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薅小商家！双面打假人：市场清道夫还是敲诈勒索者？（组图）

为了给家里多一份收入来源，全职妈妈陈怡2024年年初在社交平台上售卖自己泡的虫草人参养生酒。几个月后，她迎来了一笔3800元的“大单”，对方通过平台加微信后购买。

对方收货后，次日告知陈怡该产品属于三无产品，并发送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赔偿案例，随后提出索赔约4万元。陈怡的第一反应是对方在骗钱，没想到对方已经写好了诉状并递交至法院。第一次接到法院电话时，她依然觉得是诈骗电话。当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惹上官司时，她“吓得慌了神，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卢俊杰/图）

通过网络搜索，她发现自己碰到了职业打假人。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小商家，也曾遭遇过类似索赔。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或许用“职业索赔”来形容更为贴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对11家连锁零售、餐饮企业，以及一家前置仓线上平台、两家外卖平台进行的监测显示，2023年有2.4万名“职业索赔人”发起了73万件索赔投诉，其中以食品安全为由的投诉多达22万起。

枸杞商家张良曾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成功应对打假人的经历，因此收到许多同行的求助。他认为，商家之所以被打假人盯上，大多是因为自身存在一些问题。许多小商家对《食品安全法》并不熟悉，而打假人通过高额索赔的方式，无意中完成了一次“普法教育”。这样的代价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承受，“不少同行因此倒下，甚至转行去做了打假人。”

在利益的驱动下，职业打假人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并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通过收徒的模式将自己的打假经验和技巧传授给新人。徒弟们在师傅的指导下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培养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学习如何寻找商品瑕疵、掌握投诉技巧以及如何与商家进行谈判以获取赔偿。

职业打假人队伍鱼龙混杂，其行为展现出双刃剑的复杂特性：一方面，他们是消费者权益的捍卫者，像头部网红“东北雨姐”“疯狂小杨哥”等被曝光售假的事件，让食品行业诸多内幕得以曝光；另一方面，他们也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商家不堪其扰。在直播带货兴起、传统电商下滑、实体生意难做的当下，职业打假人与商家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

“餐饮生意本来就不好做，如果多来几次，我们只能关店。我们也下载了一些规定性的文件，但内容太多了，做小生意的，谁懂那么多东西？”（卢俊杰/图）

依法处理

马超近来收了一个新徒弟，教他如何成为职业打假人。他让徒弟在某外卖平台上购买两份商品，在市场监管局的投诉平台12315填写投诉，两天后就收到商家请求调解的信息。

“我们这边的方案就是按照《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不满1000元按1000元赔偿，发给他。”马超对徒弟发出指示。

“现在生意难做，能否协商少一些呢？”徒弟向马超转达商家的回复。

“不太行诶，你虽然是小品牌，但小品牌得有担当，爽快一点。”马超熟练地发去话术，商家果真没再挣扎。马超教育徒弟，“不要相信人性，越有钱的人越小气，没钱能在南京这个地方开两家店？旅游景点外面的房租估计一年都得几十万，更别说人工了，销售员工资最起码得七八千。”

马超自称“打过上千次假”，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商家协商都会杀价格，我多说几句话就能多挣几百。”他今年22岁，接触打假行业已有8年，最初接触打假是初三看新闻的时候。上中专后他把过年收到的3000元红包当“创业资金”，找来《食品安全法》和诉讼材料，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马超学习成绩差，中考时语数英成绩加起来只有120分，但他在打假上找到了学习的热情，对照各类强制性国家标准来找寻有缺陷的商品，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向商家索赔金钱。常用的标准如GB2706-2014（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8050-2011（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还有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例如GB2706，每一项添加剂都有标注允许使用品种、使用范围以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找那些使用范围小的，再去大量地扫货，看商品配料表，如果有不在范围内的商品添加了，就是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这款产品问题就是超范围添加植物炭黑。”马超用一张面包的配料表举例，根据GB2760-2014，植物炭黑的允许使用范围有糕点、饼干、膨化食品等，但面包不在范围内。“一个新添加物出来，会用在很多种的产品里，要根据添加物的特性去找，找产品的逻辑思维就是裂变。”

