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企业真的要撤出中国吗？政治口号VS商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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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两条消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一条是日本政府将专门拿出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资金，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在2435亿日元当中，有2200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本土，235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工厂转移至其他国。另一条是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提议：“对于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所有支出，美国政府应同意给予百分之百的税前列支”。许多中国自媒体开始炒作这条新闻，甚至打出了“白宫官员提议美国公司全部撤离中国”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对于这些新闻，只有分清政治口号和商业逻辑之间的差异，才能帮助我们正确判断形势，抓住事物本质。政治口号通常代表政治家的愿望和导向，但跟商业的现实利益往往有很大距离，从而难以落实。在西方多元社会，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商业背后的利益考量才是决定企业行为的根本。

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进驻中国的日资企业增至2005年的2.2倍，达到7.6万家，其中大多数企业都在中国开设工厂，比如众多知名的日本车企和日本半导体电子企业。假如有一万家日企要搬回日本，根据日本政府给出的资助资金数量，平均每家能够获得2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3万元。这样的金额对于跨国搬家显然只是杯水车薪，恐怕用于职工的遣散费都不够。

其实，当年日企和美企从本土搬到中国本身就是基于商业逻辑的理性行为。他们离开本国，一方面是基于成本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使得环境对制造业越来越不利。而现在这些基本因素依然存在，简单把制造业搬回本国并没有任何的合理性。随着过去几十年的转变和调整，今天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企和美企搬回本国的最大挑战是缺乏产业工人，而不是单单成本的问题。这一挑战在日本的老龄化社会尤为严重，使得制造业的大规模回迁已经几无可能。

同时，外企搬出中国在过往十年也是一种常态，而非这两年才出现的独特现象。在这同时，外企也在不断地进入。外企的进进出出已成为一种动态平衡。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出是一种必然。中国加入WTO的初期，中国出口的八成是资源性商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电制造大国，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已占到六成以上，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已下降不到二成。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基本完成了产业的转移。

外企迁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但还有一种原因是部分外企在中国的竞争优势逐步丧失。我们应该看到，外企当初主要是把中低端制造转移到中国，许多中高端制造并没有迁移过来。随着中国本土产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些中低端的外企制造业越来越无法和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外迁也就成为了一个无奈的选择。三星手机的生产从韩国到中国，再转移到越南，就说明了这一典型现象。

今日中国制造的优势，早已从劳动力成本转变为供应链效率和技术成本的优势。中国许多产业的供应链效率，特别是机电产品，所带来的综合成本和时间成本的优势已成为很大的竞争优势，全球其它地区很难复制和具备。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手机生产，由于供应链的高效率，中国手机的制造成本总体普遍要比周边地区低15%-20%。

中国技术人员的低成本是中国制造的又一突出优势。制造业技术人员包括了硬件技术和软件开发人员。虽然中国各方面的技术与国际高端及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中国靠着自身丰富和庞大的技术劳动力资源，近十年的追赶速度还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制造业近几年的转型升级离不开这一丰富和庞大的技术劳动力资源。2019年，中国有750万大专毕业生，而新增普通劳动力只有150万。这一新增的人员结构也决定了未来中国制造的结构和方向。

中国不但是制造大国，还是全球少有的消费大国，这也是各国企业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大多数商品，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其中众多商品，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例如中国汽车的市场规模已是美国的两倍多，手机的市场更是如此。这么大的市场是没有一家跨国企业可以忽视的。为了进入并占领这一市场，更加贴近客户，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也就成了许多跨国公司的自然选择。

总体来看，外国企业为了利用中国制造优势和贴近中国市场需求而进入中国是理性的选择，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出中国也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过程。过去20年中国制造所形成的优势不会瞬间消失，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即使某些外国政治家希望本国企业撤出中国，但他们的政治愿望终究难以改变多数企业家的商业利益考量。

（注：周林林为谱润投资创始合伙人及董事长。创立谱润投资之前，周林林曾担任美国视频数码技术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裁；赛诺金生物技术（中国）公司总裁，麦肯锡咨询公司资深咨询顾问，美国罗门哈斯公司市场经理和事业发展经理。周林林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1982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化学博士(1989年)，并在沃顿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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