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探儿科诊室：有家长陪孩子在门诊睡了一周，医院看诊一度排到2000多号（组图）

输液中心诊疗台的天花板上，吊着一圈银色金属横杆，上面密密麻麻挂着透明的输液袋。内侧墙壁有一个方形开口，更多输液袋源源不断运进来，流水线一样送达护士手中。

文图丨王焕熔 周舟 黄启发 李思

编辑丨杜雯雯

这片区域的258个座位、16间病室和44张床位，无一空余。三楼的保洁记得，最近一周，每天光普通号都能达到2000多个。

11月23日凌晨11:58 输液中心诊疗台

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大楼的2至5层，原本规划了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多个科室。但在人满为患的需求面前，不再有明确的类别界限，都优先开放给夜间发热咳嗽的患儿。

在这波混合着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支原体肺炎的感染高峰下，比起对抗疾病的风险，家长们唯一能不在意的就是时间。

挂号、验血、输液，都是长达数小时的耐心考验，漫长的等待绵延至零点之后。在最低温骤降至零下八度的深夜，没有人愿意主动置身于拥挤逼仄的医院，除非不得不来。

挂钩、三脚架和8件大衣围在输液诊台周围的家长，人手攥着一个白色号码牌。11月24日刚过零点，输液中心的号码叫到了1962号。

1962号家长在手机上看到排队进度，抱着孩子冲到二楼走廊北侧尽头。一走进输液中心，空气瞬间变得闷热潮湿，淡淡的汗液味道飘浮其中。

他穿过人群，带着孩子进入诊疗台，在哭喊声中，针头插入孩子手背，随后从护士手中接过输液袋，高高举过头顶，寻找座位。转个身的工夫，他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的脚，或者撞上孩子打针的手，人群中传来家长们的慌乱声，“小心，小心，这里有人”。

为了给无处悬吊的输液袋找一个位置，家长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另辟蹊径”。楼梯间、电梯旁、卫生间门口、环廊的立柱上，白色的、花色的、透明的挂钩随处可见，靠近楼梯间的一处几平米大的墙面，总共贴了七个挂钩。

墙面上的挂钩

一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是新手，他借鉴经验，跑到门诊大楼前的安童商店临时买来2个挂钩，花费6元。另一位穿着黑色羽绒服的顾客匆忙路过店门口，询问店主有没有衣杆卖。熟练的患儿父亲已经懂得重复利用，输完液后把挂钩摘下来，揣到兜里，第二天再带来。粘钩上的胶很牢固，连带着墙皮也扯下来，留下斑驳的痕迹。

在三楼的候诊区，一位年轻父亲架起了相机三脚架，挂上输液袋。输液袋一头挂在挂钩上，一头连接到孩子细细的血管里，孩子安然地躺在手推车里睡着了。楼梯间，一位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薄薄的露营垫子铺在他们身下，父亲拿着小马扎或者露营椅子，坐在一旁，构成一家人在医院的生活空间。医院成了“大型输液露营现场”。

无处不在的咳嗽声仿佛这栋大楼循环播放的背景音。捂嘴咳，开口咳，咳到干呕、咳到嗓子喑哑，带着孩子来看病的大人也在咳。黏稠痰液卡在喉咙里，呼吸都带着“轰轰”的回响。

一位医生曾在网上形象描述这种感觉，“始于气管深处冷不丁传来的一阵幽幽的瘙痒，然后瘙痒迅速扩散开，必须剧烈咳嗽一阵才能缓解。而且环境有二手烟等刺激性气味、空气干冷，躺下睡着前往往更容易发作。”

11月23日接近零点，咳嗽的孩子们还在陆续走入门诊。有的诊室里，两位医生同时看诊。一位家长查了医生的名字，发现对方是肾病科的医生，这才知道医院调集了其他科室的人员来缓解出诊压力，她并不在意，“我小孩有人看就行了，应该也没有那么多（医生），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门诊号供不应求的状况贯穿整个11月。李莉在医院待了十几天，赶上好几次就诊高峰。

