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日本从事AI开发工作的中国人（组图）

中国仅AI相关论文数量是美国的2倍，是世界上AI开发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从中国来到日本工作的AI技术人员异口同声地说：“日本工作容易，住得舒服”。在日本创业的李然说：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很大，但竞争激烈，初创企业成功的概率很小……

在日本的初创企业中，中国技术人员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他们认为人工智能（AI）及计算机图形学的知识在日本能派上用场，因此作为AI技术人员致力于开发。随着生成AI的兴起等，日本获得AI技术人员越来越困难的背景下，需要实战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的企业增多。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探寻了这些中国AI人员不在AI领域领先的中国和美国，而在日本初创企业工作的原因。

在从事不需要编程知识的“无代码”软件开发服务的FLUX（东京涩谷）担任首席技术官（CTO）的李然说：“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很大，但竞争激烈，初创企业成功的概率很小”。

FLUX从事面向通过自家网站销售商品等的D2C（直面消费者）企业、根据每天的分析结果，提供容易提高收益的网站设计的业务等。

李然参与创业的企业被认定为东京工业大学系的初创企业

在日本创业

李然从英国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中途退学后，在东京工业大学工学系专攻机器学习、深层学习后毕业。看到朋友在美国和中国创业的情况，他说：“我发现（在中美）初创企业大多要么被大企业收购，要么只有技术被模仿”。

李然2018年作为创始成员在日本成立了FLUX。他分析说：“日本的大企业大多不能独立实现数字转型（DX），而委托外部企业开发系统。初创企业正在承担日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李然认为，日本不少大企业现在仍在核心系统中使用半世纪多以前开发的编程语言。他说：“为了保住懂旧系统的工程师的岗位，很多企业现在仍不能改变核心技术”。他指出：“正因为IT行业有保守的一面，致力于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才受到关注”，认为日本市场的开拓余地很大。

中国仅AI相关论文数量就是美国的2倍，是世界上AI开发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从这样的中国来到日本工作的AI技术人员异口同声地说：“日本工作容易，住得舒服”。很多中国技术人员认为大学学到的AI及计算机知识在日本能得到活用。

拒绝华为内定

在FLUX担任首席工程师的孙映雪来自清华大学。她本科学的是AI相关专业，毕业后在东京大学读了硕士,拒绝了华为的内定，加入了FLUX。“我大学入学时，AI还不这么热”，孙映雪毕业的专业现在在清华大学数一数二，非常受欢迎。她说：“法学院和经济学院也在学习编程语言,想进入AI行业的人很多”。

孙映雪的大学同学大多去了华为和腾讯等企业。虽然华为给她开出了第一年相当于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的薪酬条件，但她拒绝了华为的内定，原因是“竞争激烈，也觉得没太大意思”。她指出“中国长时间加班多，有时还不告诉开发业务的目的和理由”。

在日本，即使员工很少的初创企业也大多从事大型项目的开发。“业务的目的和背景会让普通员工周知，因此觉得有意义”（孙映雪）。

中国技术人员之间在“微信”群聊中交流职场环境的情况在增多。比如：在美国Meta（原脸书）及美国苹果等“GAFA”工作的技术人员问：“工作一点都不开心，有没有有趣的工作？”群里有时会有人出来介绍日本初创企业的工作。

中国学习AI相关技术的大学生被认为将继续增加（REUTERS ）

接纳这些中国技术人员的日本企业也有几个理由。关于中国技术人员能在日本活跃的因素，FLUX的CTO李然说：“在日本即使接近工程师的专业研究生，实际写过代码的人也很少”。而在中国，学生在微信上公开自己开发的APP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不过，包括初创企业在内，日本的软件开发企业大多采用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即使技能出色的技术人员进入企业，也不能得到跟成果相应的报酬，因此有时立即就会辞职。这也要求日本企业着眼于员工的多国籍化，建立包括报酬在内，方便有能力的人才工作的就业体制。

中国的人工智能（AI）技术人员在日本初创企业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具备可将自己获得的知识和最新技术运用到开发中的环境。以最低成本迅速开发出产品并进行反复验证的“精益创业（Lean Startup）”模式已经在日本普及。据称，这种模式很容易将自己的想法反映到开发中。

用最新编程语言

在东京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研究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s）的黄宇航，曾在DeNA和初创企业从事过开发工作。他说：“为了快速解决问题，初创企业的工程师会积极配合项目学习新的编程语言”。“可以体验一项服务从开发到发布的全部过程，工程师能够获得成长”。

黄宇航同时指出，日本的大企业“往往会以目前可以使用的编程语言为起点进行讨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2021年中国程序员薪资和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IT行业工作的58.9％雇员年龄在29岁以下。30～34岁的人占比31.8％，35岁以上的人要少得多，占比9.4％。黄宇航说：“在中国，35岁是一个门槛，过了这个年龄之后，在很多企业都难以从事工程师工作”，而在日本则可以长期从事开发工作。

作为副业在新兴企业进行开发

还出现了在IT企业工作，同时在初创企业从事开发副业的中国技术人员。陈干峰从中国广东省的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又在东京大学攻读硕士，目前在日系大型IT企业工作。

他可以通过主业获得足够的收入。但陈干峰在解释在初创企业从事副业的原因：“新技术在最尖端尝试，有助于自我成长”。

陈干峰表示，在日本用户人数较多的网购平台中，“有的网站甚至是使用30年前的技术搭建的”。他认为“即使是相对较新的企业，如果更换核心系统的话，负债也会变大”，企业存在继续使用原有系统的倾向。

初创企业可以灵活地改换核心系统。他断言：“通过副业学到的东西比主业还要多”。

经济对立

中国的AI研究十分活跃。荷兰学术信息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与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显示，从2021年发表的AI相关论文数量来看，中国达到约4万3000篇，是美国的约两倍。

中国IT专业招聘求职网站“拉勾网”的数据显示，2021年AI相关招聘岗位同比增加95％。随着AI产业在中国国内的崛起，预计学习相关技术的学生也会增加。

虽然人员的交流往来日益活跃，但从国家层面来看，日本在半导体相关领域加强了出口管理，与中国产生了经济对立。如何通过获得有能力的技术人员？日本的初创企业今后可能需要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