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在乱局中迷失的英国首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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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控制权固然很不错。有时被忘记的是，只有当你明白自己想用权力做什么时，权力才有用。在入主唐宁街以来运气不佳的一年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误打误撞地发现了这个道理。约翰逊的个人野心从未超出当上首相。在他最终握住权力的杠杆后，他却没有任何类似于“招股说明书”的东西，因此他迷失了方向。

一开始，他似乎认为英国退欧（退欧派称之为“夺回控制权”）将会是足够的目的。结果，他作为首相的政绩现在要由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决定。在这件事上，所有的决策权自始至终属于唐宁街10号，没有人在布鲁塞尔对英国政客发号施令。政策和沟通战略均由首相及其特别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拍板。结果是一片混乱。

最初，约翰逊未能及时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后来又缺乏耐心，在尚未充分控制疫情之前解除经济封锁。结果是，英国成为新冠病毒导致的“额外死亡人数”最高的欧洲国家，英国人对哪些规则已被撤销、哪些规则仍在实行感到困惑，而政府不得不叫停约翰逊进一步放松社会和经济限制的计划。他那种标志性的“自我宣传”被证明不是致命病毒的对手。

有效沟通对于应对这种危机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因素是明晰和激发公众信任的能力。就英国而言，当约翰逊拒绝批评卡明斯公开藐视封锁措施的行为时，信任分崩离析。可以理解的是，很多人认为对人民有一套规则，而对他身边的特权小圈子有另一套规则。更令人气愤的是，卡明斯提出不同寻常的借口，解释他违反旅行禁令是为了检查视力。是的，确实如此。

政府沟通不明晰的另一面是缺乏一套连贯的战略。流行病学家建议约翰逊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斗争中实施严格的社会和经济限制，但他很难接受这项努力将是长期的。他的强项是讲令人振奋的故事。新冠危机期间唯一有效的政策制定并不来自唐宁街10号，而是来自财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你可以对苏纳克为缓解经济痛楚而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提出异议，但这些措施至少是一致的。

出身政治活动人士（而非政策制定者）的卡明斯，对这一切的回应是寻求让唐宁街10号获得更多权力。除了少数例外，内阁部长级官员们都被旁落。即将离任的内阁秘书马克•赛德威尔(Mark Sedwill)排在被清洗的高级公务员名单榜首，这些人被认为过于喜欢严谨分析，而且太愿意对当权者讲真话。

应该承认，约翰逊并非第一个试图将决策集中的首相。这已成为某种现代传统，新任首相会失望地发现自己的职权受到制约。他们一开始相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接着他们意识到，白厅像一艘笨重的远洋班轮，改变航向要转一个大圈，而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灵巧的快艇。

历届领导人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机构修复努力，以绕过白厅部门所代表的“独立王国”。核心内阁、政策和战略部门以及“交付”小组，被建立、解散和重新建立。作为中枢决策机构，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的权力起起伏伏。唐宁街任命和撤换自己的常务次官，以平衡内阁秘书的职权。

其中一些改革可能有所帮助。传统上，政府机器过于重视政策制定，而忽视了管理和实施技能——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弱点表露无遗。而很多部长级顾问曾表示，传统上招收人文学科毕业生的白厅，应该聘用更多的工程师和数学家；卡明斯只是表达这种观点的又一个顾问。

然而，就绝大部分而言，调整机构设置是一种替换行为——是寻求明智的治理战略的糟糕替代品。多年来，成功地让白厅的意愿屈从于自己的使命的几位首相，所用的方法不是改变人事报告程序，而是确定明晰的雄心，然后始终如一地追逐这些雄心。

几乎无人质疑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唐宁街坚持己见的能力。除了赢得大选，重要的是她的政治决心和目标的清晰。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可能也是如此，尽管他有一次愤慨地抱怨白厅的蓄意阻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前首相最终都不知不觉地沦为自己至高无上权威的受害者。在撒切尔的内阁，无人有足够的魄力去阻止她推行在政治上带来灾难的人头税，那项政策对她的倒台造成了很大影响。同样，布莱尔匆忙参与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做法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对于约翰逊有朝一日会不会掌握那么大的控制权，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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