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二孩”政策8年了，一线城市，谁还在生二孩？（组图）

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结束了长达35年的“一胎时代”。如今8年过去，有多少人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她们又为什么生？

2017年，上海的两位女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开始合作研究一项课题。她们想知道，二孩时代的到来，会对中国大城市里的女性产生什么影响？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过去7年，她们访谈了40多个上海家庭，与妻子、丈夫们交谈，关心的问题也慢慢漾开，与时代变迁及社会思潮共振——

不仅关于哪些人选择生二孩，还关于在家庭内部，是谁在决定生不生；关于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孩子跟谁姓，围绕着“冠姓权”，男女双方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在大城市的视角观照不到的地方，是谁在生三胎，谁在“追男宝”；以及在幽微的情感角落，有多少人后悔结婚生子，她们会如何言说……她们把研究写成了一本书《新生育时代》，在2024年10月刚刚出版。

两位女学者的合作研究，也是一种女性联结的体现。她们之前互不相识，蒋莱出生于1970年代末，本来是在做关于“女性领导力”的研究，而沈洋是85后，是留洋的性别研究博士，常常公开为性别议题发声。蒋莱在微博私信了沈洋，两人因此认识，开始了长达7年的合作。

这7年里，她们做研究，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蒋莱坚定地不再生育二孩，她要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催婚催育的妈妈”。而沈洋从未婚未育，到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让女儿随母姓。她决心打造一个“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一位家庭成员的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

在访谈中，她们共同讲述了研究的细节，也分别展示了个人的情感与体验。为方便区分，我们在部分段落标注了姓名。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文 |林松果

编辑 |鱼鹰

运营 |小狗

婚育仿佛“黑社会”

（蒋莱）我们的研究，要从很久以前讲起。我是2007年到2010年读的博士，当时我研究的主题是“女性领导力”。当时国内研究这个议题的非常少，但在国外已经是显学了，有非常多的文献。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慢慢就发现，其实不是女性怎么才能当得上领导的问题，而是女性要怎么进入职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从过去非常引以为傲的、全球第一的就业率，这些年一路向下，导致了女性领导力的水平也是一路向下。量变引起质变，如果量变都不足，女性都不能大规模进入高阶职场，哪来的领导力呢？所以，我的关注就慢慢转向了“女性就业”。

当时刚好有个契机，那就是2010年之后，整个社会的生育氛围上来了。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

我们知道，生育和就业，是当代社会女性生活中，必须要兼顾的两端，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只谈生育，不谈就业。女性从完成教育到进入育龄阶段，和你职业的黄金时段是重合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都是两个角色在拉扯。尤其是今天，我们如果想促进生育率，不可能再让妇女回家了，一定是要在职场上保障女性的权益，让她们更敢生。

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和沈洋就开始做生育二孩的职场妈妈的研究，这个主题叫做“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开始发动身边的各种亲友，寻找受访对象。我们最开始的标签就是——二孩妈妈，高学历，在职。

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影响最强烈的就是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就业的育龄女性。政策放开之后，她们获得了生育允许。我们想知道，对于这些位于社会阶层上端的女性来说，到底有哪些力量，让她们选择“再为人母”？

这个研究当然也有我们情感上的动力。

我在书的序言里提到了亦舒的一句话，叫“婚姻犹如黑社会”：“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生于70年代末，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看过很多亦舒的作品，不停出现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又喜欢读书和思考，对婚姻很自然有困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很快结婚，26岁就做了母亲。婚育的速度是超过我规划的。而且之后做母亲的许多挑战，也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举一个我生产的例子。我是2005年生育的，生育方式是水中分娩，当时上海还只有一家医院可以水中分娩，据说可以减轻疼痛，有各种好处，反正是这么宣传的。水中分娩还要很多要求，你要达到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整个孕期，我很努力地管理自己，全程都是一种“做题家思路”，就像我们中国小孩被高考塑造的人生，我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就应该像宣传的那样，生育得很顺利。但结果，还是痛得半死。