除了超范围添加，马超打假的另一类问题是违法添加，一些未列入《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名单》的物质会被一些商家误以为可以添加而写进商品宣传页和配料表，不需要做食品检测就能判定。马超最近瞄准的是“蝶豆花”，一种蓝紫色的热带藤蔓植物，被认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和明目的作用，但它属于非食品原料。

马超几乎把市面上所有添加蝶豆花的商品买了一遍，包括气泡水、奶茶、点心等等，他让徒弟买的商品就是一款糕点店售卖的蝶豆花冷糕。在外卖平台上购买，送到糕点店附近的酒店前台，再让外卖员拍摄一张附带小票的清晰照片，就可以用照片和订单截图在12315投诉平台对糕点店发起投诉。所属辖区的市场监管局在受理投诉后，会优先让商家与投诉者进行调解，调解环节就是职业打假人获利的空间。马超不会直白地提出索赔，“要委婉一点，我跟市场监管的人说按照《食品安全法》来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马超可以向商家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时，按1000元算。有的商家会态度强硬地砍价，马超为了避免麻烦也会妥协，600元是他的底线，但在徒弟这一单中，马超认定，在省会城市景区附近经营的商家一定不缺钱。

马超不知道的是，这家位于老城区的店由一对中年夫妻独立经营，糕点的制作和销售都是自己完成，店铺的利润并不高，用于赔偿的1000元也是两人凑齐的。他们在糕点里加蝶豆花粉只是觉得蓝紫色好看，老板娘说：“看别家的产品用了，评价挺好，也想去做这些网红的东西。”

此前，店铺经历过两次投诉，都是外卖订单。第一次是糕点里有头发，尽管老板娘认为头发不是包装时掉落的，但她没有证据。第二次是某款添加桃胶的糕点没有注明使用人群（根据《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因桃胶在婴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人群中的食用安全性资料不足，从风险预防原则考虑，上述人群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两次各赔偿了1000元，老板娘非常无奈，“餐饮生意本来就不好做，如果多来几次，我们只能关店。我们也下载了一些规定性的文件，但内容太多了，做小生意的，谁懂那么多东西？”

（卢俊杰/图）

专薅小商家

“最重要的是普法教育，只有让老百姓看到卖什么可能面临高额赔偿，才能慢慢让小商人懂法和避免踩坑。”一位遭到打假的商家说。但要让小商家把《食品安全法》研究透彻，在实际操作中做到无一疏漏，似乎并不现实。

张良曾在国企设计院上班，是一位回家接班的“厂二代”，相比其他同行，他有更强的法律意识，也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成本。每次进货时，他都要将样品送到第三方检测中心，并在发货时打印最新的检测报告塑封，附带硫磺检测试剂盒一起寄给用户。他还会拿着包装袋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合规性问题，并与律所保持合作，以备不时之需。他坦言：“大部分普通小商家没有我这样的条件，很多人开店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即便如此，张良每年还是会遭遇几次职业打假人的“刁难”。最近的一次，一位非常专业的打假人抓住了他产品包装上的“特优”二字，投诉存在虚假宣传。根据国家标准GB/T18672-2014，枸杞分为特优、特级、甲级、乙级四个等级，除了颗粒大小等具体指标之外，还包括一项感官指标（色泽、杂质、气味）。由于感官指标较为模糊，市场监管部门和当地检测机构都无法明确判定他售卖的枸杞是否符合“特优”等级。

“没想到对方会抓住规则的漏洞来打假。”张良感叹道，这样的职业打假已经偏离了维护食品安全的初衷。最终，他通过积极应诉，市场监管部门给出了限时整改的机会。

不少职业打假人专挑“软柿子”，针对食品标签标识等危害性相对较低的问题发起投诉——这些小商家往往会因惧怕诉讼风险而选择私下和解，而对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安全问题却鲜有涉及。

