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留学生“要让美国人管中国人叫爸爸”看民族自尊

陈思毅：《中国爸爸》的逻辑是，有一天我们强大了就不怕欺负。曾作为弱国体会过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我们，如果推崇的还是强大后就能欺负人的扭曲逻辑，那和我们所反抗的又有什么不同？

2018年元宵节，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中国学联组织了一场庆祝晚会。在晚会上，一个叫王伊凡的年轻男孩表演了一段即兴饶舌，其中一句歌词触动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经：“学联的晚会如此精彩，有一天我们要叫美国人管我们叫爸爸。”

事后，王伊凡收到了两名华裔教授的邮件，谴责他言辞不当，并且要求学联采取措施，禁止此类恶意中伤别人的表演。

面对邮件，王伊凡并没有选择道歉，相反专门写了一首嘻哈歌曲《中国爸爸》来回应。歌曲形容两名华裔教授以及持有相似立场的在美华人是“狗汉奸”、“崇洋媚外”，在美国只能做“三等公民”。王伊凡也用歌词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爱国立场，他唱道，“你跑就跑了嘛，但老子肯定是要回家”。

此事经由一些留学生圈内的自媒体报道，很快在圈内圈外引起了争论。很多人在公众号或YouTube视频下留言，立场不一。有的表示，嘻哈精神的核心就是暴烈反抗，激烈的言辞本来就是嘻哈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如果美国真的尊重言论自由就应该尊重王伊凡表达意见的权利。也有人表示王表达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看完并不让人感到骄傲，相反感到羞愧。

王伊凡在接受一家自媒体的采访时说，他的动机是希望“我们中国人在外面更加有地位”，而歌词中的情绪也与自己在美国感受到的种族歧视有关。

应激反应式的爱国主义

在我看来，王伊凡的《中国爸爸》反映出一种在留学生身上常见的、应激反应式的爱国主义：在亲身体会了西方世界的阴暗和偏见之后，转身更爱国。

但这种带着“自卫”意味的爱国主义往往是浅薄而廉价的。浅薄，因为对祖国的优点与问题只有一种宏观而抽象的认知。比如，一家自媒体采访王伊凡，让他说说中国相较于美国的优势和劣势，王回答“首先政治不聊，经济我聊不懂，社会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自身对中国的感觉是更方便，生活的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这种爱国主义也廉价，因为它强化赞颂，淡化批评，没有风险也无所谓回报。面对空气污染的问题，王伊凡并没有选择正面探讨，而是通过指责”逃“到美国呼吸新鲜空气的移民，变相消解了这个问题。对此我想到了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王导演以一部温柔却犀利的《塑料王国》正面抨击进口洋垃圾带来的环境问题。片子放出后不久，中国宣布禁止24种“洋垃圾”的进口。两人同为艺术工作者，哪一个更爱国？

其实不只是留学生，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关注，很多国人在如何向世界呈现中国这个问题上，选择了一种逃避式的包容。这让笔者想起贾樟柯在《贾樟柯电影手记》里提到的一个例子。在海外放映电影《海上传奇》后，观众中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抗议，为了祖国的尊严，贾樟柯不应该表现任何中国落后的一面（比如狭小而杂乱的上海弄堂）。对此，贾樟柯认为，“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

不过，退回来说，我能理解像王伊凡这样的留学生为什么会“应激”。同为留学生，我也经常因为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而愤怒。即便在最包容的纽约，我也亲身经历过可笑又可悲的种族歧视。比如有一次，我在美国的“一元店”买廉价日用品，有一个年长的白人男子不怀好意地笑称我是“支那女”。 愤怒的同时，我也觉得很可笑。一个美国人一边享受着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一边瞧不起为他带来这些利益的国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来美国以后我也发现，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说美国的价值体系有两面性，不无道理。前几日，我和一个叙利亚留学生（难民身份）聊天，她苦笑说，美国一边轰炸着我们的国家，一边给我发奖学金让我来这里学习。她说的这种尴尬境地，我也深有体会。

不过，看到西方社会的弊端之后，留给我们的难道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不计是非地爱国吗？

如何正当地要求尊重

其实说到底，《中国爸爸》的最终诉求是希望中国人能在国际上获得尊重，能够挺直腰板。但歌曲中充满挑衅意味的言辞，不仅没法为中国人赢得尊重，反而加深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敌意。事后，我粗略地检索了关注《中国爸爸》的外媒，发现主流媒体无甚报道。但美国一家极右并且排华的媒体却详细报道了事情经过，想必他们尤其期待这种故事。

此外，在为王伊凡辩解的声音中有一个有趣的逻辑，那就是用美国言论自由和嘻哈文化来论证《中国爸爸》的合理性。这种逻辑的想法是好的，可见留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可以引用美国的文化和理论来向美国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可惜的是，这些观点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辩解也是很无力的。

首先，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绝对的权利。在现实世界里，你的言论自由权经常会跟别人的权力产生冲突。比如你仗着言论自由权，嘲笑别人的宗教信仰，那么你就侵犯了别人的宗教信仰权利。王伊凡想让美国人叫中国人爸爸，就侵犯了美国人享有自主性的权利，和人之为人之的尊严。那些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认为王应该免于谴责的观点是幼稚的。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有一个绝对自由的言论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发表各种侮辱人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为你的言论付出代价。比如今年2月，美国一个名叫迈克尔史密斯的反恐专家发表了一条嘲笑中国人口音的推特。仅仅在三个小时之后，和他有工作关系的一家非营利机构就取消了和他的合同，以惩罚他的不当言论。这就是代价。

再说嘻哈文化，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嘻哈文化天然就带有侮辱性的词汇，这其实是对嘻哈文化的误读。嘻哈的确是弱者反抗社会秩序的一种武器。但想到嘻哈就想到侮辱人的语言，其实是对嘻哈文化的一种陈见，对此，美国黑人群体已经表达了诸多不满。即便一小部分嘻哈作品的确有暴力、毒品等内容，这是嘻哈文化极具争议的一部分，它来源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种族秩序，背后有很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所以，如果用”嘻哈本来就是侮辱人的”来为《中国爸爸》正名，这个论点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当地要求世界尊重中国呢？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是靠中国自身的发展。说到底，现实的政治世界，不会因为抗议和沟通而改变其根本秩序。中国如果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完全不可能被更强的国家正视。

但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强大了，就一定值得尊重吗？我觉得并不一定。《中国爸爸》的逻辑是，有一天我们强大了，就不怕你们欺负我，瞧不起我。但我想问作者，我们曾作为弱国，体会过殖民社会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也看到21世纪，强国依旧欺凌弱国，但我们推崇的怎么还是同样那些人强以后就能欺负人，就能让别人叫爸爸的扭曲逻辑？那我们和我们反抗的又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