▲ 图 / 《生门》

我在产房里，痛得大喊大叫，丈夫陪在身边，他当时也年轻，我没有从他身上得到慰藉，他反倒因为我一直喊叫，觉得很不好意思。旁边的助产士和护士也说，“你不要叫了，会吓到小孩”。医生也跑过来说，最近两三个礼拜，医院里都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叫的。好像你有问题，你有错，你整个是受到怪责的。医护们可能见多了，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可能觉得，我太“脆皮”了（笑）。

我就记得我生完孩子，精疲力竭，当时是有侧切的，有个小护士帮我缝合，她说：“我给你缝得漂亮一点，看不出来”，我当时就觉得，我都痛成这样了，仿佛死了一回，你跟我说，漂亮一点，我漂亮给谁看？

在我们那个年代，互联网上还没有那么多信息，婚育是什么情况？当妈妈是什么情况？完全是个黑箱，是查不到的。生的时候怎么这么痛？生下来了，带孩子怎么这么累？我有很多困惑，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问一个稍微比我早生一点的同学，其他同学还处在婚育焦虑中，我们很难沟通。

至于家里的女性长辈，在我为人妻、为人母之前，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妈妈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在大学里工作。但我婚育之后，她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当时也不盛行外包，不流行月嫂、育儿嫂、钟点工，你请了别人，家里的女性长辈会很不高兴，觉得你忽视了她的价值。

很长时间里，你和身边人都分隔了、折叠了，所以我说这叫“黑社会”。就像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分子的自白》中说的，“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

这都是在我身上折射过、发生过的。当然做妈妈的很多处境，现在都可以诉说了。

当中国社会郑重宣告三孩时代的来临，或许是时候打开围城，让更多人领略其中的五味杂陈了。生？不生？生几个？作为占据半数人口的女性群体，我相信，思想交汇、情感交融，是我们身为命运共同体建立联结的最好方式。

▲ 图 / 视觉中国

在上海，是谁还在生二孩？

2017年开始，我们一共调查了40多个家庭，以上海的二孩家庭为主，访谈次超过了60次。我们想访谈的人群，是在职的、高学历的二孩妈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会生二孩。

2022年的数据显示，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中，一孩率是73.8%。二孩率是24%，多孩率是1.8%。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这就说明在全国范围内，生育主体是生过一孩的女性。但在上海，生育主体还是以一胎为主，二胎比较少。我们觉得，上海的情况，在一线城市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么在上海，到底是谁在生二孩？上海大学人口学研究所的陈蓉老师做过调查，上海生育二孩的户籍人口，集中于这样一个群体：“年龄30到39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白领工作，家庭年收入20万及以上。”

我们最后的访谈对象，和陈蓉老师的调查结果是比较吻合的：这些家庭，大多都来自中产或精英阶层，工作稳定体面，接近半数的家庭，居住面积都超过了170平方米，至少一半家庭有学区房。这些家庭经济资本都比较高，住房比较宽敞。

▲ 图 / 《小欢喜》

她们会有一些共同点——以70后、80后为主，2019年之前就生育二孩，从年龄上算，也不太可能是90后。她们工作都比较体面，我们最开始发动身边亲友去找，发现最容易找到的二孩妈妈，一是女公务员，二是女医生，大学女教授也比较多，大学男教授的配偶，生育意愿还要更高。说服她们接受访谈的过程，其实就像记者采访一样，硬上。最终愿意谈的，还是那些本来就有话想说的人。

（蒋莱）我是怀着疑问去做访谈的，我是真的好奇，她们为什么要生二孩？因为我完全不想生，我生完孩子之后，有一个阶段，丈夫是很想要二孩的，我觉得他想处理自己的中年危机，孩子也希望有个手足。但我觉得很荒唐，我不生，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

我们就好奇，这些家庭内部，到底是谁想生二孩。结果还挺意外的，我们发现，其实女性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40多个家庭里，排名第一的是妻子想生，第二的是夫妻双方都想，只有两个家庭是丈夫提出想要，还有一个家庭是公公提出来的，他想要孙子。