2024年5月，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一次公益讲堂上披露，上海2023年职业索赔投诉量高达24.6万件，其中投诉超10件的近8000人。有人甚至在一年内以“无证拍黄瓜”为由向1372家餐饮店提出高额索赔（在2024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简化许可要求以前，“拍黄瓜”属于“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的特殊类目，餐馆需办理专门的食品安全许可，且拥有不低于5平方米的制作凉菜的专间）。泛滥的投诉举报大量占用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我不反对职业打假，它的初衷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但现实中掌握法律武器的往往是一小部分人，而真正的不良商家可能更有办法规避监管。”张良指出。

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最早源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打假人开始崭露头角。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司法解释，明确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时，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主张消费者权利，为打假提供了法律保障。

涂攀跃是一名专注于“反打假”领域的律师，主要代理食药安全领域的职业打假案件。他曾在互联网公司担任电商运营总监和法务总监，与职业打假人打过十几年的交道。他指出，“职业打假人的数量在2015年后开始显著增多。”那一年《食品安全法》修订并施行，明确规定消费者如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退一赔十”的赔偿。这使得打假人通过大量购买商品获得高额索赔成为可能。

据涂攀跃观察，近年来从事职业打假的人群结构在不断变化，“以前的职业打假人多为年龄较大、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人，而现在大多是95后、00后，甚至还有许多学生通过‘薅羊毛’（网购后仅退款不退货，行内黑话称‘吃货’）的形式加入其中。”打假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打假主要集中在食品药品和保健品等领域，常见问题包括产品包装标签不规范、三无产品、添加成分不合规和虚假宣传等。如今的一些打假行为本身却涉嫌造假，例如故意在产品里面放入头发、铁丝或苍蝇，篡改生产日期，甚至通过团伙作案——一人把过期商品放在店铺里，另一人购买后索赔。这些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

职业打假人与普通消费者存在显著差异，涂攀跃指出：“普通消费者如果购买到有缺陷的产品，通常会选择退货或寻求售后，而职业打假人则会主动并且多次购买同一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索赔。比如减肥产品，普通人可能会先买一两瓶体验，如果认为效果好再继续购买；但职业打假人则会一次性购买足够两三年使用的量，目的是增加赔偿基数，从而获得更高的10倍赔偿金额。”

涂攀跃目前代理的几个案子，原告都购买了价值五六万元甚至六七万元的产品，并向商家索要高达数十万元的赔偿。他总结道：“他们的手段通常是先购买商品，与商家谈判，然后投诉举报。如果执法人员不予立案或处罚，他们还会通过行政复议、诉讼、信访等手段，不仅向商家施压，甚至向执法人员施压，达到索赔的目的。”

“只要有利可图，假货永远不会消失，打假是打不完的。”（卢俊杰/图）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胡杨是一位从业十年的职业打假人，专打有毒有害产品。这类打假工作涉及刑事案件，证据链难以搜集，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部分违法者在当地形成了利益集团，甚至拥有一定势力。这让胡杨的打假工作充满风险，被跟踪威胁更是家常便饭。他曾打假过的一宗有毒有害减肥药案件，最终该案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胡杨毕业于国内某重点大学，最初，他并非以打假有毒有害产品为主业，但随着收入的积累，他开始渴望做一些更有价值感的事情。在深入了解食品药品行业后，他被其中的乱象震惊：假阿胶有的用皮衣和废旧回收材料熬制，有的用猪皮马皮；为保证鱼虾等水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存活率，不法商家会在水中添加致癌物质孔雀石绿；燕窝用双氧水泡白，螃蟹则用草酸清洗，使其看起来更加光鲜亮丽。

他指出，食品乱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成本和价格的矛盾。“正规产品成本过高，一些养殖户用不起，不上‘科技狠活’根本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产量。如果既想低价又要赚钱，就只能这样。”他认为，当前市场对低价产品的需求庞大，某种程度上，只要市场存在这种低价，假货就难以杜绝。

