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当局为何对公务员涨薪讳莫如深（组图）

时评人邓聿文认为：给公务员普涨薪资本来是件喜庆的事，应该大肆报道和宣传才是，然而，中国官方对新近市场有关公务员涨薪的传言，既不证实也不否认，似乎这是个秘密，不能让公众知晓。

据美国彭博社去年最后一天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报道，为了提振士气和刺激消费，中国的公务员，包括教师、警察等，都将获得“几年里第一次的显著加薪”，工资上调不低于每月500元人民币，具体加薪幅度取决于基本工资的水平，大约5%左右，且从2024年7月开始，补发半年的薪金涨幅。彭博社的报道很快得到了一些网民的证实，有人透露确实加薪了。

从该报道来看，当局此次给公务员加薪，是一次普涨，涵盖公务员系统和教师、医生等事业单位人员，调薪理由是“提振士气和刺激消费”。所谓“提振士气”，换个说法，其实是稳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队伍。经济萧条，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让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也影响公务员队伍，让当局觉得队伍不好带了。

外界看到，当局一直到现在，还在号召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不能像经济繁荣时期那样花钱大手大脚，过度开销，一些该砍的政府支出，该减的福利，都砍掉和减少了，很多地方公务员的奖金停发，甚至工资也削减，致使公务员也满腹牢骚。

问题在于，中国的公务员比起其他国家的公务员，更多担负着社会治理的责任，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对待工作的态度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乃至政权稳固，如果他们因薪资减少而对其管治事务马虎了事，大概率会加重社会危机，而对当局来讲，尤其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要格外防范各种可能的意外事件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保持社会稳定 首先要稳定公务员

因此，要保持社会稳定，首先要稳定公务员队伍。在所谓新时代，当局对干部和公务员政治纪律的勒紧，本来就让他们有很大不满，各种对公务员的考核、纠错和惩处的机制很多，可激励机制很少。对中国的干部和公务员来说，最大的激励是上升，然而，上升渠道毕竟有限。

稳定且不断上涨的收入，包括灰色收入，才是大多数公务员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公务员看重的，在正常年份，这个激励机制能够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但现在是非正常年份，一边是管治责任的加强，一边是收入的下降，两相比较，公务员队伍就不可能只出于政治责任去为当局维稳，他们自身的稳定性都成了问题。故想让社会在非正常状态下稳定，公务员队伍先要稳定，当局明了此中的利害关系，通过给公务员普涨薪资，从而来提振公务员队伍的士气。

至于是去年末给公务员提薪，这跟当局转变经济工作思路有关。去年12月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是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扩内需提消费，当局把它作为今年要实现的九大任务之首。而要发挥刺激消费的效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来，必须更多地增加政府的公共消费，通过加大政府消费支出的力度，发挥撬动经济的作用。因为一般民众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在下降。

公共消费指政府在履职时进行的各种消费，当中包括公务员的工资、奖金、津贴，以及各种公务支出，如会议费、差旅费等，在经济处于通缩时，政府可以把公共消费的增加作为一项短期的逆周期调节措施。以往的经验表明，中国公务员的消费能力在中国居民中一直都是消费主体。因为中国目前虽号称有四亿中产阶级，但相对有消费意愿且有消费能力的，公务员群体是其中的主要一个。

相比富人，公务员有改善生活的需求，富人不仅人少，其奢侈消费也是有限度的，而公务员的改善性需求还是很强烈的；相比穷人，公务员的规模虽比不上穷人多，且穷人改善生活的需求比中产阶级更强烈，可穷人受制于低收入，消费能力有限。如果和中产阶级的其他群体，如过去在外企，现在在科技企业就业的988群体比，公务员收入的稳定性让他们对未来不担心，敢花钱。综合这几方面因素，公务员的消费能力在中国居民中确是是比较强的，属于居民的消费主体。

包括教师、医生和警察在内的广义公务员群体，中国目前大约有8千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估计有二到三亿，人数也不少，考虑到当局为应对经济衰退，削减了一些不必要开销，各地也在给公务员减薪，而现在要刺激消费，提振经济，从这个现实出发，恐怕还不得不靠公务员队伍，这就要求当局不能再给公务员减薪，也许政府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还是会削减，但对公务员要通过加薪把他们的消费欲望调动起来，否则，他们也不敢去改善性消费。当且仅当从这个角度，为公务员普涨薪资，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为什么又不敢大大方方地告诉民众？

然而，当局为什么又不敢把一件本来合理的加薪举措大大方方地告诉民众？这就不能不说到中国当下的贫富分化的严重性。从刺激经济的角度，给公务员加薪的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讲，这样一来，也就会扩大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并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

道理很简单，一定时期财富的总量是个恒定数目，给公务员加薪了，最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得到的补助就会减少。尽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但除非当局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的规模非常大，否则，给公务员每月加薪500元后，还有多少钱再来补助穷人？

中国人社部和财政部2015年曾发布《关于调整机关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的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基本工资标准要“每两年调整一次”。据悉，2016年、2018年、2021年，中国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的薪金上调过三次，人均实际增资为300元左右。这三次调薪，当局也未公开宣布，是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2021年后当局未有再给公务员上调薪资，可能是基于疫情的因素，这次涨薪可以看作是补调。

不过，前三次调薪中国经济还不是那么坏，民众的收入也是在增长的。但过去四年，由于疫情的冲击和外部形势的恶化，以及内部政策的错误，中国经济一年不如一年，当局也暂停了公务员工资的调整，且很多地方还对公务员进行了减薪，以共克时艰。从经济角度说，政府过紧日子未必能为缓解经济困难起到多大作用，但从政治角度看，搁置调薪，政府过紧日子，算是一种呼应民心的举动，能够给民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感。

如今当局冷不丁从要求公务员过紧日子，到普涨薪资，虽然也说要给中低收入民众提高社保等的标准，可毕竟是先给公务员涨工资，且幅度还可观，民众会怎么看待？大概他们会认为，当局在这样困难的情景下，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人，先把自己人喂饱喂好，剩下的一点好处才给小民百姓。本来民众和当局的紧张感在上升，现在加薪这个事情的曝光，会使他们进一步疏远当局。因此，对当局而言，给公务员加薪，只能悄悄地做，不能大声张扬。尽管彭博社的报道让此事无法再隐瞒下去，但只要当局不公开表态，它就是一个悬案。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