她第一次来是月初，从下午两点等到七点，才匆匆见了门诊医生一面。拿到输液号后，又熬了四个小时。最不方便的是做CT，排了四个小时队 ，中途不能离开，李莉独自带着孩子站在那里等，孩子累了就蹲在地上，一步步往前挪。那天完成所有流程时，已经是凌晨1点，她没回离医院22公里外回龙观的家，索性住在了儿童医院附近的宾馆。

两天之前的高峰时刻，长龙从医院安检口就开始排了，二楼的楼梯也上不去，后来“完全是给挤上来、推上来的”。上来后也被人群层层包裹，完全动不了。她带着发烧的孩子，找了个楼梯拐角“猫着”，“都赶上春运现场了。”

从儿童医院四楼俯瞰

在人潮涌动的儿童医院，时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11月23日晚上11点，末梢采血室大屏幕上的红色数字定格在2918号。当天李莉完成所有流程时，已将近凌晨，第二天孩子还需要再做一轮检查。

漫长的等待中，候诊区疲惫的家长和孩子互相依偎着，有的人头耷拉下来，陷入朦胧的睡意，在被叫到名字的瞬间又从座椅弹起来，顾不上体面，第一时间冲向诊室。

光是22日这天，保安就在四层门诊捡到了8件大衣，全是女款，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慌乱之中遗留下的。

非去不可的人没有人愿意主动置身于凌晨依然拥挤的医院人潮中，除非不得不来。最紧急的情况是，孩子病情已经发展至重症。

在门诊大楼的B1层，一个3岁左右的女孩躺在电梯立柱旁的蓝色垫子上，摆弄着手机。她的卫衣是紫白拼接，小水杯也是紫色的。一声接着一声的咳嗽后，女孩捂着胸口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姿势转化为跪坐，开始呕吐。衣服上的库洛米图案随着身体上下颤动，地面留下一摊黄色药水和未消化完的糜状物。

一旁的奶奶有些无措，只能用手轻拍她的后背。排到号的父亲终于回来了，他抱起女儿，一路小跑到二楼北侧尽头输液中心，然后举着输液袋再回到地下一层。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大人们松了一口气。

女孩的妈妈王莉莉，是河北雄安一家医院的急诊科护士。早在10月份，王莉莉的女儿就首次感染支原体，但不严重，吃了三天阿奇霉素恢复正常。

11月17日，女儿再次咳嗽，验血后再次确诊为支原体阳性。这回，阿奇霉素不管用了，病情发展迅速，三天后孩子发烧。肺部CT图像显示：孩子左肺白了一小块，右肺白了一大块——同时期，王莉莉在当地县医院值夜班，平均一晚流感病人也多达70个。

高烧持续不退后的11月22日，一家人连夜坐高铁赶到北京。也是在同一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王全意向公众告知，当前本市全人群呼吸道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三的依次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的流行强度已下降至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第四位，门诊中流感样病例的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上升至40.75%，流感的流行高峰早于往年到来。

王莉莉一家抵达儿童医院是晚上十点，小夜门诊排到1400多号。加急排号两小时后，急诊内科医生告诉她，孩子对阿奇霉素已经耐药，必须得上激素，开了甲泼尼龙和红霉素的输液。

王莉莉观察孩子的状态，又咳又喘，痰液太多，排不出来，她很担心，“如果把肺泡堵死了，它怎么进行气体交换？”急诊医生当时判断，可能要做“支气管肺泡灌洗”（简称，肺灌洗）。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曾介绍过相应病例，医生会把纤维支气管镜下到肺泡处，注入生理盐水并进行抽吸，可以清理气道的分泌物，改善呼吸，还可以抽吸出分泌物，送检细胞学、病原学等检查，指导临床进一步用药。

医生给王莉莉一家预约了肺炎门诊的号，排到两天后，是否需要做肺灌洗——还需要专业的大夫看看再做定夺。11月24日下午，王莉莉来到肺炎门诊为女儿排队，这里人头攒动，她遇到了更多重症的孩子。