“一分价钱一分货，食品行业尤其如此。如果违法成本低，老老实实经营赚不到几个钱，甚至搞不好食品厂都要倒闭。你不造假，别人也会造假，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他举例说，可乐在过去20年间价格一直保持在3-3.5元，因为其成本已经降到极致。如果突然冒出一个小厂，声称其产品口感更好、利润更高、价格更低，“不做假他怎么赚钱。”

胡杨曾打过不少假酒，“之前光线下买酒就买了差不多六七十万元，但很多案子都输了。一些利益链条很难去动摇。”他指出，“一个行业只有利润足够高，才有可能维持其正常运转。一瓶真酒批发的利润可能只有10到20元，但无底线的造假却能带来暴利。”在他的打假经历中，假酒的造假方式五花八门：有的用低端酒冒充高档酒，有的用酒精和香精勾兑，还有不少烟酒店真假混卖。

胡杨曾一度陷入迷茫：“只要有利可图，假货永远不会消失，打假是打不完的。”他还面临身份认同的焦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更好的选择谁会去干打假？天天扯皮打架。所以这个行业鱼龙混杂，往往只能吸引一些急功近利想赚快钱的人进来，不少人甚至有犯罪前科。”

两年前，胡杨考取了律师职业资格证，现在处于“半打假”状态，同时也会为普通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成为律师之后，他的视角更开阔：“我挺喜欢做律师，很热爱这份职业。”他享受开庭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说服他人的过程。学习司法文件、办理案子改变了他看待问题的宽度，“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有毒有害的原则性问题，很多并不会被定义为欺诈，甚至会采取一定的包容态度。如果市场管控过于严苛，商业市场就没有活力了。”

胡杨觉得，在一个草莽生长、产业变革的时期，打假人与商家之间的“黑白对抗”是一种“历史的责任”，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他强调，商家应守住底线：“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完全杜绝虚假宣传并不现实，但商家必须把握好度。”对于职业打假人，他也提醒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因为有些商家可能真的承受不了，甚至会因此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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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互相取悦”的本质

在“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看来，职业打假正在历经“污名化”：明知没有欺诈行为却故意栽赃陷害的“假打”，以及打击没有实质欺诈和隐瞒行为的“瞎打”，让职业打假变得充满争议；打假人“不能故意混淆”，打假是在追根溯源、验证事情的真伪。“执法部门认定商家存在欺诈行为，那么打假就没有问题。如果认定不存在欺诈行为，商家可以提起反诉。”

是否认定为需要处罚的行为由执法部门决定。2024年2月，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实施首违不罚、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的做法起草了征求意见稿。在此之前，已有多个省市级市场监管局发布过类似的“免责清单”，从法规上明确了针对这些轻微违法行为的打假不再被支持。

王海认为，如果打击的商品存在欺诈行为，惩罚性赔偿有助于遏制欺诈，是否以赔偿为目的不应该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曾为多名打假人辩护的律师杜鹏提到，“职业打假人牟利，就像啄木鸟一样，啄木鸟捉虫子首先是为了吃饭，而不是做森林卫士。”他认为，制假售假获取的是非法利益，正常打假为了获取合法利益无可厚非，“职业打假无需人为拔高，贴上正义标签，也不要污名化为犯罪分子。它是一个正常的职业，牟利并不可耻，关键是牟利的过程是否违法，这个是问题的核心。”

王海的观点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打假在客观上是有促进意义的，提示我们尽早回归商业本质。”

王海将商业本质定义为“互相取悦”，他认为这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丛林社会的底层逻辑是弱肉强食，偷盗和欺骗在丛林社会是本领，但在人类社会是违法犯罪。在人类社会中不能偷、抢、骗，而是要互相取悦。员工好好工作取悦客户，老板用优厚的薪资待遇来取悦员工。”同理，商家不应该隐瞒和欺骗，而是提供优质的服务取悦顾客。