但是当我们真的找到这些二孩妈妈，你会发现，丈夫参与育儿的水平是很低的。我们对她们的访谈，常常是在孩子的补习班外面，在单位附近的咖啡厅……她们很少有个人休闲时间，小家庭的维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了解了她们生活中的局限，在丈夫这么不给力的情况下，她们还要生二孩，这点让我们有点惊讶。

她们给出了生二孩的理由：

恐惧“失独”，有人在目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后，决定生育二孩，这是家庭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策略；

两个孩子好作伴，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有利于孩子养成健全的性格，当然这点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

比较享受或怀念小婴儿时期的甜蜜；

想减轻一个孩子的养老压力；

另外，很多人是意外怀孕，没有理由不生，那就生了。

意外怀孕这一点，可以展开谈谈。有些女性在访谈时说，她们本以为“安全期”不会怀孕，结果却怀孕了。她们都是高学历女性，按说应该有充足的避孕知识，但真正在避孕时，能不能获得性自主，也是权力关系的体现。避孕从来都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技术，从来都是女性在承担后果。

而且你会看到，意外怀孕之后女性的那种纠结、夫妻之间微妙的互动……有一位受访者说，他们本来坚决不要，但她丈夫的想法很快变了，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这位女性明明知道生二孩会很辛苦，明明知道不生是更“理性”的决策，但因为不想影响家庭关系，还是选择生了，情感战胜了理性。

所以表面看来，是女性决定生不生二孩。而且我们在上海访谈的这些家庭，都没有明显的男女偏好，生二孩也不是因为“追男宝”或者传宗接代，而是“生两个孩子，有助于孩子的性格完善”类似的原因，这种生育理由是很阶层化的，是以孩子为中心的，与这些女性的学历、生活方式都有关系。但是女性的“主动提出”，这个决策过程其实很复杂，或许是在迎合男权社会，或许是面临催生的压力，背后有很多复杂的、不为人知的因素在。

从生育条件来看，我们的样本也真的蛮特殊的，可能也会被批评。

不是有个段子说，“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劳斯莱斯限购吗？”意思就是，生孩子是奢侈品，育儿成本太高了。但我们最初访谈的那批家庭，超过15位被访者的家庭居住面积超过了170平米，有的是别墅，而且有一半的家庭有学区房。他们学历高、工作稳定，在房价飞涨的大城市，生二孩变成了只有中产以及以上家庭才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

很遗憾，我们没有展现更多普通母亲的境遇——要履行母职，对这批中产妈妈都如此不容易，对于更多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的生命之重，会更严峻。

现在想来，这群人生育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基本都在2010年之前购房、完婚，又在婚后购买了第二、第三套房，可以说，她们是踏准了时代的节点，完成了很多90后和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资产增值带来的获得感，也会强化她们生育二孩的动机。在大城市，房子和生育是一个非常高的绑定。

所以这群人的生育决策，是一个时代现象。个人与家庭的决策，房子置换与孩子生育的关系，政策对家庭的影响，就是这个时代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现象），恰恰就是在这过去20年发生的。

▲ 图 / 《新时代生育》

母亲要付出什么，孩子才能随母姓？

“在我们的被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一例是一孩随母姓……我们把这八例“孩子随母姓”的动因，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父权制的延续，这种情况通常由强势的女方家庭提出；第二种是孝顺型，女儿希望通过这种行为来犒劳辛苦带孩子的外婆和外公；第三种是性别平等型，这也是最符合时代潮流的动因；第四种是一时冲动型，认为跟母亲姓挺有意思，随口一提就成了定局。”

——《新生育时代》第一章第二节“孩子跟谁姓”

（沈洋）为什么关注冠姓权？我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生活经验。我是上海人，独生子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上海和北京的双独家庭，是可以生二孩的。所以从我小时候开始，我父母就期待我生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这一代不被允许做的事情，我可以做。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上海的独生子女夫妻生了二孩之后，二孩随母姓的比例还挺高的，大概在10%到20%之间。所以我会觉得，独生子女夫妻生二孩，二孩跟谁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需要讨论的话题。当我开始做访谈，我就会特别问一下：“你家二孩跟谁姓？”一般不问的话，受访者很少主动提这件事。

