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鼓励设立“企业民兵”维护社会秩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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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媒体和一些研究人员报道指称，中国近来当局鼓舞建立“企业民兵”，以维护社会秩序。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建立人民武装部队部门，也就是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志愿者团体。 它们的发展受到当局的支持，从而使毛泽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珍视的这种老旧概念得以复燃。

上海警察维持秩序 2011年4月21日REUTERS/Stringer

《中国国有企业正在研发新武器》，这是英国日报《金融时报》和美国新闻频道 CNN 指出的，其中之一是由许多人组建武装志愿民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 2 月 21 日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根据对过去一年官方媒体发布的公告的分析，至少有 16 个大型团体已经建立了战斗小组。” 这些公司的情况五花八门：有武汉地铁公司、上海城投集团、惠州水务公司等。

加强军民合作

去年12月，在中国最大的、世界第五大乳制品生产商伊利集团成为第一家采取同样举措的私营集团。 但我们不应该被愚弄：“尽管在白纸黑字上可能写的是私人公司，但中央政府在像伊利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的决策中总是有发言权及影响力的。”

这也是所有这些内部设立民兵组织的一个共同点：在当权者眼中，他们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经济参与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提醒说，这与少数当地小企业无关，这些企业近年来也召唤公民扮演警察的私人辅助员的角色。马克·兰泰涅(Marc Lanteigne) 肯定地说，这次都是一些大型企业团体，“毫无疑问，从今以后，他们涉及到一种由北京当局协作推动的运动”。

中国媒体对于这些新企业民兵的人数及其简介仍然三缄其口。 我们只知道这些都是普通公民，受到中国人民军队的监督，并为他们提供训练。 但不可能知道它们是如何被选择的。马克·兰泰涅疑惑地问道：“在获得武器之前，他们对党的忠诚度是否受到考验？ 他们曾经有过在军队或执法部门工作的经验吗？”

这位汉学家肯定说，如果说这些武装商业团体的出现“一年内繁殖的速度令人惊讶，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这些民兵的正式名称是人民武装部（PAFD），这个词一定会唤起老一辈中国人的记忆。 事实上，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几乎在全国各地推动建立这些民兵。 这位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正式希望加强军队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合作。

目前，中国当局也提出了类似的理由来解释这些 人民武装部(PAFD) 2.0 的出现。 中国国防部在 2023 年 10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解释说，其“目的是鼓励公民更多地参与其中”，这是最早在国家机器这一级别讨论这些地方民兵存在的新闻发布会之一。 马克·兰泰涅；总结道：“为了社区的安全，促进个人与公共当局之间更好的凝聚力。”

枫桥经验模型： 然而，这个官方版本只讲述了枫桥经验 PAFD 重现背后的部分故事。 我们还必须把毛主义制度的回归放在习近平恢复毛泽东的另一个固定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枫桥经验。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深刻地标志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在推出枫桥经验的三年前，毛泽东在上海南部的枫桥县，发起了针对社会“反动分子”的“四次清洗”运动，在上海枫桥县，部分当地群众就发动起来声讨人民的“敌人”。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个在他看来是自发运动的故事印象深刻，并推动“枫桥经验”成为全国复制的模式。

“它成为一个依靠数百万普通中国人来帮助当地当局管理地方骚乱的机构，”维罗纳国际安全研究小组（ITSS）的中国专家卡洛塔·里纳多（Carlotta Rinaudo）说。 枫桥模式因此成为了毛派政权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

中国媒体解密网站强调，毛泽东去世后，“没有人正式提及‘枫桥实验’”。维罗纳国际安全研究小组中国部研究员卡洛塔·里瑙多（Carlotta Rinaudo）强调，对于北京来说，“促进经济发展优先于控制人口”。 凤桥的经历也与文革中的过激行为和全面围剿有密切关系。

我们参考了 2012 年习近平的权力报告。一年后，这位新任主席发布了标题为“枫桥体验发展重要指示”的文字。

卡洛塔·里纳多 (Carlotta Rinaudo) 指出，从此，习近平曾在多个讲话中提到枫桥经验。2023 年 9 月，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并前往现场庆祝枫桥经验 60 周年。

老模式应用程序的最新化身

卡洛塔·里瑙多肯定指出，“这个意识形态框架有助于解释人民武装部队部门的重新出现。” 这些企业的军队只是 60 世纪 60 年代社会各个阶层的应用程序的最新化身。 ITSS 专家指出，例如：“政府设立一条热线电话，让普通公民举报诈骗”。

害怕社会不满： 十年来，当地复兴枫桥精神的举措层出不穷。 《外交官》杂志网站在2月22日星期四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列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港口城市舟山，都鼓励居民谴责某些行为或与当局合作解决当地的骚乱。

卡洛塔·里瑙多总结道，这表明“经济发展不再是这个政权的主要关注点，在习近平眼中，必须是关注维护社会秩序和党对社会的权威并重”。 此次全面运用“枫桥”模式，PAFD回归的特殊性在于时机。 马克·兰泰涅 (Marc Lanteigne) 肯定地说：“这表达了当权者面对经济放缓带来的社会后果时的紧张情绪。”

年轻人失业率节节攀升、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以及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当局不想发现自己被剥夺了权利，如果不满情绪酝酿出社会大众的鼓噪，就会变成扰乱公共秩序。马克·兰泰涅指出：“反对新冠疫情卫生措施的示威活动已经对权力当局造成了深远影响。”

对马克·兰泰涅来说，北京打算依靠这些企业民兵来更好地事先预防可能发生的社会运动。 卡洛塔·里瑙多也确认指出：“这些公民被视为预防问题的最佳工具，因为他们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社区，可以很早就能向当局警告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

锦上添花的是：这些企业民兵还让北京加强了对大型集团的控制。 习近平的另一个固定想法是：确保公司企业不会对当权者的指令采取过多的自由立场。 因此，卡洛塔·里诺表示，看到这些枫桥经验 PAFD 参与企业的数量成倍增加，并且出现在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行业，甚至出现在参与新丝绸之路开发的公司内部，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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