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年广九：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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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年广九今天还在被纪念，本质上在于，他精准地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求变，求富，求市场。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普通人也可以有所作为。

冬天是凋零的季节，2023年尤其。

这些天不无触目地看到不少讣告，从寻常人物到精英勋贵。不过临近春节，朋友圈集体刷屏的，不论高低人等，却是为了一个卖瓜子的老人，他就是年广九。

年广九是谁？

“中国第一商贩”、“傻子瓜子”创始人、第一批赚到100万的个体户等名头之下，年广久本来的面目却有些模糊。

有人说他出生在1940年，也有人资料说是1937年，他的名字，除了年广九，也有年广久的说法。“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对年广九而言，不是形容词，而是实情，据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同意”五个字。

他出生于安徽怀远，从小随着父母逃荒要饭到更南的芜湖，少年时候就走街串巷叫卖水果瓜子等物。所谓“傻子”，其实是因为他遵循父亲教导，允许顾客先尝再买，甚至分量给足之余还要多给一把，大家觉得他傻。但这样让顾客占便宜的思路，恰恰不妨碍他生意越做越大。到80年代初期，他甚至以“傻子瓜子”为商标，雇佣帮手超过100人。

用现在的话说，年广九不仅是创业者，可以可以说较早一批有“IP”意识的人，将个人品牌与企业紧密联系。不过，在当时的年代，他的横空出世，却成为政治经济洪流中的一个异类。最典型的，他雇佣了100多人，远远超过当时对剥削的定义——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是“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是剥削。”

那么，雇工算不算剥削？多少雇工算？年广九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么？争论雇佣8个人算不算剥削，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类似中世纪争论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的那么遥远，但是在当时却是生死一线的问题，甚至让安徽省委写了一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手里。伟人大手一挥，轻轻揭过此事，“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

寥寥数语，年广久得以逃出生天。

变革时代的先声

坦白说，年广九今天还在被纪念，本质上在于，他精准地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求变，求富，求市场。

邓小平之后，也不止一次提到他，“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可以看出，年广九的幸运恰恰在于时代转进及其影响。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企业，而是中国市场经济在野蛮生长与草莽江湖之间崛起的标志。

80年代是年广九的高光时刻，他的名字，和80年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某种意义上，年广九和当时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其实区别并不大：出生低微，为了吃口饱饭经商，却因此走在新旧规则的狭缝之地，在生死之间，闯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时过境迁，他逐渐被人遗忘，但每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总会重新提起他，这也许就是标杆人物的意义。

与傻子瓜子年广九类似，还有一个人，也是在2023年1月去世，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原哲学教授胡福明。对于这篇文章，今天能说清楚来龙去脉的人已经很少，但是这篇文章，在当时可以说驱散了笼罩在无形空间中的很多无形限制，让不少人可以开始大胆自由讨论。

胡福明的作用多大？也许南大的杜俊飞教授透露的一个桥段可作为说明。曾经，南大有理科权威看不起文科，说“文科不过是几张稿纸而已”，当时文科副校长回敬，“没有文科的胡福明那几张稿纸，恐怕你连做科研的机会都没有。”

可见，年广九实践了是经济的松绑，而胡福明呼吁的是思想的松绑，可以说殊途同归。

小人物的呐喊也算数

这些年，我们除了经历了经济减速以及疫情变化，更有社会变迁，而这个过程是最能让人反思，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需要不同阶层民众的共同维持。

从我自己而言，对于改革开放的认知也有变化。我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因此，改革开放时代贯穿了我的成长，让我对市场经济习以为常。我很自然地认为，我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但因为缺乏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生活经验，我的这种认识更多理性判断而不是感性认识。

比如，时不时的，当看到我尊敬的师友们悼念那些改革开放的标杆人物（类似年广九和胡福明的同侪）。我在理性层面认同之余，也常常暗自感叹：难道不是形势比人强么？这些人换了一个时代，无非是普通的小人物。如今，我的想法有所改变，我逐渐认识到，在变革时代，普通人也可以有所作为，甚至，他们的作为，才制造了变革的契机。

诚然，正如年广九的命运依赖邓小平的几句话，而胡福明的文章没有当时领导胡耀邦的审定与力推，恐怕即使得见天日，其结果也难说，至少，胡福明自己当时也做好了“发表之后就准备去坐牢”的准备，他日后也承认“即使我不写，也一定会有人出来。”

但是，历史之所以铭记年广九和胡福明，恐怕也在于他们作为普通人对历史的贡献。年广九或者胡福明，好像差别很大，一个在江湖之远，一个在庙堂之地。前者好像只是沾满钱味的个体户，甚至几次入狱，数十年一日卖瓜子，后者一直在体制中人，从高校中的学者到省委领导，对于马列语录信手拈来，多次强调读书人的责任。但是抛开他们的差异性，他们相似性也很大，不说他们都出生贫苦农家，更不用说，关键节点都得到大人物照拂，成为大时代中标杆人物，而他们自己，也为时代的变化，用尽全力，喊出了自己的第一声。

经历了这些年的改革回潮，我越加意识到，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不仅仅来自大人物的大手一挥，降下心意，旋即改天换地。改革开放之类巨大的社会转型，其背后有太多的曲折与变化，无数看不见的重要变化，恰恰是来自这些小人物的寻常作为，他们日拱一卒的不懈努力以及冒着极大的风险振臂一呼，使得改革有了实体，使得开放有了结果。

站在宏观的视角，叫“傻子”还是“聪明人”，“年广九”还是“年广八”，也许是无关宏旨的一个棋子，决定他们命运的，始终是时代的翻云覆雨。但是，无数个年广九的有声无声呼吁与行动，会自动汇聚成时代的洪流，最终使得历史在这里停顿甚至转弯。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这些年又重新走红，那就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多少有着法不责众，人人有责的视角。但是，如果我们不站在雪的视角，将雪崩视为一件正面突破的时候，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每一声的呐喊，哪怕没有惊动雪花，都值得尊敬，因为没有声声呐喊，就没有后面的雪崩——在大历史的审判天平上，不是每一声呐喊都留下名字，但是每一声呐喊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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