诊室前座椅休息处，正在等待叫号的人们

候诊区，一个来自河北固安县的9岁女孩坐在王莉莉隔壁，她在椅子上睡着了。听孩子母亲阿紫说，甲泼尼龙有效控制了孩子的体温，她不再发烧，但整个人都没力气，总是昏沉，免疫力也变低，身上一直起疹子。

两个家庭分享着相似的就诊经历。女孩的父亲林康告诉王莉莉，最早是在北京民航总医院被告知了坏消息。肺部CT显示，孩子“肺实变了，左肺不张（指一个或多个肺段、肺叶的容量或含气量减少），胸腔积液比较严重。”他做了个比喻，肺管和肺泡堵上了，就像血栓一样，必须做肺灌洗清除。但民航医院做不了。

与此同时，高烧的免疫反应下，女儿血氧含量降至91%，持续高烧会有休克风险。民航总医院建议他们去儿研所。林康在此期间了解到，只有儿研所和儿童医院有女儿需要的药。到儿研所输液之后，女儿的高烧确实退了。

但肺灌洗的时间依旧无法确定。“有的重症患者需要多次灌洗，甚至会住一个月的院，无法确定需要多久。”林康感到绝望，尽管孩子已经接近重症，但跟进了ICU的危重症孩子没法比。他知道，如果轻重缓急还没到那个地步，医院不会紧急安排。

接下来，这位父亲接连碰壁。北京友谊医院的医生答复他，前面排了30个人，一天只能提供一到两个床位，最少得排两个星期；八一儿童医院的回复是，“您来了也够呛，部队的家属现在都吵着嚷着要进，没床位进不来”；北京朝阳医院要保证新生儿的床位，留给肺灌洗的只有两三个床位，同样也要排半个月左右。最后，林康只能寄希望于北京儿童医院。

11月24日下午3点左右，王莉莉带着女儿进入肺炎门诊26诊室，医生检查后表示，暂时还不用做肺灌洗，先输液观察，两天后来复查。一个小时后，林康和女儿小跑进入肺炎门诊第13诊室，十分钟后，专家给出了判断：重症，加急，必须要做肺灌洗，不然会有肺坏死的风险。林康急忙跑去窗口排住院号，医院没有明确告诉他需要等多久，前面排了多少人，大概意思就是——等通知。

当他把“门诊可不可以肺灌洗？”的问题抛给儿童医院的医生时，对方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林康的理解是，“可能怕出意外。”

一楼门诊大厅，家长用手推车拉着孩子

家长们并非不知道捷径，去公立医院的国际部或私立医院。林康打听了一下价格，公立医院普通的肺灌洗加住院费在几千块左右，国际部和私立医院要以万计，费用翻了十倍。对林康来说，这是他的家庭无法负担的数字，他在IT行业工作，月薪不足以支付私立医院一天的住院费。

11月27日中午，林康和妻子决定放弃在儿童医院的排队，带着女儿回了河北。来北京之前，他们提前三四天在廊坊市人民医院预约排了号，终于等到一个位置。

对于更多的北京本地患者来说，如果只是轻症，儿童医院的确不是看病的首选。在孩子发烧到40度的11月21日上午，北京家长王海先到了离家不远的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验血后，医生建议输液，但住院的床位号又已排满。

当天上午，王海又陆续联系了附近的解放军第六医院、空总医院、301医院和北大人民医院，这些医院都是有儿科的三级医院，但他得到的答案统统都是——门诊不能输液。

他没有更好的选择，最终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儿童医院。

耐心渐失后当被漫长的等待耗尽了体力和耐心的同时，对孩子病情发展的未知恐惧，也困扰着医院里的家长。疲惫、无力、担忧、焦虑、崩溃，情绪积压在一个空间内不断膨胀，所有人都变得敏感，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爆发—— 一个门诊号、一张床位或者一点小摩擦就能引发口角。

