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生育之痛：从一胎化到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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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告别“一胎化”政策，迎向“催生”新时代。DW采访两个世代的多名女性，了解国家如何“紧盯”她们的身体。从强制上环、偷偷超生到堕胎求男，新世代的女儿又如何重新理解母亲的那些年？

“她一直尝试（生儿子），试到不太能生为止，一直到40多岁吧，都还在尝试。”90年代出生自中国南方城镇的Rebecca，在视讯另一头说起了母亲——在一胎化政策之下，母亲这辈子从来没有节过育、也打掉难以计数的女胎，就为了生下那“一个”儿子。

计划生育的时代，一个母亲的身体所承载的结构暴力，可能是反复堕胎、偷偷超生但求一子，也可能是“一胎上环，二胎绝育”。

“我现在回看觉得真是一种很系统的暴力，直接让女性上节育环，然后停留那么久。”林果说起母亲Y被强制节育的经验，显得有些情绪波动。

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行了长达36年的一胎化政策。根据官方统计，这段期间共有约3.2亿中国女性子宫内被置入节育器，1.07亿女性进行输卵管结扎手术，这段经历深深影响著几代中国女性的人生。

独生与超生

“我生孩子是90年代末的事了。”Y出生在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70年代，在成为母亲以前，她看见周遭的亲友因此被迫堕胎、送养孩子以及上环。当这些“大家都在做的事”在她身上发生时，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它其实就一个，很小的一个金属、那种圆的。”生下林果5个月后，Y的家人怕她再次怀孕，让她去做检查。“那时候不理解、懵懵懂懂的，谈不上什么害怕......生完孩子后，我自己去医院就上了环，也没有打麻药。如果你上环，身体不适应的话，有的是要求女性结扎。”

手术以后，控制仍未结束。Y说，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会定期家访，“隔几个月就问一下你有没有上环”，节育环从此一直在Y的体内过了20几年，直到后来因为妇科疾病手术才顺势移除。

林果因此成为Y唯一的女儿。“怀孕时，我就一直想要一个女儿。”Ｙ说。但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幸运地突破“重男轻女”的观念束缚。

“我记不得几岁，但我肯定从小就知道（一胎化政策），因为我是我们家明面上唯一的小孩。”Rebecca家有三姐妹，她排行第二。

为了不要被举报超生，她们从小就被父母教育一套应对守则，“为了练习嘛，我爸妈问我‘你们家有几个小孩’，我会说‘只有一个’；‘你有什么兄弟姐妹吗？’，我就要说‘没有’。”

每当有远方亲戚或父母朋友拜访，三姐妹就会收到“任务”：姐姐与妹妹找地方躲起来，由Rebecca出来打招呼，直到访客离开。“我们那边是这样子，普遍大家都偷生、超生的，我的叔叔阿姨姑姑家都至少两个小孩，所有人都在超生。大家都有个观念就是要生儿子。”

“他们生我姐姐时，发现是女孩，就先藏一藏，因为想生第二个看看是不是儿子。”2年后，Rebecca作为第二个女儿出生，却被登记在家里的户籍，因为“他们觉得怀我那时运气比较好，而且我妈妈那个时候肚子很大、没有办法瞒。”

直到上初中，Rebecca又多了一个妹妹。“其实我妹妹照理说也应该要被打掉，因为我妈妈除了生我们这三个小孩，她还怀了非常多胎，然后打掉了非常多胎，都因为是女孩，或者误以为是女孩。”但是在打胎手术的前一晚，妹妹胎动非常明显，Rebecca的父母才决定将她留下。

一胎化与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下，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在1980-2009年间，中国人工流产数超过2.75亿。男女比也因此明显失衡，在政策结束的2015年，达到了近114:100。

“那时跟我妈妈走在街上，碰到她的朋友说生到了儿子，我妈就恭喜她、觉得非常好。对我妈来说，如果生了儿子，她会被看重，周围的人就不会觉得她是那个‘生不出儿子的’，所以即便不直说，我感觉（她）是真的很羡慕对方。”Rebecca稍作停顿再轻轻地说：“小时候会有一些争论的吧，但长大过程我开始可以理解。因为她（母亲）周围的人都这样觉得。”

Rebecca父母担心被周遭人举报超生，于是在三姐妹还小时，就将她们送到外地生活，“我们从幼儿园就去上海了，我可能两三岁、我姐姐是四岁的时候。”

“学期结束要回老家，平时都住在幼儿园里。”到后来Rebecca父母找到上海当地的老师接受给钱寄养，“从小学到高中就一直在换老师家住，大概五、六个老师吧。”

“对我来说周末回老师家，然后几个礼拜跟我爸妈打个电话，他们一个学期来接我一次回老家。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后来中学、大学看到了同学跟他们家人相处，才会感受到差异，才知道我们这样子是算奇怪的家庭。”

但Rebecca试著从不同角度回看这段过往：“我们两个在外面住老师家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需要什么都听他们（父母）要求。如果我跟他们一起长大了，我也会内化一些这样（生育）的观念，也有可能啊。”

