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案反思：文明如何保护弱者？（组图）

6月10日凌晨，唐山市路北区一家烧烤店，数名男子对一名女性进行殴打。

唐山打人事件引发热切关注，不仅因为场面残暴，而且不断曝光出的细节和相关信息，使很多人设身处地地感受到，这不是一个意外的特例。对于已引发的公共关注，希望不会只交代治安事件平息了事，它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方面，对于我们未来的社会治理都有借鉴意义。

事件从目前公开信息大致可知，打人者在烧烤店起意骚扰一桌聚餐的女孩，遭拒后动手开打，及至同伙对该桌女孩群殴。有几个引人关注的信息：第一，关于出警，6月10日凌晨2：41第一次报警，有5起相关报警，一张流传上网的接警单记录，2：43派警，机场路派出所受理，3：00显示催办“未到达”，6：00才“反馈情况”已到达，事件被记录为“一般打架”，并称将当事人带回派出所；10日白天事件在网络热搜后，10日晚23点唐山公安局路北分局才宣布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11日上午在检查站再抓获三名、至11日下午涉案9名人员全部归案，引发人们质疑是否故意放人、网络舆情才再次抓捕。

第二，犯罪嫌疑人身份，有人查出9人中多人有前科，如陈某2015年在刑事案件中被标注“刑拘在逃”，却出现在2015-2016年拖欠机票款、2017年牵涉交通事故、2018年被限制高消费、2019年在抓获逃犯名单等案件中，刘某、曹某也涉及打人、交通事故、故意伤害，乃至传闻被“捞出”的人命案等，却能够在涉事后，疫情严格封控下开豪车迅速跨省出逃江苏，网民猜想如果不是网络遍传，还会不会这样处理。

第三，事件在网络发酵后，出现多人实名举报，均手持身份证，有的持有恐吓录音等证据，如蛋糕店主举报被敲诈勒索、暴力打砸致关店，报警而公安机关表示不触犯法律；女歌手举报被非法拘禁；老人举报因拆迁问题被打砸；还有被抢矿、被霸占市场、被殴打致残等，有人已梳理出十多起，多涉及暴力团伙、报警无果，还有的涉及刑警人员。引人发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求诸网络？有没有长期存在的暴力团伙？霸凌者有没有保护伞？

唐山事件以其网络关注度，很可能出现至少是当下的“严惩”，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是如何消除类似事件的发生环境，修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我们值得从法原则、公权力、价值观三个层面做一些反思。

首先，法如何保护弱者、保护每一个普通人？其一，法要遵循普遍原则。唐山事件网络大挖内幕，显示人们对法的信心存疑，这与社会上可见的法不抵令、因人执法等现象有关。

希望这次唐山事件既不会枉法，也不会“严打”，而遵循法本身的原则，彰显法律尊严；希望不以社会舆情的严重程度而成为“特事特办”、特别派遣、特殊关注的特例，而促进法由每个个案情境启动、保护个案权利，法只在一视同仁地维护个案正义时才显示其正义性；还希望修堵权钱干预的机制，无论领导批示督办，还是权力介入阻挠，或有传出的带钱“和解”、免除刑事责任，都会削弱法权威，减损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任。

其二，法要保护人敢于主张权利。比如正当防卫权的实行现状，有人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00份以“正当防卫”为由要求轻判的二审（终审）刑事判决书，仅有4份被法院认定，其他20份判为防卫过当，76份判为故意伤害罪。

同时，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案例中，2009年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骚扰挑衅的官员，被判“故意伤害罪”、因自首等免于处罚；2016年山东辱母（于欢杀人）案被判“故意伤害罪”，一审判无期，二审改为5年；2018年福州赵宇因阻止邻居女士被殴被以涉嫌故意伤害刑拘，2019年监察机关纠正认定正当防卫。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立法精神，不过实例中对于个人捍卫自身的权利仍然限制谨慎。相比美国对私权不退让的“城堡原则”，持枪权，现代法律中对旁观者正当防卫权利的明确，仍待观念讨论。