护士通常是最早直面压力的人。11月23日晚上11点左右，儿童医院四楼分诊台的电子叫号机坏了，护士开始人工叫号。因为人数众多，叫号出现了顺序错误，家长的抱怨汹涌而来，“怎么前面的号都没叫到，后面就先进去了？”“你可以划错几个，但你50个全都叫错就有问题了！”

急诊内科的诊室里，患者们的态度则要客气得多。11月24日凌晨两点，十几平米的诊室内一共有四个医生，上一个号还没看完，下一位家长就迫不及待地挤进来了。其中一位医生开口了，“大家都觉得一句话的事，他不是一句话，至少让人家（指前一位）看完了，对不对？”家长急忙道歉，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激烈的争吵也会在患者之间展开。稍早之前的晚10点，两个孩子的父亲在输液中心吵了起来。一个戴着白色口罩，耳朵里塞着蓝牙耳机，在忙着退费。一个戴蓝色口罩的，着急给孩子排号输液，语气带着不悦，“办完了就赶紧走，还有下一个呢。”

白色口罩这边被激怒了，“你着什么急啊。”对方也不示弱，“你说我着什么急？”两人像怒吼后进入战斗对峙的狮子，瞪着对方——在真正动手前，保安及时赶到，把他们分开。事实上，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情况，门诊楼的每一层都安插了巡视保安，很多保安是被临时抽调过来医院支援的。

嘈杂混乱中，输液中心叫号机器的声音显得最冷静，也最冷酷，“请1712号王XX到2号治疗台。”“请1713号李XX到2号治疗台。”连续叫三次，还不及时出现，来之不易的机会就拱手相让了。

晚11点，末梢采血叫号到2918号

而即便是亲密的家庭内部成员，也难以避免照护分歧带来的矛盾。接近凌晨三点，急诊输液雾化监护观察室里，一个头上连着静脉注射器的婴儿哭声不止，躲避着爸爸塞到嘴边的漏斗状雾化器。

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奶奶轻拍孩子安抚，“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爷爷着急了，坚持自己上手操作。孩子爸爸劝阻几次无果后，突然情绪失控，他带着哭腔，冲老父亲一字一顿地喊道，“您 别 弄 了！您 出 去 吧！”原本吵闹的空间顿时安静下来，周围陷入沉寂。孩子爷爷拿起衣服走出了门，孩子爆发出更大的嚎叫声。

因挂不上号引起的冲突也不少见，保安则承担了转移、化解矛盾的角色。零点40分，一个挺着圆滚滚肚子、拿着挂号失败截图的中年男人，从楼下冲上来朝保安喊，“我要找值班医生！”

男人姓隋，他十四岁的女儿确诊支原体肺炎，需要连续输液三天，他在最后一天的零点抢号失败。全家人已经在医院度过了两天一夜。保安告诉他，这里已经没有值班大夫了，想把他劝走。男人情绪激动，一屁股坐在三楼候诊区的椅子上，“今晚就要睡这里了，不走了。”

接下来的沟通是一场漫长拉锯战。保安诱惑他，明天八点一定能有号，他不信。保安吓唬他，我们要叫警察了。他不怕。最后四个保安把他围住——其中一个保安原本在热乎被窝里熟睡了20分钟，被电话叫醒，穿了一件单衣外套冲过来，应对这个麻烦场面。

男人还在气头上，坚信“事情闹大了就会有领导来了”。他不断重复自己的委屈，“没权没人没势力“，但决定一战到底，“我今天挂不上号，值班领导也别想（睡觉）。”

凌晨一点，因没挂到号而不肯走的人

僵持了20分钟后，双方都累了，选择各退一步。他们一起去一楼的自动挂号机，再次尝试挂号，在屏幕上依次点开呼吸一科和呼吸二科的挂号，还是没有号源。

“等就等吧，连挂号都挂不上，好比做手术，给你做了一半接了电话，说有事儿我得出去办事儿。”他语调升高，头微微仰起，悬在半空中的手不知道指向谁好，最后使出全身力气发出质疑，“有这样看病的吗？”

