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互信螺旋式下降 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各自危机（组图）

针对世界银行向中国贷款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均发出反对意见。 图为2019年5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图右）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言。（AP）

日前，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式对世界银行继续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计划提出反对，《纽约时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长期争斗的最新爆发点。美国表达反对的时机很微妙，华盛顿和北京正试图近期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则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上对议员们说，美国已反对世界银行的新五年框架，即向中国提供贷款并在中国开展项目。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已从2017年的约24亿美元将至今年的约13亿美元。但姆努钦表示，他希望看到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我们协商大幅减少对中国的贷款——将贷款额降至10亿美元以下”。

这种对抗性的策略引起了人们对贸易谈判可能再次脱轨的担忧。尽管外界认为中美“完全脱钩论”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中美两国的对抗正在日趋激烈并且复杂。为了应对、化解这种对抗的现实，中美两国需要有效地管控内部风险与彼此信任危机，避免彼此互信螺旋式下降。

纵观历史，任何一场战争的开始，其实都是当事国家对于自身所面临风险与挑战的不自知，或者有所知晓但无法进行有效管控。用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葛维宝（Paul D. Gewirtz）的话所说，中美两国所面临的更深层的问题是中美政府对对方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美国政府官员现已公开称中国为竞争对手，一个企图削弱美国力量、替代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竞争对手。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用词比较缓和，但他们也认为，美国（至少在特朗普任内）是中国的敌人，企图削弱中国的力量、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认知已经变成了“自证预言”——两国的行为都反映了他们对对方的认知（即“对方是有敌意的”），而这样的行为又强化了另一国的敌意。如果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再不缓和，中美双方的基本态度还将变得更糟，世界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中国会更靠近俄罗斯，而中俄结盟本身就是不稳定且危险的，尤其是当美国和它盟友的联系在减弱时。其他被牵扯进中美竞争但又不想选边站的国家很可能会面临困境。中美关系不能再螺旋式下降、越变越糟了。

葛维宝在自己发表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文章中表示，现在正不断加重的敌意只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两国社会各界人士其实对中美关系有更多更复杂、甚至是有建设性的思考。不过这类有建设性的观点虽然在美国有很多且受到社会尊重，但通常都被边缘化了。很遗憾的是，美国媒体也多半只关注最强硬、最高调的声音，常常错误地把它们当作美国社会对中美关系新的共识。

用更简单的话进行表述，中美今天分别面临各自不同的挑战，中国的挑战是如何让世界接受中国不一样的崛起以及如何在扩张过程中有效管理边界；美国的挑战是能不能和一个强大中国和平共处，能否有效管理中美竞争。

这些挑战要解决的关键方案就是“有效管理”，或者说“有效管控”。有效的意思很直接，就是能否“有效果”，“有作用”，“有作为”。

这一项对于带有威权政府属性的中国而言，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就十分棘手。尽管“反华”正在成为华盛顿一些人的共识，但是“为什么反华”以及“怎么反华”，在美国政治各个党派、势力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尽管他是中美贸易战的始作俑者，但对于特朗普而言，他就是一个生意人，无论是在对于与中国的关系上，还是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都很少将其置于意识形态和主义的背景之下，很少使用意识形态语言，很少使用诸如主义这样的词汇，而是就事论事，讨价还价，而且讨价还价的时候，像商人一样的认真，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特朗普只是美国政治框架的构成者，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中还有同样具有话语权的两院议员、以及同样可以视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阶层。他们的思维不像特朗普那样相对“简单”的商业思维，而是更有意识地从意识形态或“国运战略”一类的视角去看待中美关系。

这些政治势力在面临中美关系时，彼此之间的合纵连横、利益纠葛极为复杂，并因为其内部政治风向而不断发生调整，这就导致美国国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完全“有效管控”中美危机。

中美南海危机是为近年来两国关系的“预演”，这种管控危机的做法值得两国在处理政经问题上学习。（Getty）

在今年夏天以来，中国国防部就开始公开表示“努力把军事关系打造成中美关系稳定器”，这打破了过去四十年普遍认为中美商业关系是中美关系稳定器的传统认知，显然也是中美军方在应对今天两国政治、商业局面动荡的“新共识”。其实，南海危机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中美有效管理风险的案例，为其他领域的风险管控提供参考。2019年5月中国南海研究院曾刊登出文章，对中美如何有效管控南海危机进行剖析。

文章认为，从近几年双方在南海的行为方式可以看出，两国在南海的利益摩擦本质上讲是力量相对优势和秩序主导权之争，恐怕难以调和。自1995年首次表明在南海“存有利益”，历经奥巴马（Barack Obama）、特朗普两届政府，美国在南海的利益逐步明晰化：一是“航行自由”的根本利益，包括军事舰机在南海海空任意穿行、“全域介入”的自由；二是保持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和对对手进行战略威慑的能力，通过海域控制和力量投射制止南海发生美国不能接受的军事冲突和政治胁迫；三是构建由其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白宫官员曾在公开场合将南海“航行自由”界定为“不可或缺的利益”（Vital Interests）和“最高国家利益”（Top National Interests）。中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大体可概括为四个层面：第一，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及衍生出来的领海、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以及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它权利，这是中国在南海的根本利益所在；第二，南海作为天然屏障和战略支点，是中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空间拓展的重要环节；第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国，因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还攸关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第四，制定规则、建立机制以约束各方行为，塑造可持续、稳定的海上和周边发展环境稳定，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可以看出，中美在南海的根本冲突在于：美国试图继续主导南海地区秩序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不相协调。

具体看，在力量对比方面，美国有意保持在南海地区前沿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以继续扮演“秩序维护者”角色，但在中国看来，其背后的深层考量是“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拓展；中国通过岛礁建设和相关设施部署，巩固自身在南海的战略空间、构建主动战略态势，很大程度上意在威慑任何新的非法侵占中国岛礁及相关海洋权益的可能，美方却认为中国在搞南海“军事化”，意在划定势力范围并最终控制南海。在规则层面，美国把中国寻求通过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管控海上形势看成是“另立规则”，“将美国排除在外”，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对游戏规则的认识和实践也与中国大相径庭。

在2019年的今天我们回头去看，中美南海危机作为近年来两国关系的“预演”，在经历了大量的博弈、对抗之后，今天已经正在走向一种“冷处理”的阶段。其中当然有赖于东盟的积极作为，但是中美两国军方保持有效沟通，把控风险的做法，值得两国政治、经济部门去进一步学习。作为中美两国政府的领导人，或许有必要将南海作为案例进行复盘，找到在当下局势中两国关系从全方位对抗回到有效管控风险的路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