“把握自己的身体”

“我没听过有人跟她说你不要生了，就只有我们跟我妈说‘你不要生了干嘛，为啥非得生一个男的’。”Rebecca眼中的母亲，一直为了生儿子付出非常多努力，最后仍然没能如愿。“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妈妈身体都不太好。我知道她的身体有影响比较严重的是，她有试图做过试管婴儿，需要打针排卵、取卵，这个过程很伤身体，我妈妈那个时候开始身体就很差。”

跟长期与父母分散两地的Rebecca不同，独生女儿林果和作为母亲的Y，在其成长过程有了许多对话的可能。分别受访的她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林果上大学后，母女关系的一次关键转变。

“我之前对女性包括身体健康这方面了解比较少，后来我孩子上大学以后，接触到性教育这一块，然后她愿意跟我说，我也愿意听，透过她了解了很多，对自己也了解更多，我们就沟通了起来。”Y说起女儿，露出温柔又有些骄傲的表情。

林果也分享起自己青春期的心境变化，“我觉得我跟妈妈的关系经历一些变化，我努力打开一点自己，然后达成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是，不只把她当做妈妈，也是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跟她讨论例如更年期的变化，就稍微聊两句。”

林果在当时，也跟同学们一起做了关于性教育的社团，“这个过程对我是蛮大的转变，它可以承载住青春期没有被解答的困惑，那之后才会主动去问、才会好奇，然后才发现‘ 哎，其实我和小伙伴在聊的这些事，完全可以问一下妈妈’ 。”

在这些探索与对话的过程，节育环也成为母女俩的“连结”。

“我记得是2021年，这个话题（节育环）在我和妈妈之间发生。和小伙伴们聊了后会想说，那我们都回去问一下‘妈妈的环有没有摘？什么时候摘？如果没摘，身体什么时候去做检查？有没有什么影响？’”林果在听完妈妈的故事后，受到了不小冲击：“就是皱眉，然后很纠结，觉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必须要这样？”

同一年，Y的卵巢出现了状况。

“上环上了很多年，一直在身体里面，2021年发现有卵巢囊肿，去医院检查需要做手术，顺便就把那个环取掉了。”当时疫情仍严重影响著中国，Y在手术后没有家人陪伴，一个人待在医院，“那时候住在妇科嘛，都是女性，好多女性因为各种原因住院，我就观察她们。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就感觉，以后我要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身体。”

“如果我以前可能知道的信息更多一点，会对身体有很多影响，各种各样的对吧？可能我的选择会有所不一样的，我不会透过这个方式来避孕。我绝对不会去自己装节育环在身体里。”

林果也在那时候对妈妈的身体有了不同的感受，“妈妈做完手术，身体上经历一些潮热等等症状，我会比较注意问她身体感受上的变化。那个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妈妈身为一个女性，她的身体突然浮现了出来。”

“我会在心里一直提醒自己，要更多去感受，或者说把握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应该也是我经历那个很珍贵的阶段。”林果轻柔地说道。

从“不能生”到“必须生”的新时代

“我不知道如果她生在我这个时代，会想要生小孩吗？”看著母亲为生儿子经历无数挣扎的Rebecca想像著：“如果我妈妈像我，还有周围的这种时代的话，应该就不一定要生，不需要生那么多小孩，不需要生男孩，因为我妈妈其实没有很喜欢小孩。”

她紧接著强调：“我觉得我妈那样（不喜欢小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可以不受这种限制可以想不生就不生，我妈应该也会轻松很多。”

“妳已经很了不起了，一直都是一个很有野心、想要什么都尽力去争取的人，所以在生小孩这件事上没有必要去委屈，不想生就不要生。”Rebecca的眼神穿过了视讯的镜头，对著那时的母亲说著。

2021年8月，中国人大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开始执行。面对人口持续萎缩，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新手段——2024年，社群媒体上陆陆续续有中国女性表示，接到地方官员的电话讯问其生育计画，或是手机里不时有鼓励生育的短信跳出。

林果认为开放生育限制，女性的情况也依然类似，“其实女性的子宫还是会被盯上，她在不同时期作为不同生育政策的实施对象，然后这个生育政策可能觉得人口多少、怎么影响社会发展然后它（官方）就做一个判断。”

“如果知道过去有多么严酷对待生育的家庭和女性，年轻人可能都不会再吃这套。如果一个年轻女性，家庭会给她压力的话，可能需要离开这个家庭，如果在政府治理上面真的有催生，她可能也会想离开这个国家。”林果说。

被问到对女性从“不能生到必须生”的现况，Y则说道：“当初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决定把他带到大城市生活，就是想让她跟我们小时候过不一样的生活，我希望我女儿她多一些去体验想要的生活结婚生子就是一切顺其自然。”

“不管政策上面怎么放开生几胎、怎么催生，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感受最重要”Y坚定地表示：“尊重每个人，如果人家愿意生，那要尊重别人，不愿意生也应该要尊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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