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之声”公投落幕，华人等多元文化社区的投票有明显倒向某一边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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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10月14日），“原住民之声”全民公投尘埃落定。由于没能达到修宪所需的“双重多数”要求，公投没能通过。

此后，澳大利亚各大媒体纷纷反思、分析了这一公投结果。

公投结果是否反映某个族裔的投票倾向？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对各选区的投票情况进行细分分析后发现：

• 澳大利亚乡镇地区显示出了对“公投”的明显反对倾向，离城区越远，越有可能投反对票

• 平均教育程度较高的选区更倾向于投“赞成”，平均教育程度较低的选区则更倾向投“反对”

• 人口平均更年轻的选区更倾向投“赞成”，人口平均更年长的选区更倾向投“反对”

• 平均收入水平更高的选区更倾向投“赞成”，平均教育程度较低的选区则更倾向投“反对”

不过，也有些媒体以通栏标题：“某某移民社区投了反对票”发布报道，这到底是事实吗？

独立公投数字研究员，《计票中心》（The Tally Room）博客与播客的主人本·劳厄 （Ben Raue）近来在对华裔和印度裔选民做了统计分析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 印度裔社区有着清晰地投“赞成”的倾向

• 华裔社区则没有显示出“赞成”或“反对”的倾向

• 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占比较高的选区，这次公投虽然都倒向了“反对”，但反对票领先的幅度远低于远郊区和乡镇、偏远地区的数字，也低于上次共和公投中支持和反对方的差距

劳厄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指出，可能由于印度裔选民在公投中总体有投支持票的趋势，因此在像帕拉马塔（Parramatta）这样的选区，虽然最终结果是反对，但在该选区部分印度裔人士聚居的投票点，结果却是赞成的。

他对15个印度裔人口众多的市区进行的进一步分析也证实了他的发现。

然而，就华人社区来看，本·劳厄先生也做了类似的分析，结果却发现无法找到倒向“赞成”或“反对”的趋势。

例如，在墨尔本的Chisholm和悉尼的Reid选区，尽管华人比例很高，但“反对”票仅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而悉尼的Banks选区则“反对”票比例很高。

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劳厄先生指出今年的公投结果与1999年共和制公投有着很相似的结果。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的于海青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华人是一个很多元的群体，人们对任何一个议题的想法都不会太一致。

于海青教授更认同用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与城市中心的距离这类指标来解读投票倾向，而不是文化、语言背景。

“我感觉华人和主流社会的趋势还是蛮相仿的，”于教授说。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所长苏尔吉特·达汉吉博士（DR Surjeet Dhanji）在公投前与印度裔社区紧密接触，她赞同本·劳厄先生的数据研究。

她说很多印度裔移民能讲英语，且受过良好教育，因此可以很广泛地了解信息。

“最后一点，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印度]经历过殖民化。他们也在寻求社会正义，”她说。

她指出印度文化与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也有不少相似点，这更激发了印度裔选民对原住民承认与分享决策权的支持。

“[两种文化都注重]照顾好自己的文化，保留精华，并分享出去。这些都是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和原住民的共同点。”

对原住民议题的关注度提升

对于公投的结果，维州Wurundjeri Woi-wurrung原住民部族的长老，同时也是一名穆斯林的哈桑·加德纳（Hassan Gardiner，又名安德鲁，Andrew）感到极为失望。

他一直是“原住民国会之声”的积极支持者。

然而另一方面，家住墨尔本华人聚居区博士山（Box Hill）的华裔学者刘路新博士却对公投结果“一点儿都不感到吃惊”，他本人也是“反对”运动的支持者。

尽管哈桑和刘路新对公投看法相左，但有一点他们观点一致：这次公投提升了人们对于原住民议题的关注度。

哈桑称，他在清真寺会遇到了很多更加关注原住民议题的穆斯林，大家都很想了解原住民的想法、历史、文化和生活现状。

他认为无论人们的文化背景如何，都应该更多地了解原住民。

“他们应该有兴趣了解许多原住民的生活条件，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南部城市......还有在偏远的内陆地区，原住民真的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的现实。”

刘路新博士说虽然公投没有获得通过，但积极的一面是让澳大利亚人更关注原住民议题。

“让整个社会都认识到原住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需要为这些群体做些什么。”

于海青教授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她说很多她身边的华裔家庭一家人中可能出现不同看法，大家的讨论甚至辩论还搬上了饭桌。

“这当然是好事，华人更多地关注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改变了以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于海青教授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阿德尔·萨勒曼（Adel Salman）是维州伊斯兰理事会（Islamic Council of Victoria ）的主席。该联合会旗下有80多个社区组织。他说他们的社区组织早在2017年就与原住民签署了协议，并将部族长老请进董事会。这些做法都很独特。

萨勒曼说穆斯林与原住民的交往比欧洲人定居还要早几百年。因此，穆斯林与原住民之间的共同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他指出这种特殊的历史和尊重更进一步加深了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

华人社区同样与原住民社区拥有历史渊源。

父亲有着一半华裔血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特雷茜（Tracey Kum Sing）居住在距离昆州北部小镇汤斯维尔（Townsville）车程一小时的地方。

虽然她本人的文化认同更倾向于原住民一面，但她非常赞成华人与原住民应该增强社区层面的交流和互动。

“我鼓励汤斯维尔地区的任何人，如果想与原住民社区建立联系，可以去詹姆斯库克大学（JCU）。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原住民小组，如果他们真的感兴趣，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对话的空间。”

她还建议多元文化社区可以通过有关原住民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学习了解原住民文化与历史。自己通过做功课了解一些有关原住民的基本常识，这样才能有助于交流与沟通。

近来，一些华人社团也在与原住民团体增进联系。

墨尔本华人社团华姿艺术团就在尝试在该团所在的蒙纳士市（City of Monash）与当地原住民交流。

该团团长苏俊希说他们年初就邀请了原住民长老来来参加庆典活动。

“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已经开始邀请原住民长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做烟熏仪式（smoke ceremony），也让华人社会近距离地体验原住民文化，孩子们更有机会从中体验生活。

“特别是在公投之后，社区里想了解原住民文化、习俗和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许是我们建立这种社区与社区层面关系的最佳时机。”

哈桑·加德纳也表示，“共性”是推动多元文化社区与原住民社区增加交流的最大公约数。

“原住民在多元文化社区有很多好朋友......因此，我们觉得与他们有相似之处。我们和他们有一种亲切感，我们的目标是消除种族主义......我们希望与他们分享文化，而他们也希望与我分享他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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