我们调查的家庭中，孩子随母姓，最常见的是“父权制动因”——通常是女方的父亲想延续自己的姓氏和血脉，往往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远优于男方，并且女方家庭在子女抚养、经济支持上要付出更多。

我们访谈中就有类似的故事。女方叫宋钰涵，她父亲是大学教授，而公婆都是出租车司机。宋钰涵每个月会给公婆3000元补贴，她父亲给男方的创业安排项目，给小夫妻买房……就算如此，当女方提出想要二孩随母姓时，男方也是“被迫”接受了，一直耿耿于怀。

随父姓，是父权制的重要体现，但在宋钰涵的小家庭里，随母姓，也是迎合了父权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实力的崛起，而是因为在两家人的权力关系中，女方处于优势。对于宋钰涵来说，她要满足父亲的心愿，又要在两个家庭中斡旋，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 两位学者调研中，上海一个二孩家庭的时间安排。

其实，大多数的孩子随母姓，都出现在两个孩子性别相同，或者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是女孩的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随父姓，第二胎又生了男孩，那很少有男方家庭会同意让男孩随母姓。我们一共就遇见过一例。

那个家庭，男方是来自东北的理发师，没上过大学，女方是上海独生女，家里的经济支柱，家里还有多余的房子可以收租，而丈夫的父母离异了，无法提供经济支持，平常的存在感也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二胎的男孩随母姓了，男方的父亲提出过异议，但底气不足，最后只好妥协了。他们的这个协商过程，就很好地反应了“经济地位决定话语权”。

随母姓的另一种新情况，就是性别平等动因，母亲提出来，想要孩子跟自己姓。我们遇到两三个这样的家庭。

这几位女性，基本都来自独生女家庭，有性别平等意识。有一位80后的女编辑，她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头胎男孩跟丈夫姓，二胎女孩跟她姓，她觉得“这是蛮正常的一个要求”。她的公婆有异议，但她丈夫顶住了压力，反而她自己的爸爸有疑问，“为什么要跟你姓？”他觉得没这个必要。

（沈洋）我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跟我姓的，在我生育二孩之前，已经跟我的丈夫协商好了，无论生男生女，都跟我姓——我们是觉得，二孩跟我姓，这样才公平。有一种观念说，就算孩子随母姓，还是跟母亲的父亲姓，还是父权制，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还是要看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从这一代开始，随父姓变得并非理所当然，那不就是打破父权制的开始吗？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

有一篇2021年的论文提到一个数据，1986年到2005年，中国随母姓的情况，只占出生人口的1.4%，上海的比例，肯定是高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我们就有来自南昌的访谈对象说，随母姓，闻所未闻，二胎三胎都没听说过。

（蒋莱）而且从我们在上海和浙江看到的情况来看，随母姓，也和上一代的财产传递相关，通常哪边的父母出房子，就有二孩冠姓权。

有个故事我们没有写到书里，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性，她家是两个女儿，她是妹妹，她姐姐身体不好，所以她从小就承担了家庭的传承责任，很早就说好，她要生两个孩子，一个跟娘家姓，继承娘家的财产。她也被这个思想塑造，很年轻就生了两个孩子，娘家、婆家一边养一个。但是后来她也意识到，不该那么早生小孩，而且两个孩子分开养，手足关系也受影响。访谈时她说，有点后悔，她完全是被推着走的，就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的那样，家庭和生育是为了传递财产，有财产的女方家庭，就会对这件事有期待。

总的来说，孩子随母姓，需要的基础还挺多的。首先老公不反对、老公的家庭好商量；其次女方家庭要有这个要求；无论是经济还是照护上，女方家庭都要投入非常多，就像那句话说的，“妈妈生，姥姥养，老公回家就上网，爷爷奶奶来欣赏”，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孩子的性别也很有讲究，就算是在上海，如果孩子是男孩，跟谁姓，也有吵到离婚的情况。

我们也遇到一些被访者，有的是提出来了丈夫反对，有的是还没提出来，她们了解丈夫的性格，觉得丈夫会反对，为了避免冲突，提都不提了。这是一种“自我治理”，通过说服自己，淡化、回避这个问题，来维护家庭的稳定。

