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中国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三大原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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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相继访华，都提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产能过剩的？

购物者在北京一家购物中心

独生子女政策破坏经济稳态

1980年的《公开信》认为人口增长“增加抚养费”，“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因此需要通过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减轻就业压力、降低总抚养比。总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及以上）与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的比值。

此后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也认同这些理由，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其实“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

王丰、蔡昉等人口学家将计划生育减少儿童而降低总抚养比称为“人红利”，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15%，对人均GDP的增长贡献了26.8%。事实上，这种总抚养比下降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因为破坏了经济稳态。

保持最佳血压和血氧含量至关重要，因为出现偏差会导致疾病甚至死亡。2500多年前，老子就提出了社会稳态的哲学概念：“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和泥制陶，正因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凿门窗造房屋，正因为留有较大的空间，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过“无”来实现。

这种哲学用于描绘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再恰当不过：生产(“有”)为消费(“无”)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

笔者在2004年的一篇9万多字的报告和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根据生物哲学的稳态原则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近期因为总抚养比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劳动力“额外”过剩、产能过剩，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过低

各国都强调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美国之所以是经济大国，不仅仅是因为是生产大国，更因为是消费大国。

居民消费通常占GDP的60%。比如，2013-2022年期间，高收入国家占59%，除中国外的中等收入国家占61%，印度占60%，越南占57%。为了维持这种消费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占GDP的60-70%。1983年，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2%，家庭消费占53%，都大致正常。

儿童和老人不生产，但消费，尤其是儿童有巨大的消费力，因为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本能。然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孩子数，从而导致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3%下降到2011年的33%，“额外”过剩上亿劳动力。总抚养比下降降低了家庭的刚需，导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降至2011年的40%，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降至35%。此后，由于老人数的增加，使得总抚养比上升，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也略有上升，但2023年仍只占GDP的44%、38%。

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3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需占GDP的60-70%才能维持收支平衡。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40%就可以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过去四十年，中国家庭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增速低于GDP增速，于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知不觉中从1983年的62%下降到现在的44%。

（作者提供）

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使得服务业只能提供47%的就业，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提供70-80%的就业。将经济比作一座房子，在发达国家，“墙壁”（工农业生产）约占20％的空间，而“房间”（服务业）则占70-80％。而中国的“墙壁”占据了53%的空间，“房间”面积只占47%，不得不在“租住”其他国家的房间（即通过出口提供就业）。中国政府至今没有意识到需要扩大“房间”的空间，而是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以进一步加固“墙壁”。

中国内需不足的核心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低，因此尽管中国政府在刺激消费上绞尽脑汁，但毫无效果。最滑稽的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忽悠下，中国竟然提出“内循环”理论，指望像其他国家一样靠内需推动经济。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内循环哪能循环得起来？

脆弱的社会保障网导致高储蓄率

脆弱的社会保障网加剧了中国的消费不足。以2022年为例，全国共有7.34亿就业人口，但只有2.38亿人参加了失业保险，2.91亿人参加了工伤保险。更糟糕的是，只有极少一部分失业或工伤人员能享受到福利。比如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这意味着失业工人超过2500万。然而，只有620万失业工人领取了失业保险，平均每人9623元（1431美元），只是人均GDP的11%。由于失业率被低估，实际领取失业保险的失业人口比例肯定更低。

2022年，在3.01亿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中，1.36亿（占45%）的城镇退休职工平均每月领取3606元（536美元）；另外1.65亿（占55%，主要是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平均每月仅领取205元（30美元）。而独生子女一代显然无力赡养他们的父母。既缺乏社会保障，又缺乏家庭保障，百姓别无选择，只能减少消费，存钱养老，存钱应对各类社会风险。因此，2018-2022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45%，而世界其他国家作为整体仅为23%。

婚姻危机加剧消费不足

中国的婚姻危机也造成了消费不足。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消费能力远远高于男性，比如美国女性控制了85%的采购。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选择性堕胎，女性消费者不足，并正在引发严重的光棍危机。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初婚年龄（男性28-32岁，女性26-30岁）的性别比高达125，农村地区为134。很多有男孩的家庭根本不敢花钱，而是省吃俭用，存钱为儿子结婚买新房，支付巨额彩礼。中国甚至流传：“男人的消费能力不如狗”。

随着青年人口的减少，并且很多女性也因为生活压力和青年失业率高而选择不婚，因此新婚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到2023年的768万对，导致消费下降。

结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总抚养比下降，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和劳动力“额外”过剩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即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投资者也赚的盆满钵满。脆弱的社保减少了消费，导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光棍危机进一步弱化了消费。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中国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内需不足使得今后增长难以为继。并且过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使得主流家庭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生育率只有1.0，面临人口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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