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为透视中国：北京对美缘何能立于不败（组图）

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7月30日公布的上半年营收数据显示，半年营收升至4,013亿元人民币(约合582.8亿美元)，同比成长23.2%，增幅高于一年前；智能手机出货量增加24%，至1.18亿部。尽管遭美国极力打压，但华为依然实现了营收增长，展现出强大的抗压能力和企业实力。

今天来看，如果说非要找一个能够代表今天中国的企业，华为无疑将毫无悬念的胜出。在三十年多前，中国的领导人可能想不到今天正在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可能想不到，美国会以国家行为将矛头对准华为。1987年9月15日，任正非在深圳两间破旧的民房里创立华为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摸着石头”走过不到10年。当年，中共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92年，亲历了西方对中国高科技封锁的华为，以及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任正非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做产品。任正非搏命式的选择——在内部召开动员大会时，任正非站在5楼会议室的窗边对全体高层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让华为开始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彼时，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路线之争，当年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南巡”并发表重要的“南巡讲话”，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

2018年12月初，华为副董事长、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拘捕以此为节点美国开始对华为进行全面封杀。此时，华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产品和服务，服务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而今天的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也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经济总量超过1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20万亿美元，成为威胁美国地位的“头号敌人”，遏制中国的崛起中美贸易战正在进行。

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伴生的华为，在世界霸主美国的竭力遏制下，依然有实力和能力保持足够淡定和强劲的韧性，犹如中美贸易战硝烟洗礼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缩影。

一

从结果来看，华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源于任正非27年前的战略选择。1992年，任正非所作的决定：自己做产品。确定了华为自主研发战略，让华为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任正非的战略选择贯穿华为整个的发展，华为通过每年高达100亿美元以上的研发费用，成为5G标准必要专利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让华为的5G技术领先整个行业2至3年。

在5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任正非说：“核心部分我们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且是真领先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下令全面封杀华为5G，而美国的盟友并不买账的原因。华为高级副总裁陈黎芳7月18日透露，华为已经在全球签署了50多份5G商业合同，其中28份来自欧洲。所以在面对美国的围攻堵截时，华为才能最终立得住，而不是像中兴那样一击击倒。

任正非的战略选择，源于流淌于中国人血液的自力更生的文化基因。过去一百多年，“自力更生”一直贯穿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已经深织于中国人的思维，成为中国人的自然心态。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在不同时期倡导自力更生。毛泽东时代，在美苏的接连封锁下，尤其是1960 年中苏交恶之后，中国不但没有被压垮，还建立了自己的国防和工业体系。邓小平时代，六四之后美国的制裁，也并未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轨迹。这也是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依然不会动摇中国国本的原因所在。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为华为注入了自力更生的文化基因。（Reuters）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共高层早已重新强调“自力更生”。2018年9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国东北地区，他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迫使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他还指出，“要继续练好‘内功’，继续改革创新，确保永立不败之地、永远掌握主动权。”这是他首次就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战作出公开表态，彰显北京在必要情况下与美国打一场持久战的决心。他说：“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长远来看，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迫使华为走向更独立的道路，之于中国亦然。任正非说，华为向前的脚步，不会因为美国而停止。其实，中国的进步更不会因为贸易战而停止。华为的未来规划不是如何应对美国，而是如何更好的研发产品、服务客户，中国的战略定力，则是“办好自己的事”，继续改革开放，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二

回到华为，19年前的2000年，任正非对员工发表了题为《华为的冬天》的讲话，其中所透露出来的危机意识，被认为是华为成功的深层动力。在讲话中，任正非说，“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这也是今天华为在遭遇美国围堵时，能够从容激活B计划的源头。在15年前华为就已启动“极限生存”计划，即面对极端情况，全球对华为进行产品断供和技术封锁时，华为如何确保生存、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的计划。为此，华为花费巨资组建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海思）。“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2万人的技术团队，一定要让华为站起来。”这是任正非对于海思的要求。在美国政府宣布华为禁止从本国企业那里购买技术或配件时，海思这个为华为的生存打造的“备胎”，在“一夜之间”转“正”。华为规划7年之久的“鸿蒙”计划也浮出水面，这一计划让华为在近期推出自有操作系统成为可能。

华为之所以能够见招拆招的原因，并非精准预判到今日美国的动作，而是居安思危对公司的生存发展做出了前瞻行的思考与规划。任正非说，多年前他就告诉华为同僚“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山顶’相遇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相较于去年另一家中国高科技公司中兴由于美国一度实行的出口禁令，立刻陷入休克困境，差一点破产，华为的未雨绸缪确实有先见之明和忧患意识。