几名年轻保安面面相觑，只能仰仗经验丰富的保安大队长出马，他快速解决了问题——只是在屏幕上轻轻一点，选择了普通内科门诊，号很快就出现了。刚才嚷嚷的男人，不敢相信地把手放在缴费确认键上。

保安队长笑话他，“怎么，高兴得都不敢点了？”男人一下子就泄了气，声音也变得柔和，似乎很不好意思，"太感谢了！大哥！”

整个过程，他年少的女儿不知如何是好，静静坐在门诊一楼的楼梯上等候。

最冷一夜门诊三楼穿着蓝色制服的保洁阿姨没有跟人吵过架。

她每天跟大量患者打交道，问路的、问挂号的，打听取雾化药的，什么都有。她在交流时很谨慎，始终察言观色，但她言语间也透露出一些不满，“你说小声了嘛，他又听不见，你说大声了吧，他说你的态度不好。”

在她衣服左边口袋里，随身揣着一盒记号笔——轮班的医生变多了，她帮医生取送的换洗衣服也增加了，需要拿记号笔来登记。在楼梯间里，她一只脚踩在簸箕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处看。我问她在看什么，隔了大概五六秒，她才缓过来，不好意思地挤出一丝笑容，“累了，在这里站会儿”。

保洁的正常上班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但从今年八月份开始，保洁阿姨们每周要加两天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12点。到了11月，要加班到两点，有一天门诊量太大，临近四点才结束。

“累，真的是累。”门诊二楼的保洁阿姨脱口而出。11月23日晚上11点，她坐在201分诊台上的桌面上，驼着背，口罩拉到下巴，在手机上刷短视频。她今年五十多岁，从2013年开始在这家医院做保洁，整整十年，今年冬天是流感最严重的一年。

在这所门诊量高达几千人的权威三甲医院，除了就诊一线的医护人员，像保洁员这样的螺丝钉角色有很多，他们散在各个角落，共同支撑着夜间医疗系统的运转。

内科大夜急诊的通知

23号这天，天气预报提示，这是整个11月北京夜间温度最低的一个晚上，零下8度。保洁阿姨夜间工作间隙，手边会带着一个不锈钢的保温壶，装着白粥可以充饥。还有一包衣服，用来御寒。她的另一位同事，原本负责消毒室的保洁大哥，也被临时调来门诊帮忙，加班费每晚63元。她说自己只要身体没毛病，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但当被问到“你担不担心被感染”时，她没有回答。

门诊楼外的安童煎饼摊，是临近饭点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七点来钟，窗口还在排长队，摊饼阿姨熟练挥动锅铲，只需50秒，一个加烤肠的煎饼就装袋完成。煎饼摊离医院出口很近，临近晚高峰，一位带着孩子就诊结束的家长在候车，她看了眼手机，“前面还有67位。”

在医院地下一层，也有小吃盒饭，价格大概是煎饼的两倍。晚上十点之后，B1层的餐馆店铺不再营业，但供人吃饭的小桌子座无虚席。

接近零点，输液中心的诊疗台仍在忙碌，一个孩子靠着父亲的腿睡着了。旁边座位上的孩子在刷动画片。一位初中生模样的男孩在座位上阅读《我的前半生》，在灯光的照耀下，金色书皮熠熠生辉。下到一楼的特需输液室，人一下子就少了。绿色墙壁的单间和走廊弯弯绕绕。在一个没有开灯的拐角，保安坐在黑暗里，手机灯光映着他的脸。

儿童医院进入零点后，门诊四层主要的灯已经熄灭了，为了维护医疗设备，保安从四层开始清理楼内人员，四层只剩下最后一对父母带着孩子，坐在环廊里输液。下到三楼，还有五家。保安用手机的手电筒逐个照正在输液的家庭，确认进度，劝大家尽量都去二楼。

