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选择“中立”错了吗？贝索斯的三笔账（组图）

真实、客观、中立，不管是不是学过新闻学，这些词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也被认为是一家负责任媒体该有的立场和态度。笔者在上大学时，尤其对《大公报》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的「四不主义」印象深刻——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当时新闻学的老师还专门花了一节课讲述张季鸾等人如何以「四不主义」为宗旨推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这几天看到美国企业家、《华盛顿邮报》所有人贝索斯（Jeff Bezos）决定该报今年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背书引发的轩然大波，不禁纳罕：贝索斯决定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不正是选择了「中立」吗，为何没有赢得掌声反倒引起了众怒？

愤怒首先来自于《华盛顿邮报》内部。就在贝索斯发声之前的几个小时，《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三名成员愤然请辞，其中之一、普利策奖得主大卫·霍夫曼（David E. Hoffman）表示，他不想对特朗普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保持沉默。一些老员工也表达公开失望、批评和质疑，包括报道「水门事件」的传奇人物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华盛顿邮报》前执行编辑马丁·巴伦（Martin Baron），批评称，放弃背书体现出「一个以勇气闻名的机构令人不安的懦弱」。

亚马逊CEO贝佐斯旗下《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2018年死于土耳其，贝佐斯和卡舒吉遗孀在2019年10月于伊斯坦堡出席悼念活动。（Reuters）

愤怒还来自于读者和订户。有报道称，因之这一决定《华盛顿邮报》失去多达20万数字订阅订户，占总订户约8%。近20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签署公开声明说，放弃背书的决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代表着放弃我们所热爱的这份报纸的基本编辑信念」。代表约1000名员工的《华盛顿邮报》工会发表声明称：「我们担心管理层干预了我们编辑部成员的工作……我们看到一些忠实读者取消了订阅，这一决定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恢复读者的信任，而不是失去信任。」

面对汹涌而来的愤怒潮水，贝索斯在《华盛顿邮报》发文解释了这一决定的缘由。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残酷的真相：美国人不相信新闻媒体》（The hard truth: Americans don’t trust the news media），在内文部分，贝索斯从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媒体正在面临严峻的信誉危机，为总统候选人背书不会改变选举天平，却是媒体为挽救信誉、提升信任度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贝索斯说，为总统候选人背书会制造出一种拉偏架的感觉。一种不独立的感觉。《华盛顿邮报》不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是一个有原则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拒绝为总统候选人背书不足以快速提升我们的信任度，但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我希望我们本该早点做出这一决定，本该在一个远离大选以及围绕大选产生情绪的时刻。这是一个准备不足的计划，而非某种有意为之的策略。」

贝索斯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网站截图）

其次，该决定完全是自主决策的产物，而不是为了获取某种交换条件。贝索斯在文中还特意提及了外界普遍关注的特朗普与蓝色起源公司高管的会面，此次会面恰好发生在《华盛顿邮报》宣布放弃背书决定的几个小时后。「我敢打赌在我担任《华盛顿邮报》所有者的11年里，你找不到一个例子，证明我曾说服过该报的任何人支持我自己的利益。没有这种事。」

最后，可信度不足并非《华盛顿邮报》一家独有的问题，不仅是媒体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许多人转向即兴的播客、不准确的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未经证实的新闻来源，这些渠道可能会迅速传播错误讯息，加深分歧。」贝索斯接着说，《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赢了很多奖项，「但我们愈发只会与某些精英对话。我们愈发自言自语。」此外，为了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以及自身面临的问题，「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可信的、可信赖的、独立的声音」，「有些变化将会是重回老传统，有些变化将会是推出新发明。」在这个过程中，批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商界和传媒界叱咤风云这么多年的贝索斯不会预料不到该决定可能引发的风波，他也承认「出现了冲突」，承认他在亚马逊和蓝色起源的工作「让《华盛顿邮报》变得更加复杂」，这其中既有传媒利益，也有商业利益、公共利益，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临近这一大背景，让冲突和复杂程度看上去更加激烈。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REUTERS）

传媒利益、商业利益、公共利益，这是摆在贝索斯面前的三笔账。

先看传媒利益。站在愤怒一方的立场看，放弃背书显然是折损了传媒利益，编辑记者愤然离职是因为此举违背了该报三十多年来的传统和编辑理念，这也是传媒利益的一部分。而订户大减则是更为直接的传媒利益折损，尤其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这种折损显得愈发不可忽视、不可承受。

再看商业利益。笃定这一决定背后存在某种交换的群体认为，贝索斯是为了置换自己的商业利益才选择「讨好」特朗普。《华盛顿邮报》特约编辑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即认为，贝索斯此举「是事先向他们认为可能获胜的人屈膝。像贝索斯这样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人，显然都希望与掌权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试图避免站到与特朗普对立的一边。」贝索斯在这方面也吃过亏。2019年，当时由贝索斯执掌的美国亚马逊公司发起诉讼，指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不正当的压力」，导致亚马逊失去了与美国国防部签订的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这笔合同后来被美国微软公司取得。特朗普还曾放下狠话，如果他重返白宫，他将动用政府权力，打击「对人物、事物和事件作出不诚实和虚假报道的媒体。」

亚马逊上市至今，股价累计升600倍，创办人贝索斯的远见和执行力居功至伟。（路透社）

最后是公共利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兼首席执行官威廉·刘易斯25日的声明和贝索斯28日的文章，都意在强调传媒利益和商业利益之外的公共利益，因为在贝索斯看来，现在美国的媒体和整个国家都出了问题，人们不再相信媒体，媒体自然也无法影响选举的天平，再加上新媒体大潮袭来，整个社会正在朝着传播错误讯息、加深分歧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传媒界看上去热闹纷纷，却早已脱离社会现实，要么只会与某些精英对话，要么愈发自言自语。所以必须打破传统，有所作为，才能改变现状。

如果说传媒利益和商业利益是具体账、短期账，那么公共利益则是一笔大账、长远账。而且对于贝索斯来说，三种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且必然是有冲突的，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贝索斯的三笔账算得怎么样，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不过至少这位商业大佬给人们提了醒：后真相时代已经到来，传媒生态正在发生剧烈变革，这种挑战不只来自于新媒体，更来自于很多人奉为圭臬的传统与结构。

「从来如此，便对吗？」如果贝索斯听到鲁迅这句话，应该会心有戚戚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