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危机并存 北京“介入”香港风波的可能性（组图）

虽然林政月娥通过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表达了充足的直面香港深层次问题与矛盾的诚意，但鉴于香港因反修例运动而造成的巨大撕裂，外界普遍认为今次这份多达220项措施的报告，作用力和效果非常有限。香港能否尽快止暴制乱？深陷管治权威危机的特区政府又该如何带领香港再出发？多维新闻就此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林郑虽然意识到政府决策要转变，但仍然紧守着资本主义下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分界线。

记者：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前，你接受媒体访问曾言，这份报告最关键的是要给现在的香港带来希望。看过报告之后，你觉得这份长达一万两千余字的惠民报告，能让港人看到希望吗？

田飞龙：从施政报告的设计来看，还是延续了林郑月娥既往的施政路线。不过是因为修例事件，使得关于民生的焦点被凸显放大。对于施政报告中的每一项是否真的能落到实处，政策动力和精准性、实效性到底如何，还需要以观后效。

记者：所以主观愿望和实际情况是存在脱节和落差的。

田飞龙：的确。施政报告提出了很好的愿景，包括其施政团队也可能有很好的项目设计。但就林郑目前的威信而言，以及香港目前仍处于反修例后期极端暴力化的漩涡中，在对抗和博弈的周期内，并不是一个主观愿望很好的施政报告就能够将香港带出困境的。

记者：从《禁蒙面法》到今次的惠民政策，为了止暴制乱以及接下来香港更好的再出发，特区政府的“工具箱”里还有多少可用的“工具”？

田飞龙：在未来，特区政府的执政仍要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在止暴制乱的过程中进一步升级法律武器。就目前来看，《禁蒙面法》还未必能消除掉这周而复始的运动暴力。所以，在香港紧急法之下，香港政府还需订立新的规例，更为精准地打击黑衣暴徒滋生犯罪的联系网络。

另外一条就是在对话与民生方面，这也需要继续执行下去。所以不在于林郑提出完整的愿景，而在于每一个项目都能够落地、执行以及及时收效，不是远期的或者花瓶项目。这样才能让市民重新理解林郑，林郑也能重新获得市民信任，从而让政府与市民的对话回到良性的轨道之中。

记者：从今次的施政报告也不难看出，特区政府不断在“出血”。我们知道，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是很充足的，可谓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之一，但如果一直“出血”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特区政府过往也常常被诟病“不会花钱”，缺乏一定的理财哲学。

田飞龙：既往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高，但不会使用，是受到其消极放任的自由主义管治哲学影响。随着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问题的累积，积极不干预的管治哲学在发生变化。事实上从梁振英时期就开始在发生变化，而林郑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的紧迫性和意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会立刻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能够做好。香港政府还要同时挖掘香港输血和造血功能。输血即帮扶弱势群体，包括公屋计划。造血即对香港产业进行整顿，对香港与大湾区合作进行充分挖掘。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简单意味着港府变为保姆福利式政府，而是发展出有意义的产业政策及产业孵化体系。

记者：在产业方面，报告中写道，“除了继续支持香港传统四大支柱行业，即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我们亦致力于推动创新及科技、文化及创意和环保产业。在维持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前提下，政府积极发挥‘促成者’和‘推广者’角色，增加土地供应、投资人才培训、推动对外事务、优化营商环境和落实税务宽减措施，籍此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您怎么理解林郑所说的“促成者”和“推广者”角色？这样的定位，政府那只手是否还是过于“弱”？

在房屋的部分，施政报告写道，“房屋除了是供求问题，往往亦被视为一个公义和分配的问题。”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也一直在呼吁，港府过于强调自由市场从而弱化了政府那只手，导致在面对公平正义和分配的问题越来越乏力。而要想在一定程度解决这一问题，必然需要政府“强”起来。

田飞龙：这是受到林郑月娥所受的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履历的影响。所以林郑虽然意识到政府决策要转变，但仍然紧守着资本主义下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分界线，不愿意承担政府主动塑造产业的功能。这其实是林郑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比较片面和偏颇的理解。