法的权利主张还不仅体现在成文的法条中，更要实现法意、法的权利保护目的。如大学生掏鸟蛋被判十年，售玩具气枪获刑十年，而拐卖妇女儿童也不超过此，曾经的“嫖宿幼女罪”使侵犯幼女惩罚颇轻，如果对脆弱的普通人冷冰冰执法重判，犯下恶劣罪行者又易逃脱制裁，那么就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淡化法权的保护力。法律要保护权利，更倾向对弱者的保护，有常识的温情，对霸权的不妥协，才是法的精神所在。

其三，法要促进公共精神。唐山事件中有人问：五六个体重近两百斤的男人当街打一个女的，假如我从旁边路过，假如我身手还禁得住，假如我抄起一个酒瓶子朝向打人者打过去，我能不能确信自己不会吃官司，甚至被以斗殴罪名拘留、以故意伤害罪判刑？如果答案是“不能”，请问旁观者能不能见义勇为？

回看此前案例，2006年彭宇案法官推理“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2009年天津王德宾因阻止恶人开车撞女孩被殴打致残，却获偿轻微，至今还在讨说法。

社会出现“小悦悦”事件，“扶老人”成为“有钱者说”的梗……不能不思考其中的法律和社会环境因素。让普通的理性人做出符合公共精神的行为选择，才是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应营造的环境。

第二个方面，公权力安排如何保障普通人权利？唐山事件中，与很多热点事件类似，人们对于特权的可能存在非常敏感。网络追踪在，出警的异常、特殊的车牌号、打人者与着警服者在一起、畅通的逃逸通道、存在已久的犯罪不拘、涉黑侵权申诉无门等等，虽然一些比对信息未必准确，但人们的关注点，反映了公众内心担忧的存在：特权保护、警匪结合。

特权社会导致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大家都在寻求特权上解决问题，以致权力不断内卷，不仅卷入精英阶层，甚至普通人在正常的就医、就学、工作中，也要找熟人、托关系才放心，这些都是特权社会的症状。

意识到问题，权利要得到彰显，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法治社会是制约权力最好的方法。希望此事件能够促进公权力的公共化、公开化，不是从特例，而是从权利上解决问题。

第三个方面，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如何看待弱者？更深层看，事件的发生还映射出价值观层面的问题。打人者显然觉得自己很“牛”，很强，以自己想什么就干什么、能让他人服顺为荣；而社会上—包括公权力内——也有一种氛围，就是以能通“黑白两道”、有“势力大”的朋友为荣，而面对被侵害者的权利，却嘲笑其无力，或怀疑“为什么受害者是你”。如果放在文明的尺度里，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价值观。它追求一种恃强凌弱的能力，甚至霸凌的能力。而“文明”的走向恰恰相反，是学会呵护脆弱的人性。

追求强力、成王败寇、胜者为王，是丛林法则，内含对权力的尊崇；而现代文明将怜悯、爱、人道推到了一个高度。事实上，杀婴、弃婴、奴役、人牲、战争，并没有挡住罗马的消亡；而关爱弱者、孤残、老人、尊重女性，人道主义，却让社会也更加发展了，包括整个近代慈善事业由此展开。权利观念，也比特权更让每个人受益了。尊重每个人平等的权利，是一个近现代观念上的发明，它带来的文明进步是深远的。

抛开事件其他不讲，单从价值认知上，打女人，是一种光荣，还是一种羞耻呢？特权关联，是一种实力，还是一种无知呢？恃强凌弱，是一种强大，还是一种懦弱呢？当年泰坦尼克号沉船上许多的巨富、政治家，选择把逃生位留给女人孩子，而不是抢夺逃生位、特权争优先权。这些逝去者，是强还是弱呢？

文明要保护弱者。这个“弱”，是相对的。在不同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是“弱者”。强霸特权的规则下，最后人人自危；而保护弱者，保护权利，平等地保护每个人，也才是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