源，TSAI TSUNG-LUNG 据台湾劳动部统计，台湾的外籍移工人数近 70 万人。

阮国非事件

时年24岁的越南移工阮国非（Nguyen Quoc Phi）2013来到台湾打工。因遭多层盘剥，两年后脱离原雇主成为“黑工”。 2017年8月31日，在台湾新竹竹北溪旁遭警察追捕，与陈姓警员对峙，遭击九枪受伤倒地，送医后因为失血过多死亡。惨案引台湾移工及人权团体抗议，当时社会舆论激烈讨论。

图像来源，TSAI TSUNG-LUNG 阮国非24岁时放弃升学，从越南来到台湾打工，追求梦想。家里跟银行贷款5800美金付给了当地仲介。

人权团体认为，当时追捕中， 阮国非全身赤裸从河川上来，手无寸铁，为何员警需要枪击他致死。在协助阮国非家人在台湾提告过程中， 取得的警车监控器拍摄片段显示，他受枪伤后，救护人员没有为他进行急救，引发舆论哗然。

经过多次审理，台湾高等法院2019年判陈姓警员“过失致死”罪成判囚6个月，最终得易科罚金，缓刑3年。

用警员身上的摄像机（Body Cam）拍下到的影像素材，蔡崇隆的影片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情形， 包括有警员警示到场的救护人员，称阮国非未被制服，“还有攻击倾向”，先不要靠近； 站在阮国非几公尺外的众人，没有及时对他施救； 他被抬上担架前，另一名警员在他肩膀上重重踩上一脚。

蔡导演告诉BBC说，当时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就觉得这个案件不寻常”，因为根据他多年接触并拍摄外籍移工的经验，通常缉查逃逸外劳很少要闹出人命。 这次死者全身赤裸，根本没有武器在身，而警员却动用枪支，还连开那么多枪。

“但当时新闻画面都只是报导阮国非躺在地上，救护车过来的的画面，几秒钟而已。阮瘫坐地上爬行，好像被当作野兽一样......那种感觉让我觉得......我就是想要看到事情的全貌，到底发生了什么。”

台湾新竹法院一审判决书说，那时候验尸证实死者有使用药物，彼时神智恍惚的阮国非先是敲破了一位民众的私家车窗，与民众有拉扯。之后，民众报警，正在执勤的陈姓警员与一位民防人士（非正式军警，属与前者合作的民间防卫团体）到场后与他发生冲突，阮国非想要进入警车时，警员吓阻不成，从背后连开数枪，阮国非不支倒地。

蔡导演说：“我就知道我当时的猜测是对的，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这个悲剧是可以不用发生，不用走到这个地步的。虽然警察后来被判罪成了，可是后面赶过来的救护车，其他警员及相关人士，他们的处置其实导致阮国非最后会丢了性命......而其实他当时是还有救的。”

移工在台湾

根据台湾非政府组织“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的调查，多数越南移工来台湾前，需付给越南当地的仲介数千美金仲介费（包含押金、签证费、首航机票、健康检查或语言训练等等）。许多来台的移工第一年的薪资多是在偿付这笔仲介费。

到台湾后， 他们的薪资会被台湾的仲介抽成，大概是每月月薪的10%。以阮国非为例，2003年他家贷款了5800美元（根据越南官方2020年公布的资料，越南平均月收入是183美元）。据当时台湾媒体报导， 阮国非的父亲是抵押家里土地向两家银行借贷，方能凑齐仲介费。阮父说，儿子先在台南工厂2年，但因为跟银行贷款需要还本金加上利息，阮国非天天加班但到手的薪水寥寥无几，感到压力十分大。

阮父又说，工厂后来没什么班可加，阮国非的月薪2万元台币（653美元），扣掉仲介费、食宿费，月薪只剩1万元。 2015年阮国非为了多赚点钱，铤而走险，成为逃逸外劳。

当年在阮国非的葬礼上，一位同样是逃逸外劳的同乡好友对台湾媒体说，自己本来在机械工厂打工， 月薪1.7万元，但每月要扣掉仲介费1800元、吃饭2500元、住宿3000元，再扣掉台湾劳健保险和税金，只剩下7千元。他说，自己因此要一直加班才有赚钱。

“公司煮的饭像给猪吃的，没办法吃，不得不要自己煮。做了2年，受不了，想了半年后， 决定跑掉。”

阮国非据报有天告诉这位友人说，他担心在台湾合法打工永远存不到钱，于是选择逃离，成了黑工。之后，因为吃苦耐劳，又讲信用，他身边就聚集了一个同样是逃逸外劳组成的小工班，众人在半导体园区重镇的台湾新竹厂房工地附近接活。

此外，由于害怕被逮捕，他们睡眠通常都不安稳，在压力及一些当地药头推销下，包括他本人开始吸食安非他命。但这位友人表示，阮国非曾告诫他们，千万不能用药成瘾或酗酒过度，并曾帮忙已经精神出问题的弟兄安置回越南。

