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澳门国家认同好于香港（图）

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近年来香港和内地关系的激荡变化让人困扰，这追根究底是认同方面的危机，层出不穷的以内地为攻击目标的运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有趣的是，无论是依据直观感受还是调查数据，比邻香港的澳门却在认同方面表现了不俗的成绩，对中国公民、一国两制的认可，以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澳门都比香港表现抢眼，更有意思的是，澳门在回归之前就对北京保有高度的认同，回归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这种认同。

对于这种差异，我们很容易用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比如澳门的社会福利比香港好很多，人均GDP稳居高位云云。但诚如赵鼎新所言，现代政治实际上是一种认同政治。俗话讲，有钱不一定会快乐，因为你深信钱不能给你带来快乐。社会当中有诸多的阶层，而在哪一个位阶，除了由占有资源的多寡决定，也受认同的制约。

认同是可以被塑造和建构的，在一定时空内，统治阶级会打造文化霸权，将自身的意志作为社会意志贯彻给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注重宣传的作用，因为宣传是认同塑造的途径。当然，文化霸权论属于左翼的一套，词汇上带有一定的价值色彩。如果中性一点，其中统治阶级可以泛化官僚体系，或者进一步上升为国家（state），因为对社会的统御和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来完成。而文化霸权，不过是国家在全社会上构建的一套政治文化，来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中性理解文化霸权，应该是国家在全社会推广自身意志的过程。

这看上去像是政治社会化，而且是从国家的维度来讨论一种主动的政治社会化行为。对国家的认同，无可厚非属于国家要去进行推广的一种价值，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在动力。民族国家（nation）是现代政治的主流国家形态，其内部凝聚力对国家认同有更多的要求，早期的认同体现着血缘和文化，但因为民族这个事物的可构建性，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更多体现在政治认同。国家有在疆域内渗透国家能力的内在要求，而政治认同是国家能力的一部分，反映国家能力的强弱。

所以说，港澳呈现认同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中央政府在两地权威性的不同，这有其历史的根源。民族国家是西方的舶来品，传统中国并不是民族国家，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国力衰弱，在主客观条件下，中国接受了以民族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国家体系，并最迟在1949年完成了现代国家的构建，而香港和澳门都不同程度脱离了这个过程，多少影响了港澳的国家认同。

其实在1949年之前，香港和澳门虽然已经沦为他者之地，但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内地民众可以在港澳自由往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也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港澳社会，省港大罢工期间，从香港民众对内地的热情声援中可以窥见这种影响力，也可以看出一种朴素的国家认同已经出现在香港。但是在1949年之后，随着冷战开始，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减弱，人员往来受到限制。特别是60年代的左翼运动失败后，中共在香港的体制遭到冲击，港英政府不失时机地加强了在地统治，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下降。而重新确立某种政治存在，已经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政府对澳门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性。从葡萄牙出现在澳门时候起，其至始至终未成功在澳门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虽然在帝国主义时代，葡萄牙人赶潮取得了澳门，但关于归还澳门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如果细究将澳门变成殖民地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你会发现中葡其实分享了对澳门的治理权，澳门殖民地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存疑。葡萄时期，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治理范围一如既往仅局限在葡萄牙族群，对于社会大多数的华人族群无力关照，也相应形成了澳门特殊社团政治现象，即葡人依靠华人社会团进行社会治理的委托代理模式，而华人社团始终和中国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何厚铧和崔世安身后的家族，都曾在葡澳时期，扮演中共的代理人角色。

历史渊源给中国国家力量重新进入港澳提供了不一样的基础。港澳回归，北京有在港澳树立权威性的内在必要性，反过来，也可以说港澳势必要与国家单位进行必要的融合，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则是重要的方面。出于维护香港稳定，以及对血缘、文化等传统族群纽带的自信，北京在一段时间内对香港采取“急冻式”的政策，即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保持香港原有的政治生态。但作为中央政府授权下的地方自治政府，香港不可能永远区隔在中国治理体系之外，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交往的深入，北京的国家力量不可避免会进入香港，也势必会与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体系之间发生张力。特别是，相较澳门，回归前中国在香港的国家力量基础比较薄弱，回归后又面临着港英政府遗留下的制度性阻碍，比如其在60年代后培植及扩大的香港官僚体系。反二十三条，反国教等涉关认同的政策被抵制，追根究底是这种张力的反映。而澳门在回归之时，其社会治理主体的华人社团，已经是国家治理机制的一部分，能够有效贯彻国家意志。

言而总之，港澳国家及政治认同的差异，本质是国家能力在两地的差异。国家有在疆域内辐射社渗透国家能力的内在要求，港澳在回归后不可避免要作为地方政府经历和国家融合的过程。由于中国国家能力在两地不同的历史基础，在国家认同重新确立的过程中，也相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度性阻碍。但仍然要认识到，在后民族国家时代，政治认同已经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面向，传统血缘、文化等话语在凝聚力方面存在局限性，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话语要素已不重要，而是要本着继往开来的精神，应对新形势，为国家认同赋予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