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与欧亚大陆的变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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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塔奇曼有本书叫《八月炮火》，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她写道，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战栗，仿佛嗅到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味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时候，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当时的情势与一战前相似。六年过去了，2020年的夏天异常“躁动”，虽然“新冷战”占据了媒体的版面，成为外交家、政治家和学者们的辩论的话语方式。一战的历史与教训似乎远离了我们，但是，重温1914年的七月和八月比六年前更具有启发意义。

2020年的八月没有炮火，但火药味却异常浓烈。世界未必要进入新冷战，而可能进入欧亚大陆的“局变”。与100多年前欧洲国家的王侯将帅一样，现在人们似乎还是用既有的思维来看待这场地壳变动一样的变革。世界正进入百年大变局，大西洋为中心的全球秩序转向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等级性的霸权秩序滑向“无中心”的全球秩序。

一

历史的发展如同一条河流，时而舒缓，时而湍急，而当下的时代正处于湍流之中，每天都会经历各种“前所未有”，在目不暇接的变化背后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性的变化。相比于两三年前，稍稍回顾一下，就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一开始，我们用“黑天鹅”来解释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天鹅也是黑的”这样的“常识”。

各种“热点”的背后是世界结构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而冰山断裂入海，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在2020年的8月，围绕欧亚大陆的棋盘已经形成，中美俄德四方之间的互动结构已经显露出来。相比于当年布热津斯基所谋划的“大棋局”，今天的欧亚大陆的棋局已经大变，美国不是运筹棋盘的“局外人”，而是已经入局，棋手和棋子已经难以区分，每个大国既是棋手，也是棋子，在复杂的对弈中形成了我们依然不知的“棋谱”。

葡萄牙前外交欧洲事务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在《欧亚大陆的黎明》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欧亚时代已经来临，近代以来形成的欧洲与亚洲的分离状态将结束，各种不同的政治秩序将压缩在一个空间中，不得不共存。笔者几年前提出一个概念，叫“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也就是说，世界正在回到欧洲殖民帝国征服全世界的时代，世界秩序的主要逻辑不是一个权力中心向另一个权力中心的转移，而是从单一权力中心的等级性秩序向多元权力中心的网状结构的转变。

从欧亚大陆的千年历史来说，19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欧洲统治世界地位是历史的偶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所积聚的巨大能量。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其他地区与欧洲之间的权力差距缩小了。欧洲凭借工业革命形成的巨大而短暂的优势，如同潮水一样冲击和覆盖了世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等级性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霸权秩序的更迭，也就是权力的转移，尤其是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这样的线性权力中心转移的理论，体现了海权体系对陆权体系的压制，进一步说就是大西洋为中心的海权系统对欧亚大陆的陆权系统之间的持续博弈。

塔奇曼认为，1914年意味着19世纪的结束，从此之后，人类进入了令人恐惧的20世纪。2020年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呢？尤其是2020年的8月也可能是新的历史航道的开端。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历史剧拉开了帷幕，欧亚大陆回归到它在历史上原有的地位和角色。

首先，欧亚大陆秩序的形成，意味着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已经模糊化了。亚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亚洲内部的多样性超过了统一性。在过去几千年中，欧亚大陆从来没有被某一个单一力量所控制，蒙古帝国几乎实现了欧亚大陆的整合，但蒙古帝国的“统一”也是昙花一现，多样性撕裂了帝国的统一性。现在欧亚大陆越来越回到现代之前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德国、土耳其、印度、伊朗等国家崛起或者复兴，这些脱胎于昔日帝国的国家具有坚韧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认同。多元权力中心并存是欧亚大陆秩序的基本“底色”。

其次，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进入海权时代，海权国家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欧亚大陆成为海权秩序的边缘，沿海国家和地区成为权力和财富的中心，欧洲是大西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在欧洲越来越回归到欧亚大陆“半岛”的地位和角色。通讯和交通的发展打破了欧亚大陆内部的隔阂，尤其是铁路、高速公路、石油天然气管网形成了更加绵密的互联互通网络。

最后，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欧亚大陆再次确立，意味着美国霸权地位的消解以及向“普通强国”地位的回归，这一趋势并非美国某一任总统所能主导或者逆转，而是世界权力结构使然。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地位将逐步消解，美国霸权地位所依凭的地缘政治基础已经松动，一场全球性的空间革命已然来临。

二

中美俄德四方形成的多重三角关系奠定了欧亚大陆新秩序的基本框架和结构，也预示了未来欧亚大陆秩序的前景。在过去的八月中，中美俄德四方之间的互动呈现加速趋势，冷战时期形成的阵营的边界已经模糊，甚至“越界”。以新冷战或者冷战的眼镜来看当下的世界，必然会过度关注中美关系，甚至将中美关系视为全球秩序的全部。不可否认，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美关系是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系统性效应，影响到任意第三方的利益和政策。

第一，中美俄德四方之间形成了复合的战略三角关系，是欧亚大陆秩序中的基础结构性力量。中美俄三角关系决定了全球战略稳定的未来，尤其是美俄关系直指全球核稳定；中美德三角关系决定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比如贸易、技术、减排、金融等等，在备受关注的5G博弈中，中美是主角，但德国以及背后的欧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方；美德俄三角关系是19世纪欧洲国际秩序与冷战秩序的叠加，欧亚大陆西端，尤其是中东欧、高加索、波罗的海地区的秩序取决于美德俄三角关系的互动。中俄德三角关系还不明确，但欧亚大陆三大强国代表着欧亚大陆陆权力量的崛起，三方之间的战略协作局面一旦形成，将会改变全球力量的格局，甚至扭转大航海时代以来形成的力量格局。