阮国非姐姐对台湾媒体说，她弟弟发生意外当天一早还同她通过电话，倾吐心中郁闷，3小时后就客死异乡。

在台湾中正大学任教的蔡崇隆与团队在《九枪》上花费了数年时间，包括采访死者在越南的家人，等待遣返的的逃逸移工和因工伤卧床不起的外来劳工， 甚至那位开枪警员的家属及台湾警方等等。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外佣在香港与台湾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没有要拍片去控诉开枪的陈警员，这个悲剧不是罕见个案，大大小小的悲剧，天天都在台湾发生。我希望这个案子是个机会，凸显整个结构性的问题，”他说。

蔡导演告诉BBC，反映在阮国非的案中，所谓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包含了最受争议的仲介问题及雇主政策； 再者是台湾基层警员用枪训练不足的问题，最后还有整个社会对移工的漠视及恐惧，让悲剧发生。

越南当地中介会收取昂贵的中介费，迫使移工到台湾都急着多挣钱偿还；台湾现行法令不允移工更换雇主，即使遭无良雇主克扣薪资或人身攻击或是性骚扰等，多数人害怕被解雇，选择隐忍，若请政府或NGO协助调解也要花费很大力气。

可以说，仲介、移工及雇主三方常常有摩擦发生，而移工通常是最弱势的一方。蔡导演告诉BBC，许多移工选择逃离雇主，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他们想尽快赚更多钱，打黑工虽然苦，但没日没夜的工作，会比原本合法工作的薪资赚的更多，有人甚至可以获得原本合法工作的薪资两倍或三倍高的月收入。

此外，与日本及韩国要求移工先有基本的当地语言审核不同，台湾引进越南移工，并未要求他们有基本的中文能力。因此，当他们来到台湾后，常因语言问题与雇主或警员产生摩擦。

根据台湾劳动部统计月报，截至2022年4月底，台湾的外籍移工人数近70万人，其中以印尼、越南、菲律宾和泰国占多数。目前，台湾“失联”的移工数高达8万人，即超过10%的移工在台湾打黑工。

一位曾雇佣阮国非做黑工的台湾雇佣主陈先生（化名）当年在他的葬礼告诉台湾媒体说：“他们都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住在很隐蔽的地方，睡觉也是全副武装。 一天24小时只能休息4、5个小时，很可怜。”

这位雇主解释说，一旦被发现雇用逃跑的外劳，雇主面临8万到15万新台币不等的罚金，但他还是冒险雇用黑工。“我本来也不敢用逃逸外劳，但他们说：‘如果发生事情被抓，绝不会承认是我叫的。’ 他们很讲义气，会保护介绍工作的人。”

蔡导演说，碍于人力仲介业商机庞大（建商及科技厂对便宜劳工需要非常大），并与相关立法者及地方民意代表关系盘根错节，没有立法者会愿意得罪人力仲介。“现在甚至还有立法委员，在中介业者的影响之下，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还要修法加码处罚台湾逃逸外劳，真的很令人气愤，”他说。

图像来源，TSAI TSUNG-LUNG 阮国非生前在河里躲避警察。

此外，员警训练过程，也是此事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他说，查缉失联移工，通常是台湾移民署的工作，而非警员，但前者常因为人力不足，要求当地警察支援，而这种苦差事，常常是落到资浅的“菜鸟警察”与民防。向阮国非开枪的员警当警察才两年。

一位资深警察接受蔡导演采访时说，台湾警员对于何时开枪和如何依法用枪等相关训练严重不足。 “训练时只是训练打靶打得准，就这样而已......”

蔡导演又告诉BBC，从警员身上取得的影片看到，阮国非从未冲向那位警员，而是想要钻到警车里面，“警察从背后向他开枪，好像在玩电玩一样。”

“后来大家围观他，看他在地上痛苦的爬行，好像在看一头野兽.......我觉得背后不只是反应台湾大众的歧视，还有恐惧在里头。”

蔡崇隆补充说，他没有意愿只针对开枪警员，要他在镜头前认错。因为这起悲剧对他来说，绝对是系统性，也就是各种制度剥削下造成的悲剧。移工或是开枪警察，说到底都是不公结构下的受害者。他的纪录是揭露故事背后的共犯结构，并开始倡导大众，向台湾立法及政府单位施压，修法保证基本人权及工作权，他说。

图像来源，TSAI TSUNG-LUNG 蔡崇隆说，他也发现在政府单位或警方，在处理移工问题上，有很多系统性的剥削或歧视问题，一直没有被处理。

事实上，台湾自去年起，因应疫情，出现劳工短缺的问题，有开始讨论将移工的短期工作签证，改为可以定居台湾的移民签证，吸引更多人来台湾。

譬如，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所教授成之约便曾告诉台湾媒体称，不仅是台湾面临少子化、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也是。因此，日本等国用更优惠的劳动条件吸引移工，台湾也应以移民角度让优秀的移工能长期待在台湾。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蓝佩嘉则告诉台湾自由新闻网说，劳动力短缺意味着台湾势必得面对用移民政策解决人口问题。但从人权保障角度，许多移工在台工作多年，取得永居权利合情合理，关键在于法令的设计配套如何保障人权。

不过，蓝佩嘉强调，台湾政府不该认为只要移工取得永居权，某些低薪的工作就会有人来做。若移工能有在劳动市场自由流动的权利，也会想找条件更好的工作。 因此，她说根本问题在提高劳动条件，否则有些工作永远不会有人想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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