在清楼时捡到遗失物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有时是输液坐的折叠椅，有时是衣服兜里的苹果手机。一个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才想起孩子的奶粉忘在了医院，赶紧折返回来，奶粉一桶300多元，是在医院刚打开的。捡到金额最大的一回就发生在前几天，是一个丢失的皮包，里面有三万现金。为了表示感谢，家属送来一面锦旗。

门诊大楼每一层的失物招领处，都摆放着许多无人认领的物件。玩偶、耳机、一个迷彩色的保温壶，一条绿黑相间的围巾，带证件的蓝色拉链背包以及紫色帽衫。还有一个白色水杯，上面印着“GOOD DAY”。

二楼失物招领处

凌晨一点半，疲惫了一天的人们连同这座庞大的机器，逐渐进入休眠状态。

在保安和刚才挂号失败的男人吵架时，谁都没有发现，自动挂号机旁边的一小块空地里，一个人在酣睡。吵架结束后，一位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保安，最先发现并叫醒了他，“大哥，你搁这儿干哈呢？”

躺着的男人蠕动了几下，醒过来。自动挂号机连通室外，冷风呼呼地灌进来。他用蓝粉相间的被子裹住自己御寒，身下铺了一床薄薄的绿色军用垫子。保安担心他冻坏了，提醒他去室内三楼连廊里睡——前段时间，一个陪孩子来看病的老太太不小心被关在地下一层，索性保暖得当，没有出事。

保安说的三楼连廊，是PICU（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家长等候区。连廊两侧都是玻璃窗，时不时有冷风透过窗户缝隙吹进来，玻璃上映出楼下的路灯和120救护车的影子。此时，内科大夜急诊仍在继续，连廊里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疲惫的孩子在手推车里睡着，同样疲惫的母亲也睡着了。

再往里走，全都是打地铺的人。一名女士穿着厚厚的墨绿色羽绒服，整个人趴在垫子上。一个中年男人的呼噜声很大，有节奏地响起。急诊病房外，一个保安守在那里，走近一看，他也垂下了头，陷入熟睡。

凌晨1:38，急诊三楼连廊里打地铺的家长们

医院门口的外卖柜最下层，有一个在晚上九点就送达的红色大袋子，里面装着一份小锅米线。直到凌晨四点，都没有人去取。这份餐送错了地方，主人的正确收货地址是隔壁的新世纪儿童医院——一个收费更贵的私立儿童医院。两个医院相邻，共用一个行车出口，走错路的外卖小哥要弯腰钻过一个绳子，才能到达另一边。

走出院区，路边有人喝醉了吐了一地，夜间工作的挖掘车发出低吟。树叶在路边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没有脆脆的浸满阳光的声音，而像是走在松软的厚地毯上。

（受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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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12点，救护车送来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抱着孩子的老人央求护士，能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先看病？“你先别急，前面还有病人排队八九个小时，有的人高烧40℃。”护士告诉她。尽管已到午夜，长椅上或坐着或躺着的，都是额头上贴着退热贴的患儿和家长，等待看诊的号码已叫到700多号。这是11月25日，南方一家医院急诊室的场景，也是目前全国多个儿科病房的现状。11月下旬，天津、沈阳、青岛、甘肃、吉林等多地医院发布公告，儿科就诊人数攀升，儿科门诊、急诊就诊压力大。

因为挂号难，陪诊师的需求激增。一名陪诊师告诉极目新闻（报料邮箱：[email protected]）记者，自十月初起，前来寻求帮忙挂号的家长激增。记者注意到，为应对激增的患者，国内已有多家医院已经开展了先缴费检测后看诊的窗口，提高患者的就诊效率，社区医院分流效果也初步显现。

1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近期，我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分析认为，近期我国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与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国家卫健委表示，已指导各地加强统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发挥医联体作用，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同时，大医院人员密集，等候时间长，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家里如有儿童患病症状较轻，建议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综合医院儿科就诊。

拥挤的输液室

睡在儿童医院门诊的家长

11月26日下午5时，北方一家儿童医院门诊大厅挤满了患儿和家属，显示屏上滚动着的就诊患者已经排到1300多号。大厅里夹杂着说话声、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不少家长和孩子坐在地上，也有家长将孩子放在露营车里安置。