第二，德国作为大国的意志和愿望越来越明显，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国家地位和角色的重大变化，默克尔在所剩无多的总理任期内正领导德国走上领导者的角色。“德国问题”伴随着欧洲秩序始终，分裂的德国曾经是欧洲均势秩序的前提。德国统一之后，撑破了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是“德国问题”的发作，崛起的德国无法安放自己的实力和梦想。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选择了通过欧洲一体化实现本国梦想的“战略迂回”之路，直到欧债危机爆发，德国被动地走向了领导国的位置。经过十年，默克尔不再“羞羞答答”地领导欧盟，而成为新的地缘政治领导人的角色。在8月，俄罗斯国内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中毒之后，在德国接受治疗。默克尔称，纳瓦尔尼是遭到了神经毒剂的谋杀，病理学的评估认为是诺维乔克，这种毒剂在2018年时也备受关注，双料间谍斯克里帕尔在英国被下毒，用的也是这种神经毒剂，这一事件让英国与俄国关系降至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低点。纳瓦尔尼中毒造成的潜在后果可能是德俄关系不可逆转的损伤，默克尔在一项声明中说，对纳瓦尔尼的罪行针对的是我们所代表的基本价值观和权利。对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德国的兴趣也是与日俱增，德国出台了新的外交政策声明，其中认为，德国地缘政治影响力取决于德国与印太地区如何合作，因为印太地区是未来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地区。

第三，中美德俄四方之间的互动或者博弈进入了“加速”轨道，进一步说是沿着螺旋上升的轨道不断攀升，“非常态”的危机外交已经成为常态，这是旧秩序瓦解的声音，伴随着不断退化的外交语言及其行动。中美德俄不只是四个国家，而是四个地缘政治空间以及秩序的图景。中美之间比较明显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之间的竞争。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而中印之间在边境地区的摩擦和冲突会加速印太战略的实体化和军事化。对于美国来说，在欧亚大陆上进行战争超出了美国地缘战略的限度。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亚大陆国家鏖战已久后，美国才出手，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美国陷入了泥潭，两相对比，能够看到美国在欧亚大陆棋局上的角色和限度。德国其实是欧盟成长为独立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力量的关键。法国总统马克龙有这样的意愿，但仅仅依靠法国孤掌难鸣。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更加“欧陆化”，欧洲是欧亚大陆的半岛，而不是大西洋秩序打入欧亚大陆的楔子。俄罗斯关注的是后苏联空间的巩固和重建，但这显然超出了俄罗斯的国力。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白俄罗斯这一欧亚经济联盟核心成员国出现了政治动荡，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但不懂得“克制”，难免会造成过度扩张之忧。

第四，外交语言“暴力化”，大众民族主义借助自媒体对决策者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战略焦虑取代了战略谨慎，情绪化的外交操作使得“擦枪走火”变成了一种博弈手段。8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身体原因而宣布辞职，对安倍的评论有很多，但在这个日渐躁动的世界中，安倍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制与隐忍。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大的危险在于实力与智慧之间的脱离。欧亚大陆的权力中心第一次在一个如此封闭、逼仄的空间中共存，每个国家都不得不接受“底线生存”的现实，所谓的底线就是彼此确认对方的核心利益与底线，而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是非常困难的。1910年时，欧洲九国的国王参加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四年之后，欧洲就陷入了一场持续四年的大战。短短四年，发生了什么呢？各种“自以为是”让欧洲的帝王将相们走入了谁也不希望的战场。胁迫式的外交语言频频“霸屏”，本质上是模糊了外交与战争之间的区别。外交官是不拿枪的战士，是靠话语维护国家利益的，如果外交官比士兵更加激进，那可能就吹响了士兵走向战场的号角，其实是外交的失败、外交官的无能。

三

每次地缘政治空间的革命都伴随着权力与财富的重新分配，全球经济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技术和金融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具有非常强的排他性。在美国赤裸裸地打压华为、TikTok的背后是美国基于“脱钩”的系统调整和重新塑造。彼得•特明和戴维•瓦因斯在《无霸主的经济》中认为，当下世界经济处于霸权体系解体的危机之中，如同一战之后的世界一样，英国无力领导，而美国没有意愿，最终导致1930年代的大萧条。二战的痛苦让人们去反思，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重建世界经济秩序来避免再次发生大战，最终形成了战后经济秩序的基本格局。

全球化的潮水后退，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容量到了一个临界点，“脱钩”造成的体系震荡会让世界经济进入“无领导”的迷雾，公共物品匮乏，WTO等多边组织陷入困境。地缘经济潮落，地缘政治潮起，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开始用以往的历史经验来处理了，但是，对于结盟这样的治国方略缺少足够的理解和慎重处理。对于大国来说，结盟或者比较刚性的承诺从来都是自我束缚，一战最惨痛的教训就是大国因为刚性承诺而被裹挟进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战之中。

历史的潮流不是一个或者两个国家决定的，而是世界思潮的产物。当冲突和摩擦变得稀松平常，人们的思维和关注点就会集中于赢得某一局部的胜利，甚至是绝对胜利，全然没有察觉到格局的变化。技术、气候、资源、病毒等因素是超越人的主观意愿的基础性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了解身居何处，与两三年前相比，已然有恍如隔世之感。在巨变的时代，考验大国成色的不只是硬实力，而是使用实力的策略与战略，比策略和战略更重要的是耐心，与时间交朋友。大国成长从来就是长期投资，要有持久战的战略耐心和意志，不计一时一地得失，穿越欧亚大陆“局变”的险滩，在混沌的过渡期里，各大国面临着“囚徒困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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