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政府该如何执掌这把双刃剑（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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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后，高调提出“创新议程”的口号。然而，选民们并没有因此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憧憬。相反，许多人认为“创新”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饭碗”。

激进的自由党人认为，创新已然成为了危险变革的代名词。尽管抱拥科技大变革听起来大胆前卫，但饱受变革洗礼的选民们可能会因此焦虑不已，他们担心的重点往往是生活会否因此变得更加艰难。如果被置于局外，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排斥这样的创新变革。

现实是，现今的政治关注点主要都落在了减税、房价、降低生活成本等议题上。然而，一场悄无声息的变革正在酝酿之中，很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奇怪的是，对于该如何应对这场变革，国家层面的讨论却寥寥无几。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没怎么关注这个问题，但他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花些时间，并且让我们大家也都参与进来。

社交媒体逍遥法外

在上周一的《Q+A》节目上，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专栏作家、现任作者乔·阿斯顿（Joe Aston）将社交媒体巨头比作大型烟草公司。现今社交媒体的发展如同脱缰的野马，其野蛮生长所带来的影响却鲜被认真审视。

我们轻易地放弃了隐私，过度分享个人信息，任由算法主宰我们的喜好和需求，却从未深思熟虑这背后的意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用社交媒体。不知不觉，我们就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被其迅猛的发展所裹挟。至此，我们才后知后觉地开始进行深层次的伦理反思。

如今，关于是否要效仿美国禁止TikTok的争论正闹得沸沸扬扬，其背后涉及中国的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然而，从许多层面上来看，这匹野马已经摆脱了缰绳。对于数百万计年轻人来说，TikTok已成为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甚至承载着赚取收入的梦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想阻挠这一可以获取经济利益的既定现实，都将面临巨大的阻力。

在澳大利亚，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除非我们能够切实地关注人工智能的利弊。

划时代的新领域

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它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从手机刷脸解锁到价值1000亿澳元的ChatGPT程序，人工智能现已能够针对各种各样的指令，生成类似人类的回应。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甚至考虑过让AI来撰写这篇专栏。在《Q+A》节目中，许多观众都告诉我们，他们都在使用AI进行提问。人工智能的机遇无限，但也同时引发了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操纵选举、破坏民主的深度伪造技术，到导致工人失业的自动化浪潮，这些问题此时此刻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只是还没有弄清楚要接受哪些，拒绝哪些。

去年，一群行业大佬发表公开信，警告称继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应该像防范流行病和核战争一样，视之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风险。这封公开信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

“降低人工智能带来人类灭绝的风险应该成为全球性的优先事项，就像防范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全球性风险一样，”这封由美国非营利组织人工智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I Safety）发布的公开信写道。该公开信获得了超过350名人工智能领域高管、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签名。

这封公开信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促使世界各国和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开始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然而，我们反应的速度是否足够快？我们该如何在机遇和挑战之间寻求平衡？

人工智能的监管

上周，欧盟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部领跑全球的人工智能立法，旨在保护公民免受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促进欧洲自身的创新能力。没错，又一次提到了“创新”这个字眼。

自2022年末ChatGPT问世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通过新的立法引领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这场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令许多人措手不及。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由人工智能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制定相关法律建议。

该小组今年2月份首次召开会议，并将持续提供建议直至今年6月30日。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将建立一个基于风险的体系，以抵御人工智能带来的最严重的潜在危害，并对高风险技术实施强制性规定，包括独立评估和审计。同时，[政府]还强调会避免限制低风险人工智能的发展。

工业与科学部长埃德·胡西奇（Ed Husic）对人工智能问题高度重视，并明确了新法律的框架，其中包括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标记，以防止人们误认为是真实信息。

然而，新法律还没出炉，人工智能就已经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悉尼先驱晨报》最近报道，许多大学正在使用新的反抄袭工具，以识别利用ChatGPT或其他人工智能工具作弊的学生，数百名学生因此受到处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预测，人工智能将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中约60%的工作产生影响，其中约一半的工作岗位将受益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而另一半则将面临被取代的风险，进而导致失业。

胡西奇希望该专家小组就他所谓的“高风险人工智能设置强制性防护措施”提供建议。“凭借专业的法律、伦理和技术知识，我相信这个小组能够拿捏好平衡度。”

胡西奇表示，利用好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运行。“但利用不好，就可能会引发混乱和破坏。我对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以及社会评分系统等方面心存担忧，”他说。

“当然，还存在利用人工智能操纵行为实现犯罪目的的情况。”

胡西奇强调说，政府已积极采取行动。

“我们成立了一个短期专家咨询小组，负责制定高风险人工智能的强制性防护措施。该小组将于今年六月份提交报告。”

“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的强制性监管措施最快将于今年年底落地实施。”

胡西奇的策略着重于建立人工智能系统的可信性和透明度。他主张与行业合作，制定能自主遵循的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包括对AI生成的材料进行标记和打水印。

与此同时，他也承认人工智能对工作岗位的威胁。“随着任何新技术的问世，我们都必须意识到对就业的潜在影响，同时要记住，人工智能将有助于建立新的产业并创造高薪稳定的就业机会。”

“我们的目标是允许低风险人工智能得到充分发展，不受任何限制。”

有的放矢的监管

去年11月，胡西奇出席了英国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澳大利亚与27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布莱切利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他认为，这为构建安全可信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

“澳大利亚密切关注着其他国家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举措，并着手制定自身监管框架。技术自我监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胡西奇说道。

反对党表示，他们虽然意识到变革带来的风险，但也担忧过度监管会扼杀希望采用人工智能提升效率的企业。他们已开始就年中立法法案的具体内容发表意见。

影子通信部长大卫·考尔曼（David Coleman）接受澳广新闻部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远超互联网的诞生”。他强调，澳大利亚必须自主研发并拥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政府应通过鼓励投资助推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需在这方面采取更多行动。”

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考尔曼主张审慎施策，精准定位。他认为，对于大多数人工智能应用，监管并非必要，过度干预反而会阻碍澳大利亚的竞争力。尽管欧盟人工智能法规在某些方面值得借鉴，但其过度偏向监管的倾向值得警惕。

然而，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主权国家应始终掌握对人工智能软件的控制权，并共同制定相关规则。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但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洞见领导力尚显不足。

在政府制定任何监管和立法措施之前，我们作为社会参与者，应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思考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生活，避免再次被动接受他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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