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还是偏见？警惕中国科技的政治异化

硅谷稍显迟钝地意识到，中国在最先进的技术领域已有赶超美国之势。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区块链发展的言论引发全球舆论关注时，脸书（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警告美国国会称，中国的数字化努力可能令美国金融业望尘莫及。但这一言论随即被反驳，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着名华裔教授吴修铭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保护脸书，就是保护未来不属於中国吗？别忘了，脸书是一个垄断企业，历史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表明，我们要保护的，应该是整个科技产业的多元化。”

吴修铭的建议不无道理。尽管遭遇一系列尴尬的丑闻以及用户倒戈的运动，但脸书目前在全球的人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巨头。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也只有中国的微信。不过，微信并没有遭到抵制，相反，它在中国应用市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微信既是一款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工作电邮的社交即时通讯应用，也是一个移动支付和自媒体平台，同时还搭载了众多其他应用程序。在中国人眼里，微信不是威胁，而是一项“公用事业”。

中国人普遍对新技术抱有好奇心，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在历史上亦不罕见。

一台电脑即可改变世界

从工业革命开始，新技术一直极大地影响着人类世界。1886年，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利用变压器进行交流供电试验获得成功；1903年，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试飞第一架飞机；1906年，荷兰生理学家艾因特霍芬（Willem Einthoven）制造出心电图仪；1908年，福特（Henry Ford）开始用流水线生产汽车；同一年，美国通用电气用钨丝取代了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碳化竹丝，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的白炽灯。随着技术发展，最初技术工人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一路攀升，渐渐地从技术骨干成为地区代表、企业主，甚至政客……他们的世界观也在影响着自启蒙运动以来以文科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世界。科学家们相信，凭藉理性钥匙，总可以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但批评的声音从来不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就表达了对技术的怀疑。作者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认为，技术的盲目应用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并且技术永远无法解决它带来的伦理和情感困境。而在技术问题上，文学曾经是最大的怀疑者。

到了十九世纪，像《海底两万里》这样对技术乐观的文学作品开始流行。作家们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工程师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几乎等同於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盗火。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火的危险象徵技术的阴暗面，然而谁能否认火带给人类历史的巨大变化？

1984年，苹果（Apple）计算机播出一则着名广告，传递出一个讯息：有了Macintosh计算机（Mac），1984不会再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在新的数字时代，旧时代的集中化权威和官僚体制将会瓦解，企业、产业和国家体制都会被彻底改变，科技成为人类解放和追求自由的工具。这无疑是技术乐观主义的高光时刻：科技看上去无所不能，带给我们无限遐想与期望。

“一台电脑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的经典台词，也是扎克伯格前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互联网催生了社交网络，也给人们的生活投下了一些阴影。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剑桥分析公司（CA）与特朗普（Donald Trump）团队合作，疑似盗用超过5,000万名脸书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结果基础上为其定制包括政治立场、竞选口号等各种竞选策略，精准投放相关数字广告，一定程度上帮助特朗普转变原本糟糕的形象，从而赢得大选胜利。

这时人们才意识到，科技被政治异化後竟能产生如此大的能量。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确创造了更多可能，但挑战也随之而来。许多算法模型把人类的偏见、误解和偏爱编入系统，悄无声息地接管了人类的理性判断；高科技算法也有可能在没有得到允许、甚至没有被意识到的情况下被用於扫描人群性状；基因编辑技术时常在打破伦理道德的边缘游走……在学者的论文里，这被形容为一个“数据失控”的时代，没有人能控制自己的数据，而且有可能被时刻监控着。

无处不在的“楚门”

在技术的世界里，“边界”是最难讨论清楚的话题。早前，杭州一所小学给学生戴上“紧箍咒”，意图用数据监测来调整学生专注力。事件被曝光後，人民日报微博对此表示质疑：当一个生动活泼的孩子，被“黑科技”定性为不够专注，他有权辩驳吗？与其用科技“紧箍”监测专注力，不如用更好的课堂提升吸引力。

其实，在“紧箍咒”之前，广州一所中学也试图用“电子手环”追踪学生的体质健康，最後因媒体质疑侵犯未成年人隐私而被叫停。中国教育部旗下刊物《中国教育报》指责该类事件突破了教育伦理底线，理应追责。