（蒋莱）其实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没想到冠姓权的事情。是沈洋老师最初提出来的，是她一直关心的。我访谈的时候，跟我同龄的朋友，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她们说，“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这不是破坏家庭关系吗？”

所以，这件事不是可大可小，我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个大事——它曾经不是个问题，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 沈洋。

为什么“追男宝”？

2020年，我们的研究正在进行的时候，三孩政策出台了（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我们觉得，只关注二孩妈妈这个群体就太窄了，所以又去访谈了一孩妈妈、三孩妈妈，希望在生育数量以及地域方面，都能更有代表性。

在上海找三孩妈妈是困难的，生三孩的比例只有1.86%，太少。我们最后找到了三个家庭，他们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个上海家庭，二胎是双胞胎，这大概是上海中产阶层最可能生育三孩的契机；另一个上海家庭，是年轻女性嫁给了上海富商，富商希望后代越多越好，尤其是多生儿子；还有一个江西家庭，因为当地有普遍的男孩偏好，而前两胎都是女儿，为了“追男孩”，生了三胎。

三孩家庭，常常会有明显的“追男宝”倾向。根据我国20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三孩的出生性别比高达147.5：100。我们访谈的后两个家庭，都是政策放开前就生了三孩，做好了被罚款的准备。政策放开之后，这些家庭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追男孩”，不会再受到惩罚。

我们访谈了一位来自粤西北的女性小滢，也给了我们很多冲击。她是一位公务员，做过街道办的妇联主席，在她的家乡，二孩率非常高，生了一个女儿就不生了的情况，是没有的。她说当地流行一句话，“生男孩能带给我骄傲，生女儿能带给我快乐”，意思是，女儿贴心懂事，很多人都喜欢女儿，但生儿子是为了应付别人。

小滢跟我们讲了她原生家庭的故事——她家为了追男孩，把她的妹妹送到了农村寄养，妹妹只完成了初中学业，草率地生下了孩子，还欠了网贷，过着和小滢完全不同的生活。

小滢对此是有感受的，她接受我们的访谈，说了很多蛮真实、由衷的表达，还写了一篇文章发给我们，记录了她妹妹被送走的过程，看了真的让人心里一紧。但她也反复说，这在当地“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可能只有这样合理化父母的行为，她才能好受一点。但其实，这是掩盖了妹妹被损害的事实。

我们还访谈了一位来自江西的三孩妈妈张乐。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她肯定是特例，她是中专学历，当过营业员和列车员，嫁到了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21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30岁之前生完了三孩。张乐说，自己其实并不算喜欢孩子，但在她心里，一直把生儿子看做一项任务。她丈夫说一个孩子都不想生，但她反而是更积极的那一个，她会一直跟我们说，“农村和城市不一样”。

在书里我们有写，在“追男孩”这件事上，张乐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加热忱，因为这跟她的切身利益有关。生男孩，有助于巩固她在父权家庭中的地位。

看了这些家庭，我们觉得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在这些多子女的家庭中，女孩的处境会怎么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孩能获得多少资源？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问题。

▲ 蒋莱。

家庭，也是权力斗争的场域

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介绍我们的研究时，都有听众问：“我们的被访者中，有没有人后悔生二孩的？”事实上，不止有后悔生二孩的，甚至有后悔结婚生育的。

有些妈妈会说后悔，但后悔也是无法言说的东西，一定有过，某些瞬间，某些崩溃的时刻，但那是说不出来的，“最苦的鬼是默鬼”。她们很少诉苦，最多就是闲聊的时候会说，“脑子进水了，要生二孩”。

我们访谈的这群女性，有自己的代际特征。她们那个时代，“剩女”这个词还很流行（书中原文：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多年间，“剩女”这个称呼对中国女性造成的婚嫁舆论压力一度十分严重，围绕于此的“逼婚”文化和“反剩女”歧视运动都引发过一次次热搜和争议），择偶时还没有太多性别视角，更多是“恨嫁”，怕嫁不出去。超过一半的家庭，妻子的最高学历都高于丈夫。她们想的是，赶紧找个差不多的、能聊的结婚就可以了，有些甚至都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结婚之后，不像90后和00后，她们几乎不会纠结生还是不生，第一个孩子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到来的，到了第二胎，才会深思熟虑生不生。而且她们会更自然地做出分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