通过职业打假，王海早年积累了大量财富，“1990年代一个案子索赔20万元或者30万元，一个案子就能买一套房。”如今，王海依然活跃在职业打假领域，他的团队专注于研究非法添加新物质的问题。自2022年起，王海在北京昌平的检测实验室已发现几十种新物质，例如新合成泻药里的酚汀类物质、用于壮阳的新那非类衍生物，举报了1700多例非法添加。

“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领域存在大量非法添加化学药品、激素等违法行为。”王海团队发现违法线索主要根据特定产品的销售排行榜，王海举例，“减肥、壮阳、尿不湿等，基本都有问题，百发百中。”

王海团队还帮助其他消费者进行打假，“如果只在合理生活范围内支持诉求，一般消费者打官司会得不偿失。”网络购物大幅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过去在线下购物，可以直接拿着商品去找卖家，维权成本低。现在电商可以跨越地域限制，将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消费者起诉商家可能要穿越大半个中国。”

电商时代充满悖论，在职业打假人泛滥成“灾”的同时，普通消费者维权变得更为艰难。以头部主播为首的直播带货屡屡出现质量问题，而针对大主播的打假却寥寥无几。王海对头部主播的几次打假都由消费者提供线索，他和团队不会特意关注。“我不需要关注，”王海断言，“几乎每场直播都存在违法行为，价格欺诈、产地欺诈、材质和功效上造假，还有直播间人气造假，小杨哥直播，开播就有1万人，被称为切片剪辑师。”

（卢俊杰/图）

问题商品与直播带货的生意

2024年9月26日，合肥市联合调查组依据《行政处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规定，拟对三只羊公司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计6894.91万元。这是疯狂小杨哥几年来被数次质疑带货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后，首次被处罚。调查组通报提及了颇具争议的几件产品，“香港美诚月饼”在香港无门店，“澳洲谷饲牛肉卷”宣称原切肉实则为调制肉。而“御徽缘梅菜扣肉”被证实为原料确为五花肉，并非糟头肉。

这几件产品都曾被王海公开质疑过，除此以外，王海还宣称小杨哥带货的破壁机虚标功率、大豆被里没有大豆纤维、毒童鞋雌激素超标等问题，涉及衣食住行多方面的产品。然而此前只有武汉青山区市监局对“澳洲谷饲牛肉卷”的供应商罚款了50万元，这款产品在小杨哥直播间的销售额是387万元。

合肥市联合调查组的结果也没有让王海满意，“小杨哥已经涉嫌虚假广告罪，如果按照《广告法》执法（根据《广告法》第二条，直播带货被视为一种商业广告活动），小杨哥作为代言人，应没收非法所得，三年内不能代言。”王海还多次曝光与辉同行直播间的产品问题——虚标“有机土豆”、“艾草贴包装标注的香港中科中药研究院未在香港注册”、“富硒鸡蛋不含硒”——相关带货主播至今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公开处罚。

王海认为，直播带货的商业模式决定了直播间的产品质量容易出问题，“直播间内的产品是代发分离，因此主播团队对商品的品质做不到全程掌控。并且，主播的佣金非常高昂，商家一边付出大量佣金给主播，一边还要保证足够低价，就会不断地压缩商品质量。当主播的佣金有50%，这个产品不（可能）会是好产品。”

“代发分离”的弊病在李维刚直播卖牛肉卷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25年1月初，李维刚在一场直播中推荐的“原切牛肉卷”被部分消费者质疑为合成肉。消费者收到的牛肉卷与直播中展示的产品在颜色、纹理上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发货地也与宣传不符。这正是“代发分离”模式下主播团队难以全程把控商品品质的典型问题。

李维刚在事件发酵后迅速采取措施，公开道歉并承诺“假一赔十”，还主动送检产品。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暴露出直播带货中商品质量把控的漏洞。主播在选品时往往依赖供应商提供的资质和样品，难以对实际发货的产品进行持续监督，导致消费者收到的货物可能与宣传不符。这种“AB货”套路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也让带货主播的信誉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胡杨也指出，在直播带货的商业模式之下，只有高毛利率的商品，才能负担得起主播的佣金，主播的佣金通常是20%-50%，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商家的利润，掺假几乎是必然。