“监控”时常出现在教育领域，是因为年轻人还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需要成年人监督。但延伸到社会其他领域，监控有时候会被看作“维稳”的必要手段。这并不是中国首创的系统，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震惊世界的美国棱镜计划（PRISM）。

通过那些掌握互联网与通讯技术终端的跨国公司巨头，美国获取情报和采取行动的触角，可以延伸到欧盟（EU）办公室的电脑，他国中央和地方金融体系，各国的交通、通讯、制造业和能源行业，甚至可以远程破坏伊朗核设施。棱镜计划的细节表明，美国情报机构能够获取海外通讯传输路径中的服务器数据。这意味着，只要美国想，任何一个信息通路向美国开放的国家，都将赤身裸体站在美国面前。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AZ）主编弗兰克·施尔玛赫（Frank Schirrmacher）在《网络至死》（Payback）一书中提道：“国家层面的监控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更可怕的是那些科技巨头对匿名数据进行分析，以此预估人们的行为。这可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资源。我们的信息行为被解码得越彻底，我们就越危险。”

技术的“敌人”到底是谁？

美国中情局（CIA）前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子，揭开了大数据背後的秘密。美国是最早意识到信息管理与网络安全的国家。按照美国国会1994年通过的《执法通信辅助法》（CALEA）规定，执法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监听令直接接入电信网络启动电信运营商交换机中的监听功能。

事实上，在政府管理方面，大数据有天然的优势。交通管理者可以利用移动通信等大数据监控公共场所的人流量，以避免踩踏事件、调配公共交通；依据卫生部门的新生儿数据，教育部可规划应相应建设多少小学、培养多少教师；通过过滤社交媒体的虚假消息，实现舆论维稳……当把不同来源、不同维度的数据关联在一起，交叉挖掘分析，就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国《财经》杂志就曾披露，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公共管理过程，依法获取海量数据。绝大多数中央部委、省级政府部门的核心业务都有数据库支撑。如公安部有一个覆盖13亿人口的人口数据库，国家工商总局有企业法人数据库，金融、医疗、税务、质检、社保、教育等都有各自的信息库。

不过，该杂志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愿意公开这些数据，“出於利益考量，一些政府部门担心，随着数据的开放，本部门履职的行动自由会受到束缚，原来不透明的部门行为被公开後，可能招致舆论批评甚至诉讼，因而没有意愿主动开放数据”。另外，官方机构能否拿出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也是一个问题。

最值得担心的是，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十年前就已呈交国务院审议，至今仍未被提上立法日程。在立法缺位，政府和互联网巨头在数据领域大肆“圈地”之时，中国人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数据”不受侵犯，仍值得追问。

在人类历史上，法律的制定往往具有滞後性，它必须要等到社会问题和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规则，而互联网的技术规则就是通过随时收集使用者的信息，通过计算实时为使用者提供需求，随时改变规则。两者在时效上的差异，注定会让所有人陷入暂时的乱局中。

技术往往是“中性”的，虽然有人提出“科技向善”的伟大愿景，但谁又能保证做一辈子好人。监管不可避免，而监管力度有待商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谈到金融市场时，确实有过这样的辩论。是应该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还是应该由国家控制？经济大萧条前的论点是，不要搅乱市场，干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崩溃，加剧经济危机。而相对中间的立场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市场确实在发挥作用，但有时它会陷入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因此也需要政府的干预。

这也许是一种思考技术领域监管的方式。首先，需要定义怎样才算进入了危机？接着，在什麽情况下希望政府干预？这表明干预是为了应对危机，即“在什麽情况下希望干预发生”，而不是说“平台做得不好，所以需要政府来决定”。为了避免技术被政治裹挟和异化，更多的讨论仍在进行中。

技术最美妙之处，就在於它能够提供无数的可能性。技术挖掘用户数据，让人感受到越界，同时技术也能曝光那些封闭信息的官僚机构和组织，打破掩饰，让数据完全透明，为公众所用。现在的关键，是展开公开的讨论，找到这条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