她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职场环境，的确还是男性的发展机遇更多，晋升水平更快。我们的很多受访女性，很优秀，也好强，但她所在的环境里，是非常男性优先化的，同等条件下，通常是男性先升职。这一点大家都接受，已经内化了。对于收入性别差（gender income gap），她们接受起来没有太大的困难。

甚至是有少数几个家庭，丈夫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成了全职爸爸，我们也会看到，高学历、高能力的妈妈，也会维护传统的家庭权力关系，比如让丈夫管钱，当着孩子的面跟丈夫“讨要”零花钱，来树立丈夫的权威，小心翼翼地呵护丈夫的自尊。

（沈洋）但是在访谈中，有一个家庭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非常深。

有一对夫妻，都是985大学毕业的，他们的二孩是随母姓的，女方爸妈都是大学教授。女方我访谈了两次，她对老公有很多怨言，说他可以连续打8个小时游戏，生活里什么都不会，也不管孩子。其实很多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怎么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和妻子发生冲突，他会半夜两点给自己妈妈发消息问怎么办，是一个“妈宝男”。

但后来我又访谈了这位男性两次，发现他转变非常大——其实大多数丈夫都不愿意接受访谈，但他从建筑师转型成了保险经纪人，他愿意见我，也是把我作为一个潜在客户（笑）。我发现，他居然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变成了会做蛋挞的居家丈夫，还给我送了他自制的蛋挞。

这就是他妻子不断斗争的结果。虽然他可能对性别关系没什么反思，但妻子不断提要求，在这种强烈期待下，他也不希望家庭生活变得更糟糕，所以他做出了改变。所以有的女性觉得，丈夫是改变不了的，我觉得也未必。反而是要保持斗争，把离婚当做一个option，不糊弄自己，看出这个家庭的问题所在，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艰辛。

因为家庭就是权力斗争的场域，传统的性别分工就是更利于男性的，他就没有改变的动力。在这个小家庭里，女性不断去斗争、要求，再加上她有原生家庭的加持，才会促成这种改变。女性需要跟传统斗争，也需要跟其他家庭成员抗争。这种斗争真的是日常的、持续的。

比如在我这里，工作上持续有结果发表，是我和丈夫斗争的结果。像前两天，我去给我朋友送书，我们在外面喝下午茶，我丈夫突然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以为有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只是想表达内心的不平衡，他在带女儿打球，我在外面喝下午茶。他说，“你不要忘了你的母职哦”。当他出差的时候，我也会说，“你不要在事业上这么拼了，孩子都快不认识你了”。所以说，家庭内部是不断有斗争的（笑）。

（蒋莱）像我刚刚开始做女性研究的时候，大概2010年，我到很多场合发言，就会有男性学者提问：第一，“你老公是干嘛的？”意思是，你丈夫是不是圈内的，这很重要，他们想知道你在圈内的学术背景。第二，“你说这些话，你老公有意见吗？”我被问过很多次，当我表达一个关于女性领导力的认知时，他们会好奇，觉得身为一个丈夫，很难接受这样的妻子。所以当我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会很难接受刻板的婚育模式。

当然现在好多了，这样的话很少听到了，是一种进步。像“冠姓权”也是一样，我们这一代的人还在说“这怎么能接受”，但可能不久以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

这些年我自己的摸索、也是支撑我的信念，就是要敢于斗争，离婚永远是一个option，分开也是一个option。而且我未来会是一个绝不催婚催育的妈妈，我们会是这样的一代人。当孩子要婚育的时候，我们会说，希望你慎重。

最终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女性其实是弱势群体，但常常还容易撕裂。一些很小的分歧，阵营就拉得很大，会出现暴力性的语言表达。其实这背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失权者，你没有办法去批评强势者和上位者，只能骂失权者，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是共同体，应该看到和理解彼此，即使大家（在婚育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文中所有案例的主人公均为化名，与书中人物的化名一致。）