而对直播机构而言，高昂的引流成本也令其更倾向利润大的产品。直播电商“第一股”遥望科技，营收连年增长，亏损却不断扩大。财报数据显示，遥望科技近三年已亏掉20亿，其2023年采购单一平台的流量费用高达23亿，几乎占全年营收的一半。

曾因揭露地摊食品违规添加剂走红的辛吉飞，在直播带货后也遭到了选品质疑。2024年9月，王海曝光辛吉飞带货的红薯粉条配料表造假，粉条声称由纯红薯制作，经过检测只查出木薯源性成分，未检验出红薯源性成分。生产该红薯粉的厂商此前就因红薯粉条抽检只验出木薯源性成分而被所辖的社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

2024年12月，打假博主松哥打虎和灰烬又发布系列视频称辛吉飞带货的山药粉条检测出了木薯源性成分，怀疑其中添加木薯淀粉，并讽刺道，“教会你看配料表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在其中一条视频中，委托辛吉飞带货的红薯粉条厂商告诉松哥，辛吉飞带货收取30%的佣金。

胡杨认为，打假博主的逻辑不是打假，他们本质上是在做流量的生意，有冲突对立，且关乎消费者自身利益。打假普遍涨粉较快，带货是流量变现最快的方式，但打假与商家天然对立，一旦与自身利益相关，评测就会失去中立，“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只能去带一些不知名的品牌，这些品牌很容易出问题。”

打假与假货的博弈似乎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循环，利益的驱动让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而市场的复杂性又使得监管难以面面俱到（卢俊杰/图）

打假暴利时代结束

2024年，涂攀跃明显感觉到相关部门对职业打假人的规范和约束力度在增强，他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职业打假人将失业。”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多项条文提及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购买者的诉讼请求。“之前的判例中，很多法官在平衡一个观点，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新的司法解释提出要综合保质期和通常消费习惯来认定合理生活消费范围，超出范围的诉讼请求法院可以不支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打假。”

市场监管总局也在8月发布《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提出依法规制职业索赔行为，从严审查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并且强调标签标识、说明书、宣传材料等瑕疵行为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据胡杨观察，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各地法院就做了缩限，“在当前是一个折中的考量，打假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食品安全，但也害怕会（给市场）带来反噬。”

对职业打假人而言，这一新规也意味着收入骤降，“诉讼就像刮彩票，以前赔偿可能有个几十万元，现在最多两三万。”胡杨认为，对打假有毒有害产品的打假人而言，门槛本就较高，加上诉讼费、差旅费、检测费和时间成本，利润降低，“这行就基本上没几个人做了，没有新人会进来，产出比实在太低，很多人赚不到钱还亏钱。”

在实际操作中，对“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有不同的判定标准，打假人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限制，胡杨曾打假一箱7000元的茅台假酒，但在庭审中被判定“金额太高了，索赔不予支持”。

打假的暴利时代结束，胡杨指出，更规范的“路径”是帮助消费者维权，但回款周期长，利润低，专业性高。因此，很多打假人瞄准小商家，以量取胜赚快钱，一些打假人则铤而走险。

2024年8月27日，打假博主“铁头”被查出以曝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并许诺交付后将提供保护，经多次交涉后获得该主播向其指定账户转账的大额钱款，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已对其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立案侦查，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涂攀跃分享了一个案例，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一个职业打假团伙在一年多里频繁恶意投诉，向商家勒索财物，举报信息达6万余条，涉及网络商户1万余家，涉案犯罪金额38万余元。该团伙主犯在2024年8月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11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涂攀跃以此鼓励商家用法律途径应对职业打假，“反对职业打假，不是否定对商家的正常监督，而是释放资源为普通消费者维权而服务。”

胡杨所在的打假群已经不再活跃，不少人选择了转行，但打假人并没有消失。

新规之下，依旧“比上班一年挣得多”