到分诊台领检查单，做完咽拭子、指尖采血等检查，周瑜的女儿确诊感染支原体。但这还不算结束，下一步是医生看诊，周瑜手里捏着中午取的“1600号”，一整个下午过去了，前面终于只剩下300人，此时距离女儿高烧40度已经过去了两天多。

陈龙则已经在急诊大厅睡了一个礼拜。10天前，陈龙1岁2个月大的女儿突然高烧至40度，在区妇幼保健院输液后高烧不退，肺部CT显示肺部变白，医生建议带到大医院治疗。在儿童医院，女儿被确诊为支原体肺炎，陈龙想让女儿住院，但医生告诉他，目前只能静脉注射治疗，“现在排不上住院，比她病情严重的都排不上。”

楼梯间坐满了带孩子的家长

为方便女儿输液，陈龙和亲戚干脆住在了医院，他们带了一个行李箱，将孩子需要的奶粉和纸尿布装在里面，又在网上买了露营车，把孩子安置在内。晚上，孩子睡在露营车里，他和亲戚就铺着垫子睡在地上。

输液室也人满为患，取药输液已经排至近1000号。几乎每一层的楼梯间都有等待就诊或输液的患儿和家长，因为等待时间过长，有的家长带了瑜伽垫，供自己和孩子躺下休息。

孙君的孩子躺在铺好的垫子上，正在等候输液。这已经是她和孩子连续来儿童医院就诊的第六天，因为担心输液室人流过密空气流通性差，她将垫子挪到走廊上。一周前，儿子突然开始发烧，服用阿奇霉素等药物后仍高烧不退。她带着孩子来儿童医院检查，指尖采血后的化验结果显示支原体感染，医生建议静脉输液。为了输液，孙君每天凌晨12点开始在医院APP上抢号，下午两三点才能输上液。

位于南方的一些医院情况也不容乐观。

晚上9点，一场冷雨后的华中某市，气温降至5℃，街上行人寥寥，一家儿科医院急诊大厅却挤满了患儿和家长，空气混浊。急诊室坐不下，许多家长和孩子坐在透风的门诊大厅，有的孩子贴着发热贴和衣枕着家长膝盖睡，有的家长干脆躺在冰冷的铁椅上睡。

看诊的号码已经叫到2400多号，除了急诊内科外，普通内科也已开放，然而尽管10个诊室全部开放，但架不住看病的患者太多，此时输液室已坐满了人，许多家长等待超过三四个小时。

一些家长看中儿科医院拥有更专业的治疗手段。张静驱车40分钟来到这里，两天前，活泼好动的儿子突然开始高烧，她带儿子去了就近的社区医院，打针没有好转的迹象，阿奇霉素吃下去就吐，最终ct显示孩子肺部已经阴影，判断为肺炎，社区医院建议她到大医院住院治疗。

分诊台前的保安则提醒患者，今天光是排队等待住院的，就有220人，“排了也不一定住上，先等着吧。”

睡在门诊大厅的家长和患儿

多地医院优化患儿诊疗流程

11月下旬，天津、沈阳、青岛、甘肃、吉林等多地医院发布公告，儿科就诊人数攀升，儿科门诊、急诊就诊压力大。

阿珍是一位陪诊师，她告诉记者，自国庆节后，她所在的城市多家医院儿科就开始爆满。此前，她更多是给老人、异地患者陪诊，十月份以来，找她帮忙到儿科急诊挂号或者排队的家长突然变多，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咨询。

在阿珍接触的单子中，十月底高峰时期有一家医院的儿科一天取一千多号。很多家长前天晚上十二点排队拿号，第二天早上到现场直接就诊。往往早上八点，阿珍到医院时，前方已经有两百多号人。

在她接到的单子中，80％的家长会要求他们帮忙挂专家号，但是专家号根本挂不到。以往专家号还能够线下加号，但进入高峰期之后，医生每天超负荷运转，中午甚至没有休息时间。