今日中国，同样如此。与自力更生一样，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进程，也一直是中共政治话语体系的“优良传统”，频繁地出现在政治文件中。在中共历次换届大会的报告中，都有提及。2018年1月，习近平对新晋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高官第一次培训主题就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于安思危，于治忧乱”，近平在内部讲话中说“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提醒中共要员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2019年1月，中南海又开了一个高级别的官员研讨班——（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主题与上一年的会议一脉相承——“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对“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七大领域风险作出分析并提出要求。习近平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黑天鹅”事件是指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的事件；“灰犀牛”事件是指既是概率高的事件，又是影响大的事件。

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任正非的陪同下参观了华为的英国总部。（Reuters）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如果说2019年的讲话，是中美贸易战下因应之举。那么，2018年的讲话，就是中共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下的未雨绸缪。因为当时中美贸易战还未发生。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国内的改革，还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定从来不是“只谋眼前事”的思路，而是基于中国内部发展的阶段性和对世界形势总体研判下的决断。放在当下，这一研判就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共十八大后，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中共十九大后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无疑都是筹谋于未雨之时。这也是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中国能够以静制动，甚至逐渐化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原因。“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三

“感谢美国企业这些年与华为的合作。”在5月2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任正非表达了对美国企业的感谢。即便已经启动了备胎，在5G领域领先于世界，但任正非还是表示，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我们将来还是要大规模买美国器件的，只要它能争取到华盛顿的批准”，“他们能获得批准的话，我们还是会保持跟美国公司的正常贸易，要共同建设人类信息社会，而不是孤家寡人来建设信息社会”。这是75岁的任正非，亮出的中国卓越企业家的胸怀和态度。

他特别强调“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只是以防万一，“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凡此种种，说明他清醒认识到纵使孤立主义眼下来势汹汹，但终究只是历史长河里面的支流，合作共赢、命运与共才是人类社会的持久之道。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合”文化和今天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共同追求的境界。

中国人历来讲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的天下观，以及“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合作共治、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基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2017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全面阐释中国方案——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不同于西方排他性国际政治文化，旨在实现各国之间和睦相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理念。这一主张或许是中国给世界各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出的药方。

这一理念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发展，也是根据中国自身变化把握和世界局势演变走势研判下的战略选择。中共建政初期，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美苏争霸的国际局势，中国外交战略确立并倡导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等核心理念。改革开放后，特别冷战结束后，中国把自身定位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江泽民时代提出和平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理念。胡锦涛时代，中国提出 “和谐世界”理念，这是中国首次提出比较系统和具体的世界治理主张。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世界治理主张突破性延续和清晰表达。

面对美国对华为的重重围堵，任正非说，“国家一定要更开放，开放才有未来”，“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中国领导人则在不同场合对外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面对中美贸易战，面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同样也给出了答案。

四

作为中国最顶尖科技公司，华为最具神秘感和被人津津乐道的，是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框架，这被认为是华为成功的秘密之一。华为强调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股权结构——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没有任何第三方股权。华为员工拥有的股份，不能进行买卖，可以获得分红，一旦离职则自动丧失相关权益。任正非手握不到1%的左右的股权，其余股权则分散到员工手里。

在这样的股权结构延伸之下，形成了华为内部独特的治理架构和权力结构，以及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董事会作为华为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股东会选举——持股员工选举产生115名持股员工代表，持股员工代表会选举产生17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行使公司战略与经营管理决策权。在董事会之内，再设董事常务委员会，4名副董事长和3名常务董事组成（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负责公司重大战略决策与审批事项。常务委员会之上，副董事长轮流担任轮值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会和常务董事会，统御公司。

华为公司的权力结构设计，与执政中国的中共施行的“集体领导”体制有诸多相通之处。中共施行“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理论上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党代会闭会后，由中共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中央委员行使权力。中共中央委员会每届举行7次全体会议（特殊情况除外），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借此制度安排，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实际成为最高决策机构，而排名首位的常委，也就是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共全党和中国（通过人大类似的制度设计选举成为国家主席）的最高负责人。

中共的组织设计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建立，乃至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注入了强劲的制度优势和内生韧性。作为中共权力结构和集体领导机制“微缩版”，华为的权力结构和集体决策机制，既能保持大范围的民主——持股的华为员工处理拥有分红的权力外，还有给予员工“当家作主”的权力；又能保证小范围的集中，产生极强的执行力。而且这样的组织模式，还能确保公司规划的可持续性。这让华为在过去30年成为通讯领域的翘楚，并在遭到美国国家机器倾轧的时候有招架能力，甚至拥有能够确保自己立于不败的实力。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主导设计了华为的治理体系。这在全世界的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治理国家和治理公司不同，国家有更复杂的状况，面对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尖锐和难解，但依然有着相通的一面。一个企业的命运中，有时能够透视一个国家的成长。华为之于中国，似乎就是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存在。从这个视角来看，或许能理解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