向市场监管局投诉后并非每次都能拿到调解费，有时候商家不接受调解，有时候市场监管局会直接处理，处以罚款或通知商家整改。从发起投诉到通知调解的时长也不能预测，每个地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节奏不同，等待时长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一个月。

马超每月平均发起两百多次投诉，他会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投诉。据他观察，“下车”（索赔成功）的概率是70%，“肯定有下不了车的，谁敢说100%？王海也不敢啊。但你140单钱挣了，也懒得管那60单了。哪怕只下100单，你一辆车的钱就赚出来了，比上班一年挣得多。”

这些以数量取胜的“小产品”价格通常不超过30元，即便“下不了车”，马超也不感到心疼。如果产品价格高，“下车”概率也高，马超会一次性买两三百元，“往满赔，或者以（价款的）七八倍去打。”200元的商品马超通过协商能讨要1500元赔偿，甚至十倍满赔。

马超近期发现一款日本进口的解酒丸，它的日文配料表上有中文标签里没翻译进去的“硬脂酸钙”，根据国内标准仅能使用在香辛料和调味料中，并且，这款产品没有在华编号。马超在外卖平台搜索售卖这款解酒丸的零售商，找跑腿小哥代购数个，寄件给自己，以便后续退货退款。如果售卖城市离他所在地距离近，他甚至会线下购买、线下投诉，提高成功率。

除了自己“打假”，马超会在线上社交群组售卖问题产品的线索，产品的售卖地往往是他已经投诉过多次的区域，“买十几单都在一个区，浪费社会资源，肯定就没人管了。”2024年起，多地加大力度规范市场监管领域的投诉举报行为，甚至建立“职业打假人”异常名单，在同一地区多次投诉的，市场监管部门有可能将其判定为“非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从而不予受理。

因此，售卖线索是一种圆滑的妥协，收徒弟是变相的售卖线索。马超收徒弟的价格是888元，会赠送3次“打假实操”，他宣称，“下一次车就回本了。”交易线索、招募徒弟都发生在线上社交群组，此外群组里还会售卖偷拍偷录软件、分享可廉价调取企业法人身份信息的律师资源等等。

有一些人专门靠免费学习材料来吸引想入行打假的新人入群，再兜售线索。智妮的“师傅”是一个近500人群组的群主，入群想要了解信息的新人会被群主引导添加智妮的联系方式，智妮的信息明码标价，她称之为“带车费”。例如，支付188元可以换取一个产品线索，如商品名称中写着“无糖”的软饮料，或写着“低钠”的酱油，但它们的含糖量或含钠量实则不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对“无糖”和“低钠”的定义，即商家对产品进行了“虚假宣传”。

“虚假宣传”的商品在每个平台都很常见，十分容易检索，但仅凭这个理由，越来越难以向商家索取到赔偿，如果不成功，智妮会再提供一个产品线索，如果还不行，她也不会再管。每次跟商家沟通，智妮会“手把手”地教，“我说一句，你跟商家说一句，别乱说话，省得你被告敲诈勒索进去，再把我也带进去了。”

在智妮看来，“打假”已经过时了，不仅“下车”几率低，还有犯“敲诈勒索罪”的风险，更新的玩法是“白嫖”——不再向商家索要赔偿，而是利用购物平台规则捞取好处。例如，针对性地购买山寨产品，送去专卖店或检测机构检验，投诉至平台客服，利用平台“假一赔X”规则获取数倍价款的赔偿，检测费用还可以由平台报销，购买者几乎不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山寨产品的线索价格也高，在智妮的收费标准里，1000元左右的产品线索价格是388元，最高一档4000元左右的产品线索价格是1288元。

“只要还有利益，打假和假货就都不会消失。”胡杨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无奈与现实的妥协。打假与假货的博弈似乎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循环，利益的驱动让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而市场的复杂性又使得监管难以面面俱到。如今的职业打假人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正义捍卫者，更多的人只是为了利益而战。这种现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消费者难以获得应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