11月25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医院第二门诊部专家门诊有一半专家到场，每个诊室前都坐满了人。不断有人在打喷嚏、咳嗽，十分嘈杂，而一位8岁的小女孩则直接在柱子边躺下熟睡。她的妈妈徐梅告诉记者，自己是带孩子来看生长发育问题的，但从早上6点出发到下午4点，都没有等到专家号。怕孩子被交叉感染，又怕过号，只能让孩子在大厅先休息。

一位正在专家门诊附近用挂钩给孩子输液的家长告诉记者，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到小程序上抢专家号，但也有可能抢不上。

专家门诊门口站满了家长

专家门诊一号难求，住院部则是一床难求。

患上肺炎的孩子，大多需要注射一种进口药物，阿珍称，这种点滴目前只能在住院部打，因此很多患上肺炎的孩子需要住院治疗。

十月时，有一位托阿珍帮忙寻找住院床位的宝妈，带着自己6岁患上大叶肺炎的孩子，辗转6家医院没有找到一个床位。最终她在门诊边输液边等待，3天后才等来一张床位。

阿珍观察发现，近期到医院复诊的病人非常多，导致就诊效率较低。她在帮患者排队时，最高峰时期仅四五百个号，也需要排9到10个小时，尤其是中午时分上午初诊的病人大多都做好检查回来找医生看，则拖慢了看诊的速度，有时候两个号之间相差四十分钟。也有的病人是支原体肺炎感染，3天后病情反复，又回到医院复诊。阿珍告诉记者，现在有的医生开药时，会给患儿开6天左右的药，以减少复诊率。

阿珍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就诊效率，最近多家医院已经开展了先缴费检测后看诊的窗口，家长可以先带孩子去检测窗口进行检测：主要项目包括胸片、血常规等，检验具体症状再去看诊，可以减少回门诊找医生复诊的次数。而她最近也观察到，目前各大医院的人数也有所下降。

据媒体报道，近期，北京多家医院儿科开始实施“先化验再诊疗”措施，精简流程、缩短候诊时间、减少往返诊室次数、降低院内交叉感染风险。沈阳、武汉等多地医疗机构也优化患儿诊疗流程，充分发挥各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统筹辖区内医疗资源，进一步加大儿科医疗服务供给力度。

家长拿撑衣杆给孩子输液

社区医院也可提供儿童支原体治疗

11月27日下午3点，在北京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诊的人依然很多，医院挂号、拿药的窗口排着队，患者以老年人为主。

和儿童医院拥挤的场面不同，社区医院里来看病的孩子不多，林萍是现场为数不多带着孩子来就诊的家长，她正在等候医生给孩子做雾化治疗。上周，林萍11岁的儿子开始发烧，她带着孩子前往儿童医院就诊，经过化验后发现是支原体感染。在医院输液七天后，医生建议给孩子继续做雾化治疗，于是林萍带着儿子回到了社区医院。

马家堡社区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由于儿童感冒感染症状增多，大概一个月前社区医院开始接诊，目前医院可提供儿童雾化、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以及输液治疗。该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医院目前接诊的患儿大多在学龄左右。

丰台区大红门社区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社区医院就诊的患儿较多，但排队挂号情况没有那么紧张，“早点来可以排上号。”目前，医院可为患儿提供输液、支原体抗体检等治疗检测项目。

据北京卫健委11月4日发布，为更好保障儿童就诊需求，方便儿童就近就医，卫健委公布了全市250家提供儿童门诊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信息里详细介绍了全市各社区医院的服务时间及可提供的治疗服务类别。

1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分析认为，近期我国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与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

米锋提示，大医院人员密集，等候时间长，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家里如有儿童患病症状较轻，建议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综合医院儿科就诊。公众要坚持戴口罩、多通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出现呼吸道症状时做好防护。

国家卫健委表示，已指导各地加强统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发挥医联体作用，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同时，大医院人员密集，等候时间长，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家里如有儿童患病症状较轻，建议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综合医院儿科就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