从这方面来说，港府应该多向内地的政府学习，发展出一种与香港实际情况相符合的产业政策。而不能仅仅将政府看作是产业的促成者和推动者，在培育产业时还要塑造市场，甚至去投资和创立企业，最终实现官办企业和民办企业在同样的法治轨道中发展。否则，香港的产业转型将非常困难，而香港产业也会始终在四大产业中徘徊，最终边缘化。

记者：鉴于香港当前的乱局与困局，中央层面还能做什么？因为反修例四个多月以来，北京一直是很有定力，没有介入到香港事务中去，而是放手让特区政府去解决。但如果局势继续这样“乱”下去，北京还能坐视不管吗？

田飞龙：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角度来看，中央对于维护香港秩序能起到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特区政府是高度自治的，对于香港的兴衰祸福承担主要责任。这次中央政府表现出来的定力，显示出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斗争经验日益成熟。

另外，中央本次在有意考验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是否有能力在基本法所授权的高度自治权范围内解决香港本地问题。这也是未来香港基本法如果涉及到结构性调整和修改时，中央可以在这次事件中获取根据和经验。

在未来，特区政府的产业再造和转型的过程之中，中央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在大湾区的框架之下，根据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的角色分配，给香港外向型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优先安排，激励香港的产业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进入大湾区来创业、发展。而在香港本地的产业发展当中，中央政府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实际的产业结构上都很难介入太深。

记者：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促使北京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到香港事务中去？十一月份的区议会选举，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转折点？

田飞龙：这就需要具体看香港的发展态势。在这一个月当中仍然会有变化。而目前来说，此次运动对香港政府威信及建制派政治基本盘有重要打击，但香港反对派可能是过于乐观了，以为一定是自己一方增加选票，以为可以躺着“选举夺权”。他们没有看到，运动已逐渐在变质和异化，暴力在制造选民的反感，在流失部分选票，民意是存在变化的。所以掌握投票影响力和控制权的“沉默的大多数”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认为双方都不应该过于乐观。鹿死谁手，尚属未定。特区政府与建制派亦可以有一定的回旋反转空间，毕竟香港多数人并不傻，投票给对抗中央的勇武本土派不能给自己的实际福利与利益带来任何好处。沉默的人群或许会对暴力有所容忍，但不代表对自己及下一代的生死祸福无动于衷。这些饱受黑衣暴徒之暴力侵害甚至由此失业及自由意志受到霸凌的沉默人群，其选票很可能是惩罚反对派的有力政治武器。

即便区议会选举对建制派有所不利，中央也很难决定性地去直接干预。除非香港出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如暴力和恐怖化，或者香港政府失势，在区议会选举中出现了胁迫式的选举，如黑衣人围攻投票站，威胁投票者，对建制派的候选人进行持续骚扰，导致香港选举无法正常运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可能会考虑通过适当的方式去介入。当然这种介入不是中央直接介入，而是通过对特区政府的督促，依据基本法第48条第8项规定，可以向特区政府发出指令予以处理，而香港特首亦可以依据紧急法，以选举受到暴力胁迫及不能确保选民安全有序投票为由来暂停选举，直到止暴制乱，香港恢复秩序后再启动选举。

民主选举必须是在法治保障下有序进行，法治受到冲击时民主秩序亦难以真实完整传递选民意志，反而可能成为少数“纳粹式暴徒”公然夺权的借口和阶梯，历史殷鉴并不遥远。中央和特区政府应当从共同维护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宪制高度研判及应对未来的选举压力乃至极端情势，确保香港的民主秩序不受威胁地运行，保障香港多数居民的合法政治权利得到安全、真实、有效的行使。因此，香港社会与特区政府协力完成止暴制乱，也是保障香港民主秩序的前提与基础。在此意义上，维护法治，拒斥暴力，就是在维护民主，维护香港人的自由选票和政治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